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两种态势

为国为民

——《绳技》中的“侠”

如果说邱华栋的《十侠》前面八篇基本上是围绕单个侠客展开叙述的话，那么到了第九篇《绳技》，便有了明显变化。它描述的是“侠”的一个小群体，即故事讲述者和参与者“我”（建文帝的护卫统领）、民间高手老林（擅长土行术），以及老林的女儿红莲（绳技大师）。并且，“女侠红莲”因为最后依靠绳技神奇助力皇帝逃脱，成为这个故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而三位侠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朱棣的军队斗智斗勇，为的是搭救建文帝朱允炆（恭闵惠皇帝）。无论后来明成祖朱棣如何了得（也有争议），但毕竟背负了一个藩王乱上的罪名，也就是说，在当时，朱允炆才是正统的皇帝。《明史》曾赞其曰：

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1]

史书对于“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生死并没有定论。建文帝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当然，后世流传有“自焚而死”之说，也有描述其成功逃出南京城后“出家为僧”“遁入道门”等的说法。在《绳技》中，作者显然是站在赞赏和同情建文帝的角度，让其在三位侠客的帮助下，于南京城的战火中成功逃脱。这样的视角，源自建文帝的正统皇位，也包含史书上评价的以儒学为本的轻法、削藩、减赋等对老百姓有利的仁爱宽厚之君的品格。基于此，小说以“靖难之役”史实为大背景，虚构三位侠客奋不顾身解救朱允炆的壮举，体现的乃是“侠”在历史流变中“为国为民”的大义精神，这便是小说《绳技》中建构的“侠”的第九种态势。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侠客小群体里，第一次出现了女性形象。这在“侠”的历史流变中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英武的女英雄，比如代父从征的花木兰、挂帅的穆桂英，等等。《绳技》因为有了红莲这样的女侠形象塑造，使得“为国为民”的“侠”的小群体态势，在刀光剑影的呈现中，多了些许温暖与柔和的基调。

《绳技》把故事背景放在了燕王朱棣取得胜利的前夕，一开始就制造了比较紧张的气氛。朱棣一路南下占领扬州直逼南京，令建文帝朱允炆和满朝文武十分急躁焦虑。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形，却是通过隐藏的不知名的叙述者进行讲述的。从小说叙述架构上来看，有点做空叙述者的嫌疑，但随着后来真正的叙述者“我”的出场，让前后叙述突然被打通了。这种具有双重模糊叙述感的设置，形成了与双方战事时局对应的空间双线紧迫感，也为“侠”在历史流变中的精神再造开拓了新道路。

为突出红莲作为女侠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叙述者“我”还未真正出场前，小说有意安排了庆成公主（朱棣的堂姐）去找朱棣议和，表现出在国家危难时刻，巾帼不让须眉的责任担当。尽管由于朱棣的奸猾，庆成公主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作为女性，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能够挺身而出，也足以让她展现出女侠的某些特质，同时，也为后来红莲的出场，做好了一个引子。女性在侠义精神的践行上，有时绝不输于男性，甚至在《绳技》这篇小说中，女侠红莲所表现出的勇谋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还略高于男性。

“我”作为小说贯穿始终的特别人物设定，不仅仅是建文帝的护卫统领，更是历史清醒的观察者，以及建文帝逃脱事件的具体策划实施者。换句话说，“我”是小说作者为突出侠之“为国为民”大义精神的代言人。因此，“我”自然就成为了助力建文帝逃出南京城三人侠客群体的组建者与领导者，“我”代表的自然也就是为体现“为国为民”流变态势而作出诸多努力的“侠”的形象：

我是建文帝的护卫统领，我相信高手还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现在庙堂里他们的本事就在于天天吵架，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毫无帮助，而我要为建文帝想到最后的一招，那就是出逃。[2]

