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与M

M

我和M认识于我入校后的第二年。当时我们都在一所三流学校读书，都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不同的是，他比我大两届，共参加过两次，第一次未曾获奖，第二次获一等奖;我参加了一次，并未获奖。据说中文系至少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参加过该比赛，但并非出自对写作的热爱，更多是因为保送条款。待到我那一届，保送魔力早已荡然无存，四分之一的同学都有拿奖经历，却全都混迹于这所三流学校的三流专业，除少数还保持着写话剧、写小说的热情，更多人就此停笔，完全忘记了文学这件事。

作为八零后最初期的那批作者，M不算获得新世纪红利最多的人，但也是获益者之一。他有点名气，但被最出名的几个轻易盖过。他和他们中的几个成了朋友，如果作者来学校做活动，他必是嘉宾。他写青春小说，读者不算多，但无论如何，比今天多。我进学校时他刚出第一本长篇小说，之后是第二本。我们对他的普遍看法是，才华有些，但更重要的是很勤奋。第一年我还不认识他，通常只隔着距离远远看着，他在主席台，而我在观众席。我记得，他经常骑着一辆捷安特飞快穿过学校，白色衬衣被风吹起。第二年他成了我学姐的男友。好像那个时期开始，我们熟悉了起来，但也只比普通校友好那么一丁点。

有天我去虹口，七月还是八月，也许是去当时男友的家中。学校地段偏僻，地铁尚未开通，去市区至少得转两次公交。上车后，我看见他坐在最后排。人很少，他身边还有空位，于是远远招手，招呼我坐过去。车程至少需一个小时，他主动谈起他和我学姐之间的关系，也谈到和其他女孩之间的关系，显得坦率且直接，最后总结道，大学恋情是乏味、短暂、不牢靠的，无非在一个阶段内打发时间而已。然后他又说，可以的话，他当然还是希望找个有钱的女孩，因为可以供养自己的写作。说到这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还有一段路才到，他问我最近怎样，我告诉他，不算很好啊。他便不再问下去，而是将MP3打开，递来一只耳机。我接过，跟他合听里面的曲子。直到他下车，我们都没再说话，只有音乐贯穿始终。

他从大四开始负责一份杂志的约稿，也参与校刊的编辑。有次他在网上忽然问我，是否有合适的篇目。我此前并无投稿经历，但很高兴能够发表，于是给了他一篇小说，一些随笔，还有一则文学问答。小说属于新历史主义，不长，约六七千字，写得很拙劣，随笔是关于饮食和服饰的俏皮话，也有关于中国戏剧里男女性别错置的探讨，模仿的是香港专栏作家风格，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洞见。问答则是关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可笑的是，文本本身成了布鲁姆观点的实证），也可能是别的，在问答中，我引用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以及罗伯·格里耶1984年关于小说的笔记（“我写小说是为了驱逐我与之势不两立的灵魂，一个作品不应该像某个盲目服从神圣法律的法官，恰恰相反，它应公正地揭露和精确地再现它正在与之作斗争地多重不可能性……”），但和最后结论（“小说试图以纯粹向内和属己的记忆探索存在之意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诘屈聱牙是当时流行的弊病，我不幸沾染，还自以为是。还有一篇关于文学到电影改编的比较论文，以《妻妾成群》为例，谈到显性的男性视角如何被摄影藏匿，最终变成了集体的窥视等。所有稿件都拖了很长时间（两个月，也可能是三个月）才刊发。我和一个我钦慕了许久的女生刊发在同一期，很容易能看出彼此间天赋的巨大差距，这多少令我有些灰心，但好在还谈不上绝望。

