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思维视角下的孙吴建国历程

摘 要：  从关系思维视角出发，孙吴建国历程即是孙吴君臣关系的形成过程。孙吴君臣关系经历了从将佐关系到君臣关系再到皇族网络的三种形态变化。由于缺乏权势，孙氏将领与佐吏仍处于“亲”的双向选择阶段，将佐关系并不牢固。随着江东基业创建，孙氏权势提升，佐吏群体扩大，将佐关系日趋稳固并向礼仪型与信—任型君臣关系分化。由于威望大涨，孙权与臣属的关系渐渐呈现出“宠”的单向主导。因争宠、失势引发的暨艳案间接催生了君臣关系的特殊形态：皇族网络。通过广泛联姻，大批孙吴重臣被纳入皇族网络，实现了君臣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至此，孙吴政权的核心秩序构建完成，孙吴终于结束了建国历程。

关键词： 孙吴建国;关系思维;君臣关系;暨艳案

田余庆先生在名篇《孙吴建国的道路》中曾指出孙吴政权最初呈现出江东集团和淮泗集团的对立形态，孙吴建国即是一个政权江东化的过程。田先生深赡的文章一度激起学界探讨孙吴政治集团形态的热潮。前贤时人研究孙吴建国问题的成果虽然宏富，但多数无法冲出田先生文章之藩篱。近年来，随着中古史研究反思的展开，学人渐渐意识到“政治集团”范式的缺陷，尝试从关系视角切入中古史问题，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日]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30页;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224页;仇鹿鸣：《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7页。）侯旭东先生近来提出了“关系思维”，并用之探讨了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参见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这就为孙吴研究打开了一条思路。与“一朝历史”不同的是，“建国历程”存在一个皇权从无到有的过程，引领历史展开的不是皇权塑造下的君臣关系更迭，而是皇权构建中的关系演进。这也是从关系思维考察孙吴建国历程的关键所在。

一、孙氏三代将佐关系的演进

在赤壁之战爆发之前，孙吴政权尚处于草创阶段，因此还不能使用“君臣关系”一词。孙氏父子三代久在军旅，与部下相处，双方呈现出将领与佐吏的关系，简称将佐关系。

首先来看孙氏将佐关系的发展过程。孙坚出身低微，以军功出任长沙太守，组建起孙氏佐吏的最初班底。“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94页。） “坚始举事，（孙）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三国志》卷五一《吴书·宗室传》，第1205页。）将佐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业缘关系，“乡曲”“宗室”的记载表明在关系缔结过程中血缘、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交织。“孙坚的武装组织是以掾史群体为核心，在同宗和任侠等关系下结成的一批社会力量”，（ 林昌丈：《社会力量的合流与孙吴政权的建立约论》，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第4页。）小吏出身的孙坚常年与掾史交游，双方很容易缔结将佐关系。可惜孙坚英年早逝，阶层跨越带来的交际红利主要体现在孙策主政时期。“坚子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第1259页。） “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第1102页。）名士张昭与孙策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孙策“待以师友之礼”，（《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注引《吴书》，第1220页。）“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第1101页。王永平亦意识到孙策在广陵交游士人的问题，并将广陵士人和避乱渡江者视为广陵地域集团。参见王永平：《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319-337页。）孙策与士大夫的交游，引入了趣缘关系，扩大了佐吏群体，推动了将佐关系的多元化。孙策平定江东，直接缔造了孙吴基业，将佐关系也日益复杂化。除了血缘、地缘、趣缘等关系与将佐关系的交织外，（血缘关系与将佐关系的交织，如同宗孙贲为豫章太守、孙河为庐江太守。参见《三国志》卷五一《吴书·宗室传》，第1210、1214页。地缘关系与将佐关系的交织，如同乡凌操为破贼校尉，陆绩为宾客，吾粲为曲阿丞，全柔为丹杨都尉。参见《三国志》卷五五《吴书·凌统附凌操传》、卷五七《吴书·陆绩吾粲传》、卷六○《吴书·全琮附全柔传》，第1296、1328、1339、1381页。）这一时期在佐吏之中还出现了两种特殊关系：一是朱治、程普、黄盖、韩当等人侍奉孙氏两代，与孙策形成了故吏关系;二是通过大、小乔的婚姻，周瑜与孙策结为连襟，完成了从友人到外戚的关系跨越。孙策遇刺后，孙权继承江东基业，将佐关系基本延续孙策时期的多元形态，只是在具体佐吏上存在人员变化。譬如宗室外戚完成从吴景、孙河、徐琨到吴奋、孙韶、徐矫的父子迭代，（ 参见《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传》、卷五一《吴书·宗室传》，第1196-1197、1214页。）再如孙权友人诸葛瑾、步骘、朱然、胡综的崭露头角;（ 参见《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步骘传》、卷五六《吴书·朱然传》、卷六二《吴书·胡综传》，第1231、1236、1305、1413页。）乡里“吴四姓”顾徽、陆逊、朱桓、张允等人的入仕幕府;（ 参见《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注引《吴书》、卷五六《吴书·朱桓传》、卷五七《吴书·张温传》、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228、1312、1329、1343页。）张昭、周瑜等孙策佐吏变身为孙权故吏等等。血缘、姻缘、地缘、业缘、趣缘等诸缘关系的相互交织造就了孙氏将佐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陈述诸缘关系的交织是以例举法来展现将佐关系复杂性的一种尝试。一旦过度强调诸缘关系就会导致关系“实体化”。“宗室”“外戚”“乡里”“故吏”“友人”等具象标签只是历史人物形象的某一侧面，并不能涵盖其完整身份。（ 仇鹿鸣强调政治人物容易被集团标签所遮蔽，需要反思其另外的身份和形象。参见仇鹿鸣：《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史林》，2012年第3期，第51页。）具体到个别佐吏，关系还存在着历时性的变化和共时性的差异。譬如孙权与张昭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先亲近后疏远的变化;孙坚时期，同属“一般佐吏”关系的朱治与黄盖、韩当也存在着“督军校尉”和“别部司马”的职务差异。（ 参见《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治传》、卷五五《吴书·程普黄盖韩当传》，第1303、1284、1285页。）将佐关系的亲疏远近取决于彼此的感受，诸缘关系只是影响彼此感受的一类因子。