出于对建文帝与燕王战事未来局势的预测，在朱棣军队占领扬州后不久，“我”秘密寻找民间武林高手的任务就开始了。这里，小说作者一再强调高手在民间，一来是为老林和他姑娘红莲出场做好铺垫，并且，来自民间的高手是更值得信赖的“素人”；二来也是对建文帝手下文武百官的暗中嘲讽，毕竟，在“靖难之役”之初，无论是军队实力和舆论导向，代表正统的建文帝朱允炆完全占据着优势；第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借用民间高手拯救一定程度上更维护老百姓利益的最高统治者，这对表现“为国为民”大侠义精神态势，具有更为实质性的证实与阐释。不过，“我”的寻找也颇费周折，在南京郊区的集市上，“我”分别发现了练习梅花桩、沙包功、拍打功、轻功、扫堂腿、翻腾术、空手夺白刃功法的人。可见，这些传统中华功夫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民间一般高手的能耐，也暗示着真正的高手或许就隐藏其间。那么，作者赋予“我”作为三人侠客小群体之一要表现“侠”的“为国为民”态势，就有了一个良好的依托开端。

但真正民间高手的显现却颇值得玩味：

我就上前问：“你家姑娘年方十几？还有什么绝招没有？”

身穿粗布衣衫的汉子看着我，“我家小女红莲，年方二八。绝招？当然有了。但不给钱，不表演。”

我掏出了一锭银子：“这点银子，够不够？不够再给。”

汉子说：“够了！那就让红莲给你表演个绳技吧。”说罢，他从身后的一个袋子里取出一卷指头粗的绳子，交给了红莲姑娘。[3]

以上是“我”在看过女侠红莲蹬碗表演后，与她父亲老林的对话。老林的穿着和谈钱的直率，说明这对父女物质生活的窘迫。像这样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尚且生活如此，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建文帝惠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无疑是为了让老百姓活得更自由更美好些；而燕王朱棣所谓的以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伐之”[4]之名向建文帝开战，实则是不满建文帝的亲民改革，特别是削藩之策。由此，“我”为建文帝寻找民间高手的举动，以及后来老林和红莲追随我帮助建文帝逃出南京城，就有了“为国为民”的正义动机。

观看完红莲的绳技表演后，“我”在惊诧中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未来需要的民间高手。之后，老林对我说起“因北方战乱，燕王起事南下，战事不断，他带着女儿才逃到了南京。”[5] 此番倾诉，把民间疾苦的原因，指向了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当“我”得知老林会土行术时，不禁喜出望外，绳技加土行术，正是逃脱南京城最迫切需要的武艺，寻找民间高手的任务总算得以完成，三人组成的侠客小群体也就妥了。这为稍后搭救建文帝，展示“为国为民”的“侠”的技艺和精神，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想，一旦建文帝到了危厄之时，这对父女就能派上用场了。他们的土行术和绳技都是绝技。作为建文帝的护卫统领，我必须替主子着想。建文帝优柔寡断，燕王朱棣的人马步步紧逼，早晚南京城会有一场谁都无法预料的血腥之战，必须未雨绸缪。[6]

“我”在表现“侠”的第九种流变态势时，和老林及其女儿红莲稍有不同，“我”做的是组织策划工作，需要的是谋略与胆略，以及识好人用好人，但我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助力代表着正统皇权与人民利益的建文帝朱允炆。而老林和红莲，需要完成的是在历史事件的某个环节中，利用自身的武功智慧，以及精神勇气，体现出“侠”之大义。小说作者有着相当高明的叙事技巧，不急于接着写老林和红莲之事，而是插进建文帝与燕王两股势力之间的重要战况，并刻画了相关人物的性格和表现。这就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历史厚度，也为最后老林与红莲的再次出场，作足了准备。同时，这样的插叙与展开，从侧面凸显着“侠”在一定历史时期，作为群体态势的丰富性，只不过有些具备侠客精神的人物参与度高，有些参与度低，但无论是像恒星那样持久，抑或像彗星那样短暂，在历史的天空中，侠客及侠客精神的独特存在，为黑夜的照亮，皆奉献着光芒。

围绕六月的渡江战役，作者写到了燕王朱棣祭江盟誓的虚伪（明明就是为了夺皇位，却故意说是清君侧），方孝孺的文尽忠而武无能，盛庸水师的奋战兵败，陈瑄水师的投降，兵部侍郎陈植的忠义，金都督的临阵变节，等等。这其中，作者有几个细节抓得精准圆熟：比如，尽管燕王朱棣是按照反面形象来刻画，但朱棣杀掉了关键时刻毫无节气前来投降的金都督；相反，对于尽忠效死的对头兵部侍郎陈植，他却下令用最好的棺木盛殓，大张旗鼓厚葬于白石山。虽然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如此叙述也使得朱棣这个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立体而丰满。还有建文帝朱允炆，作者通过他性格的多面性，将一个宽厚仁慈却无计可施的失败帝王性格写活了：