再见他是2009年，我尚未毕业，正在H市实习。他当时出了第三，也可能是第四本书，同时还在主持一本杂志，内容同样是青春期的爱和忧愁。这种书在那几年间十分流行。大部分投稿作者很年轻，十八九岁，文后会附上他们风华正茂的照片。我们是通过社交软件再度联系起来的。他告诉我，毕业后他并未找工作，而是继续自己的全职作家生涯，所获收入应该勉强可供生存。不过他的处境比我后来了解的多数作者都好，很多作者在最开始写作的那几年连吃饭都成问题，只能依靠借钱生存。他也穷困，也潦倒，但并不缺乏女孩的爱。总有女孩心甘情愿地和他在一起。七月下旬，他发来消息，说正在写一部书稿，还没写完，写得很疲劳，亟待休息，近邻H市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想知道我能否接待。我在办公室想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第二天早上他到了，说想去爬山，还想去一家知名的咖啡店。咖啡店位于宝石山半坡，店主以前曾是省文学院院长，去世后许多作协活动仍会在店里举办，以支持其遗孀生意。也有人光顾，是因为店主夫妇数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故事一度在市民中流传甚广。我不知道他也感兴趣。从办公室到那边差不多花了我半小时，车辆停下时，他就站在山脚下，背着一只灰色法式背包，看起来很沉重。人干瘦依旧，因为身高的原因，看起来更瘦。我们费力地爬到店里，他要了一杯拿铁，即拿出笔记本开始写作，完全不受外部影响。我要了一杯摩卡。饮料普通，并无特色，但从那些老式的雕花窗口可以看见大片竹林。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休息，从背包内取出烟盒，抽出一根女士烟，很快抽完，接着又是一根。他抽烟的姿态让人觉得他不是出自尼古丁瘾，只是工作，写作也跟热情没有关系，同样只是工作。我想起那几年，他努力建设自己的声名，在校内，在百度，比所有人都有动力和目标，但仍让人觉得他缺乏根本的热情。而我们当时所说的才华，也许就是指某种不顾一切的热情。眼下他正和过去一样，某种程度上令我颇受安慰，甚至不知这宽慰从何而来。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一部青春小说，关于高中生活，我不甚客气道，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毕竟我们正急切地步入下一个阶段不是么？毕竟我们的青春期早就结束了不是吗？他笑了笑，并未显出被冒犯的愠怒，相反地，他温和地答道，是可以，我会衰老，但总有人会是十七岁。这个问题我不是第一次想到。说完他用勺子搅动咖啡，喝了一口，之后继续写作。五点多，我们下山，前往白傅路的一家餐厅吃饭，然后我送他去酒店。不止我，也许他也在想，总算结束了。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酒店在里西湖，靠近茅家埠。在我离开前，他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我说，你又不喜欢我。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又说，其实是可以的，是有点喜欢的。等我到家，他给我发来一条长短信，不知能否算情书。我读完后心想，M确实只是说说的，句子毫无情感可言。M可能从未真心热爱一样东西。甚至连爱本身也是。第二天，第三天，他一直在那家咖啡店写作。我借口有工作，未再陪同，走前他告诉我，要回去了，现正在车站。我说好。没人提及短信的事。

过了差不多十年，也就是2017年七月，我回到上海，在一栋老式别墅内参加一场文学活动。活动现场人群密集又混乱，大部分是前来纳凉的老人。我忽然发现他站在最后排，戴着一顶白色巴拿马草帽，双手插在卡其百慕大短裤的口袋内，像是刚从南美海边度假回来，只不过度假是在室内完成的。当天气温接近三十九摄氏度，听众拿着资料纸不断扇风。他远远朝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待会儿找你。中场休息时他坐到我身边，介绍他身边穿红衣的女孩，一个年轻的编剧，也写小说，漂亮，且气质独特。也就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他老了，跨过青春期，直接到了眼下这样一个阶段，不再年轻，已有疲态;虽然轮廓、五官并无太大改变，甚至着装、身形，也几乎一致，但和二十岁时已完全不同。我想他大概也是这样认为我的。他说，刚知道你回来，有空一起喝茶。我说好。半个月之后，他说在我公司附近，如果有空，可以一起吃晚饭。我下楼，和他在一家云南菜馆一起吃了餐饭。他吃得很少，跟过去一样。吃完还早，我们便找了家连锁咖啡店坐着。

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结过。在我说时，他自始至终都露出一种审视且莫测的笑容，好像这些年历经太多，对于结果已有预计。然后他说自己也快结婚了，随即从手机里调出未婚妻的照片。长相仍是他一贯的审美。我夸赞几句。他说道，还可以，人还不错，比较可爱。我告诉他自己也在写小说。刚刚开始，也可以说重新开始。他说是吧，那很好。就像一个老手对新手正常的鼓励。然后他又说，我看见你和X在一起。我说，啊，是，我们是朋友。他说，我和X是在国际文学周的时候认识的。仿佛为了解释，我说，我们是在一次培训活动中认识的。他说，那很好。就是神奇。我说，是的，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认识。他说，人和人的交汇就这样，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久到我再度疲惫不堪，不得不说，太晚了，还是走吧，我还得改稿。他评价道，状态很好，但勤快并没什么用。我说我很同意，确实如此。

在送他去坐车前，他似乎忘掉了我们早年关于写作的分歧，以及那次不够愉快的探讨，也可能他压根未曾记得。他主动跟我说起最近在写一个作者观察，体量必然是一部长篇，关于早年的八零后作者以及他们的时代。这些年我接触了太多了，他说，那些境遇，那些转变。他站在垃圾桶边，磕了磕手里的烟灰，充满感触。天空忽然下起小雨，我们沿着商场有限的檐廊慢慢走着，他说车子很快就到，但直至走到尽头，车子也没来。他改了主意，决定去坐地铁。我站在檐下目送他渐渐消失，心想也许那个长篇会很难产。它看起来并不想写给现世。