其次，将佐双方的关系并不牢固，佐吏尚未成为孙氏家臣。（“家臣”本特指西周至春秋时期服务于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参见姚晓娟：《周代家臣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邵维国指出家臣对卿大夫的世代依附是家臣制核心内容，参见邵维国：《周代家臣制述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6页。“家臣化”意指佐吏世代追随的私属性。）“作家门”是豪强代汉的政治基础。（“作家门”是指汉末豪强将臣属纳入自家门户，实现臣属们豪强家门政治认同的过程。参见柳春新：《“政在家门”与汉末袁氏政权》，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朱子彦：《曹魏代汉前的政治运作》，《史林》，2012年第5期，第55-57页。）孙氏出身寒微，“家门尽在州下”。（《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治传》，第1303页。）起初，世代追随孙氏的佐吏并不多见。我们可以通过孙坚去世后佐吏的走向来说明这一问题：

初平三年，（袁）术使（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孙）策。（《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1100、1101页。）

孙坚去世后，孙贲统率佐吏投奔袁术。孙策从军后才重获孙坚旧部。这表明孙氏佐吏并非世代追随的家臣。“因策名而产生的君臣关系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效忠只存在于具体君臣个人之间，而不能延伸到嗣君与臣”，（ 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1、12页。）缺少皇权威势的将领子嗣与佐吏的关系更加不稳固。正所谓：“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6页。）孙策遇刺后，孙权面临的局面更加棘手，如《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整帅吏士，欲取会稽。”（《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吴书》，第1319页。）“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策亡之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第1116页。）

“自东汉以来出现‘君臣义合’的说法，即君臣之间的结合是一种自愿式的”，（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 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01、202页。）孙权年少不服众，因此一度遭遇关系缔结危机，还出现了佐吏转投他主的现象，如华歆在孙权时期供事于曹操。《三国志》记载：“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华）歆。孙权欲不遣，歆谓权曰：‘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权悦，乃遣歆。”（《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第401页。）

最后，将佐关系尚处于“亲”的双向选择阶段。与“宠”更突出君主的单向感受不同，“亲”所体现的是将领与佐吏的双向感受，这是将佐关系不牢固的反映。诸缘关系的介入可以增强彼此感受，拉进双方距离，从而稳固将佐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与孙氏关系亲密的佐吏群体，以孙策平定江东和孙权继承基业的人员安排为例：

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杨朱治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紘、秦松、陈端等为谋主。（《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第1104页。）

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6页。）

再结合孙坚去世时孙贲领兵的记载，可以发现与孙氏亲近的佐吏存在着“亲人—友人—故人”的范围拓展，这是孙氏佐吏群体扩大的结果。同时，这也说明孙氏父子身份从依托亲友的将领逐渐向俯视群吏的君主演变。将佐关系与君臣关系的重要差异在于前者是双向的“亲”，后者是单向的“宠”，而其本质区别在于将领和君主威权的有无。

二、君臣关系分化与暨艳案

赤壁之战的胜利提升了孙权的威望，这一点可以从称谓上得以体现。“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第1264页。）孙权受封将军之前张昭谓之“孝廉”，受封后周瑜谓之“将军”，董袭谓之“讨虏明府”，甘宁谓之“至尊”。（ 参见《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卷五四《吴书·周瑜传》、卷五五《吴书·董袭甘宁传》，第1115、1261、1291、1293页。）孙权称谓的复杂性说明孙权此时并不具备威权。赤壁战前鲁肃语：“将军迎曹，欲安所归”，战后则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第1270页。）随后“至尊”的称谓频见于周瑜、吕蒙、陆逊、贺齐等人之口。“至尊”加身的孙权开始图谋帝位，将佐关系也渐渐向君臣关系转化。

侯旭东指出：君臣关系分为礼仪型和信—任型;礼仪型君臣关系是通过“策名委质”确立的普遍性君臣关系;“策名委质”通过面对面仪式和文书奉表两种方式实现，由于皇帝直接结识的大臣数量有限，因此才会产生信—任型君臣关系。（参见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第12-13页。）孙策遇刺时，许贡奴客自称韩当士兵，孙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第1111页。）孙策认识韩当亲兵主要因为此时孙氏佐吏尚不众多。这表明孙策时期的将领与佐吏大多是通过面对面的仪式缔结关系。“孙权统事，以（太史）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太史慈传》，第1190页。）“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顾）雍为丞，行太守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第1225页。）关系缔结方式从直接走向间接就会造成关系疏离，佐吏与将领的见面次数减少，双方关系就开始向礼仪型转化。随着孙氏疆域的拓展和佐吏群体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佐吏与将领发展为礼仪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