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一枚从秦汉寄出的“邮票”

这是一座因“邮”而得名的城市，与古代邮驿、邮政、古驿站紧密相关，别称亦作“秦邮”。我们此行的首站，便是追溯汪曾祺创作的种子——高邮汪氏故居。如今老建筑还在，只是“换了人间”。当地研究汪老创作的“汪迷部落”，有位姚维儒先生根据其作品绘制出《汪曾祺故乡旧时足迹示意图》，从图上可见汪氏家族当年在高邮是旺族大户。在《我的家乡》一文中汪曾祺说，“为什么我小说里总是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对汪先生有个评价：“他曾说自己是个儒家，其作品也确实有儒毅温和，悠远之味。但那不是朱熹的儒家也非马一浮的儒家，而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沐浴的儒家，这中和之音和冲淡之曲，也有对人性的拷问。带着清灵的爽意，引人到自省的高地去……”汪曾祺先以其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闻名全国，此次前往高邮，笔者心心念念想去一睹《大淖纪事》的事发之地。小说中江南水乡的自然生态和风俗民情留给世人深刻的印象。

“大淖是一大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

同样也是六月一天，笔者由“专业汪迷”姚维儒先生陪同，探访了神往已久的大淖。时值正午艳阳高照，一行三人沿着曲径通幽的小巷，穿过二条小街七拐八拐来到了一片灰绿的水面，目光所及远远地有座小桥立在前面，四周空旷无人，在阳光照耀下前方水面似有淡淡水蒸气浮动。水面比起北京的什刹海要小很多，四周水上也见不到茅草和芦荻。岸边铺着砖石，见不到泥土，更像为城市配套的人工湖，这多少有些令人失望。

回程的路上倒是有了意外收获，我们顺着小巷居然“撞进”了汪曾祺的妹妹家。在那条窄窄百米长的小巷，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背阴的小客厅中，汪丽纹和丈夫金家瑜热情地招待了我们。金先生高高瘦瘦，谦逊平和，汪夫人一头白发令人想起慈祥二字。两位老人一位91，一位84，安静地坐在简陋干净的旧布沙发上，墙上挂了一幅汪曾祺放大的黑白旧照。此情此景，颇有时光倒流之感。从两位老人那里得悉，上世纪80年代汪先生回乡探亲时，曾动过落叶归根的念头，向当地领导申请退还一间祖居小屋以度晚年，遗憾终未如愿。如今一座地标性建筑“汪曾祺纪念馆”倒是拔地而起，这一结果不禁令人唏嘘。

翌日笔者应邀参加了熊纬书先生旧居的挂牌仪式。熊纬书老人生前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具书编辑处副处长，兼江苏省历史协会理事。老人还在少年时，曾拜山水画家黄伯芗为师学山水画，青年时拜北平大学教授、中央国画馆副馆长徐操为师学书法山水，后又拜赵元成学习诗词。抗战爆发后，熊先生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行营公署任张群秘书（1940年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并上书建言修史。

“文革”时期，年近六旬的熊纬书被下放到高邮张轩乡兴无大队，在此地十多年如一日，以书画自娱，以手写心，逐步形成了自已特有的书法风格。

熊先生晚年客居高邮，除了研习书画，还收了个徒弟，在扬剧团里唱武生的吕居荣。当年吕居荣隔三岔五或夹着几张宣纸，或拎着两条刚上岸的杂鱼上门学字。这像是自春秋时代便流传在文人间的古风。只不过孔子那时流行的束脩牛肉干。这也令人想起当时一样居住在高邮的汪曾祺，在其《鉴赏家》一文中，讲述了画家季匋民和鉴赏家叶三因画结缘，成为知音的故事。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给别人送果子是为挣钱，给季匋民是为了爱他的画。季匋民画完了画，提笔给叶三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吕居荣在熊先生处每次交过作业，再领先生画好的十几张小画回家去临，用手臂的肌肉记忆掌握技艺。熊先生百年后，吕居荣四处收购老师遗作，并从画中意境和题诗里去找寻老人的精神世界，意欲经过30多年岁月洗礼后，可以与恩师在另一种维度里偶遇、对话。

熊先生以砚为田，课徒20余载，将一个地方戏武生，改造成书画人才，更足可见知音难觅。

像是合上一幅文人画卷后又开启了另一幅。离开熊先生故居，“大居”（吕居荣的别称）又领我们来到高邮老城区，拜访书法大家杨汝祐先生。杨汝祐是汪曾祺的娘家侄儿。杨先生年近九旬，高高瘦瘦，目光温和，但握起手来苍劲有力。

老人忆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回乡探亲，与他一家见面叙旧，重逢了母亲家的亲人。汪先生见到了文雅端庄的侄媳，心情大好的他特意留下一幅扇面“几生修得到梅花”（杨夫人名叫任俊梅）。在家乡盘桓几日，汪先生为杨汝祐写下一首归乡有感的诗：“晨兴寻旧郭，散步看新河。锭舶垂金菊，机船载粪过。水边开菜圃，岸上晒萝卜。小鱼堪饱饭，积雨未伤禾。”一派宁静田园风光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如临其境，更可感受到汪曾祺渴望归乡之切。

杨汝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杭州地质研究所工作，理工科出身的他偏爱书法，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参加书法比赛，随着时间推移，眼界宽了，功力也见长。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行草书法在展览中常与沙孟海先生的作品相伴。当年一同参展的名家还有吴茀之、禇乐山等人。杨汝祐先生的书法似是他的无心插柳之获，可其付出的心血却是旁人所不知的。

我们怀揣着汪曾祺的文学景观，按图索骥，走访高邮，某种意义上亦可算是“故地重游”。沿途上又有吕居荣、姚维儒以及当地宣传部门、文联的领导和诸多好友相伴，由此才得以见证了传统文化在高邮的薪火承接。

我更加相信的是，汪曾祺和熊纬书两位先生也定能看到，他们身后是不寂寞的。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