病床上的帕瓦罗蒂

病床上的帕瓦罗蒂

这个曾经气壮如牛的病人像牛一样大口喘气，咕噜着。一个瓶子在床头柜上晃起来。他的手曾经多么结实有力呐，现在像朽掉的葱条那样垂着。他倾力举起一只，试图揪掉蒙在他脸上的透明氧气罩。两个护士按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这部分依然结实有力，她们在他的胳膊里注射了一支针水。他慢慢安静了。

睡了半小时，恢复了原来那种洪亮的声音。“上哪去？”他说的是北方话。他说话几乎是吼，七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那时候必须吼，世界乱哄哄的，沧海横流，各种爆炸声喇叭声不绝于耳，不吼就没人知道你的存在。行军、战斗、开会、发言、吃饭……他吼个不停。他就在自己的吼声中认识了她。过来！晴天霹雳般的一声吼。她低着头走过来，首长好！像个桃。他们相当般配，他吼，她尖叫。他们吼叫尖叫着结了婚，婚礼上，大家吼了半夜。此后开始过日子，吼叫从来没有停过。她声嘶力竭地大吼着生下了三个孩子，现在一个都不在身边：一个在美国留学；一个在电话里吼，“我要考试！”；一个是聋子，什么也听不见。

她又被他的吼吓了一跳。他的吼在这一生中总是突如其来。她一生都在努力琢磨，却没法确定他何时会吼。他不吼就太安静了，家里就像停尸房，她害怕。他会对着一碗粥吼，对着酱油瓶子吼，对着窗子吼，对着伞吼……在医院里大吼比较自然，因为吼个不休的大有人在。可还是时时吓到她，她被吓得身体瘦小而胆大。“你莫吼，有话么好好说”，她尖叫着，像一只春天的，正在天空上拉屎的海燕。

护士被这剪断的、破碎的男高音惊动，冲进房间来，怎么了，您老怎么了？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护士是个“90后”的年轻人，声音小得就像一把扇子。她以为他得了阵发性耳聋，大吼起来，你怎么了？听得见吗？他吼道：拿纸来！拿纸来！

他是个大胖子，肚子高挺在他的头部。

她劝护士出去，没事没事，我老公就是个高音喇叭。你知不知道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在冰箱里面啃一只冰淇淋，一声不吭，他在保养自己的嗓子，他明天要去意大利广场唱歌，三万人出席。

他含混不清地吼着，拿纸来，拿纸来，我叫你拿纸来！她赶紧扯下几张卷筒卫生纸递给他。他一把把扯碎了。他身体有气无力，音量却毫无衰减，这种病例引起了医院的高度重视，派了三个大夫研究他。他们发现他的声带上有一条金光大道，而普通人的声带都是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或者花园，像厨房里的研磨之声。他们正在赶着写论文。吼声传到楼道上，惹得其它病房的人走来听，他们听得很仔细，争论着他是不是帕瓦罗蒂。一个说，不像，这个声音伤耳朵。另一个说，肚子像他。他吼起来，我不是意大利的帕瓦罗蒂。我就是帕瓦罗蒂！他们点点头，走了。

“你想我死呵！”“我要揩脸！”她这才明白他要的是洗脸毛巾，赶紧去卫生间取下来，开了龙头浇上水，拧干，走回来为他揩脸。她的手抖着，患着帕金森病。她长得像一只刺猬，而他长得像一位卡车司机。

她想过他出了车祸。想象她如何一个人孤独地睡觉，一个人悲伤地看电视，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她想在他死后搬到海边去，她知道那里有很多空房子，她在报纸上读到的。大海离这里很远，简直是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距离。

她嫁给他是完成一个任务。她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到底，她发过誓。

他慢慢好了起来。出院的时候，吼着，你是不是盼望着我死啊。开个玩笑，哈哈大笑。

你说什么呢！她一边尖叫一边挽着他去办出院手续。

“玉珍，往这边走！”他突然吼起来。她是那种“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的人，她尖叫起来，就像一把铲子在铁锅上刮那种声音，帕瓦罗蒂经常揶揄她是锅铲，她尖叫着：“老王，你的口罩掉了！”

呼 噜

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那时候世界上的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谄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什么型号的内衣，男同志彼此是知道的，女同志也是彼此了解的，就是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难题，领队的乱配鸳鸯，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

老辜是个斯文之辈，面皮白净，戴着眼镜，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就抬头笑笑，无论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小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了，还没有结婚。他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他拎起帆布包，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 我们住的是两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他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成一排放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这一套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用骨头制成的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都擦个遍，还清洗了鼻孔。然后他将剩水抬回房间，坐在床沿上，褪去有点发硬的袜子，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浸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迹。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那种呼噜呢？那个传说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着一切。那时候，七十年代末期，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岗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一条清江就在旅馆外面，白天都看得见里面的鱼，它们晃着尾巴，就像是在大街中央漫步。

我还没有怎么睡着，他就开始响起来，像是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收听、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截，那个波段放一截。先是像一种哮喘发作的风在穿越隧道，越来越近，突然停住，高起八度，变成了一头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嚎。然后，“某某电台现在报道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了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各种旋律此起彼伏，《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我们走在大路上》、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黑胶唱片上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声、小夜曲、长号，时而高音，时而低音，时而如哨子，时而“唵嘛呢叭咪吽”，时而闷雷，时而狮子，时而泥石流，时而狼嚎，时而乌啼，时而咯痰，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癫癫的，毫无理性，像一头被捆住的母猪龙，关在猪圈里被砍去鼻子眼睛发出的惨烈叫声。发疯的鲜血一边奔跑一边呐喊，他要喊多响就喊多响，根本不征求我的同意。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只是出乎意料，意想不到，令我啧啧称奇。我躺在隔壁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七十年代还没有洗衣机，所以旅馆的被子很少洗，一个星期洗一次，用搓板搓，然后晾在旅馆楼下的院子里。那个乐团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招魂，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个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住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水倒在搪瓷口缸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几根黑亮的胡须，又像一头黑猪竖着寒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这样的交响曲一个人独自欣赏未免也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了每个房间，只是由于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呵，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一一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穿衣服就来。反正醒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水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像一具尸体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人完全是两个人，白天的那个是他的面具，这个才是真身，一位大师。我们跪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按下了录音按钮。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下五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像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噗通，像堵墙倒在地上，头颅像失去了脸的面具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自己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的眼睛在枕头上眨巴着，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七十年代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一个人，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马上放给他听。一头猪在叫唤，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它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有得起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乌鲁白勒……他笑着发出来一串像是沼泽上的气泡的响声，与录音机里的歇斯底里毫无共同之处。“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八位听众，包括后来进来的女同事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作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斩钉截铁。

坚决不承认。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我们各司其位，模仿了他的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前音、舌面后音、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清音、浊音、不送气、送气……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地、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布鲁斯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了。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比它更加完美，连磁带上固有的影响保真度（评价一个电声系统是否达到高保真，要看该系统是否能逼真地重放现场的声音和音乐）的摩擦导致的谐波失真；信号噪声比、互调失真；相位失真……这些录音机必然产生的缺陷都不存在了。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今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无一遗漏，准确到位。就是杀人那场戏，我们也照演不误。周围的听众无不起立鼓掌。太精彩了！是一致的评价。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是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我们筋疲力尽，七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子。他耳朵内部安装着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任何鼾声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颗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口缸站起来走了，临出会议室，将缸子里的渣滓顺便倒进垃圾篮里，甩了几下，原来这小子喝的是枸杞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