一向有些优柔寡断的建文帝，在廷议的时候反而坚毅了起来。他说他倒是不怕死，但担心的就是南京的臣子和老百姓。有的大臣建议，说皇帝陛下得赶紧走，劝说他立即南走浙江，或者去湖南也行，总之南京是要放弃了。

建文帝没有了主意，控制不住情绪，在大臣的面前痛哭了起来。[7]

此外，作者在建文帝再派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常，偕同亲王谷王和安王一同去找燕王谈判，表示愿意割地求和时，却遭到朱棣的讽刺：“两位兄弟亲王，建文帝的削藩都削到了你们头上了，你们来做说客，脑子是不是有病啊？”这样的人物语气表达，颇有现代感，表现出燕王朱棣的凶狠残暴、狂妄自负和不可一世。

燕王部队包围南京城后，建文帝在“我”劝他赶紧逃走时，仍然很坚决地要与南京共存亡。到了燕王部队杀进南京城，并扬言“谁先杀了建文帝，谁就是头功一件”时，“我”再劝建文帝：“人心已经散了，人心都在陛下这里。可燕王如狼似虎，与其死在他手里，不如现在就走吧！”建文帝不得不面对现实，但如何走？这时候，老林和红莲自然出现了，三位侠客开始了协助朱允炆走出南京城的生死大逃亡。“侠”对于“为国为民”态势的具体呈现，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我”的计划下，女侠红莲首先给建文帝化了妆：

红莲姑娘手脚麻利，她用剃刀三下五除二就把建文帝剃成了一个秃瓢，然后拿出准备好的黄色僧衣，让建文帝穿上。

建文帝穿上了僧衣僧鞋，苦笑了一下：“还真像个和尚。可是我这么出宫，目标不是更明显了吗？”[8]

光化妆当然不行，“我”还安排了几百个和尚，以便化了妆的建文帝混在其间，这体现了“我”作为计划组织侠客的谋略。当一群人顺利通过第一道城门后，暮色低沉下的南京城内火光熊熊，“抓建文帝”的喊声此起彼伏，作者借“我”之侠心，袒露了对于代表正统与正面形象的建文帝的复杂感情：

我紧紧地护卫着建文帝，我能感到他薄弱的心跳，感觉到他外表很平静，内心里却很悲凉。我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坚毅在一点点增强。他明白，现在他必须要活着逃出南京，才是对燕王朱棣的最大否定。[9]

既然面上已经兵败，那么唯一还有希望东山再起的途径，就是建文帝朱允炆能活着逃出南京。为此，三位侠客必然不惜一切代价。这意味着正统与正义的接续，同时也是“为国为民”侠之大义的体现。所以，三位侠客不顾生死，千方百计护卫着建文帝到达第二道关卡后，由于燕王士兵封锁，道路水泄不通，“我”不得不启用第二个方案，走暗道。

此时，土行术高手老林接续上场了，他已提前挖通暗道，连通贯穿南京的汊河，直通秦淮河，体现了他作为“侠”的另类非凡技能。其间，女侠红莲又给建文帝再次化妆，使其成为一个身穿淡蓝色衣裳，脚踏轻便布鞋的布衣男子，这也展现了侠客的足智多谋。

在钻地道逃亡过程中，仍有三个细节令人动容，一是借“我”之眼看见建文帝的眼神于地下黑暗中亮了一下；二是老林拜见建文帝时泪如雨下；三是建文帝让几人不要客气，以后按朋友称呼。患难见真情，无论身份地位，在人性的面前，在“侠”之“为国为民”的大义精神面前，袒露出了底色。这种生死与共的逃亡，既让“侠”的超然义举染上了些许悲壮，也让“侠”的精神内涵获得了历史的拔高，更让《十侠》这本小说的写作，获得了历史流变中，“侠”各个态势的共鸣共振。特别是为护卫建文帝，划船的老林被箭射中后，年方二八的哑女红莲泣不成声时，侠客老林喊出了“为国为民”而舍生忘死的勇毅坚卓的最后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