回去后他给我发来一部长篇小说，询问是否有改编可能。小说应该是其二十岁出头时写的，也可能是那次在H市写的。这次读倒不像以前，重读时我找到了某些优点，例如单句写得流畅详细，对白和情节推进颇为利落，某些部分的描写和抒情还算准确。退开一些距离，去看待我的青春期，去审视高中和大学生活，那些抒情是可以成立的，就好像一个人在充满光线的屋子待了很长时间，他并不会觉得周围存在什么值得诧异的事，等他离开，再次进入，他会在睁开眼后，重新注意到那些细节，如油漆，书籍，柜子的木框架，等等。小说并未通过，我告诉了其结果，M没再发来小说。

我和R在一座北方的海滨城市说起M的故事，部分清晰，部分模糊。模糊的是我觉得迄今仍然很难诚实讲出的部分;清晰的也许只是记忆的重构，一幅画以其局部替代了它的全部。当时我们正经过中山路，试着冒险穿过红灯，去向一个夜宵摊。也可能我们并无目的，不过以居所为圆心，四处闲逛以打发时间。八九点钟，店铺接近打烊，只有少数日料店还开着，红灯笼在夜色里很显眼。几个女孩从我们身边经过，漂亮，也时髦。居所对面是各类涉外酒吧，Wendy Bar ，Venus Bar，名字起得漫不经心，无论作为中文抑或英文，招牌也很简陋，木板上挂着彩色字母灯管，门口放着一张高凳，或是一块荧光黑板，仅此而已。我们通常只是经过，从未想进去。但一次R忽然谈起酒吧充场生意，问我了解么。我说了解且干过。大二时我曾做了一个礼拜的酒吧兼职，充一次场收入是三百块钱。那间酒吧至今还在，店里并没什么客人，坐也只是枯坐，黑暗中的烟味和酒精味浓到呛人，音乐震耳欲聋。到家时我总觉得耳膜有受损前兆，像从迷幻宇宙里转了一圈后快速降落。每天我躺下休息时已近凌晨。那是2005年的夏天。我和第二任男友在一起，他除了情感不忠，还有家暴恶癖。有次我们因琐事争执，他重重扇了我几个耳光，之后用皮鞋不断踢踹我的大腿和小腹，我倒在地上后，他也未曾罢手。意识模糊的时刻，我感觉鼻腔和眼角不断渗出液体，一度以为是血，后来发现仅仅是黏液。我说不清当时为何一直没有分开。可能恋情已抽光了我所有的力气。分开和离开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力气。我对R说，一段糟糕的情感关系很容易毁掉一个女性。他说是的，是这样的。然后，我跟他讲起一个忘记名字、早已失踪的女友，她当时也不过十八九岁，头发很长，肤色很白，是当时跟我一起在夜店打工的女孩之一。每天五点半，下完课后，我们先转一趟公交，再乘坐同一班地铁去市区。有一段轻轨路，经过时往往正值日落，黄昏的光线布满整个车厢，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去向，都像在浓重的夜色中。一切都不会变好了。我想。那个女孩喜欢的男生正是M。她每天都跟我讲M的故事，却不清楚M并不爱她，还在追求其他女孩。我跟R说，这件事基本毁了她。你不知道有时情感会怎么毁坏一个人，它会变成匕首、绳索、火药，插入心脏，深入骨髓。

我和R来这里，至少探讨和计划了几年。我以前在书里曾读过冬季的人们在冰冻的海面上燃放烟花的盛景，以及从悬崖壁边跳进海里游泳的场景，但计划总因层出不穷的情况不断延迟，或搁浅。当然，这些年的停滞、崩溃、垮塌，一直在反复进行，并不止是计划。某些境遇一度令我联想起2005年的夏天，意识到命运的不断往复。直至七月，某一阶段告一段落，但我们都深感疲惫。最后，我们选择乘坐火车前往，错过了在空中俯瞰海岸线的机会。上车前一个女孩问我，是否一个人，能否换座，然后她指着前排的女孩说，我们是一起的。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也有同伴。她深感失望，之后的旅途，两人通过座椅间隙交换食物和汽水。R一直坐在旁边读书，而我则透过玻璃，看见沿途长满藻类的水池，紫红色的盐碱植物，以及丝状的白云。并没有看见什么海岸，我只能把他看了一半的书拿了过来，继续读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