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失道下的秩序重建

《大苍狼》是一部功夫片，裹挟我们去重温一个江湖断章。作家张行健的长篇小说《大苍狼》甫一出版就位列文艺联合力荐书单2023年11月榜首。诚如一众资深作家和专职评论家所言，《大苍狼》应该被看作是张行健的长篇代表作。评论家王春林认为这部长篇“不仅在一向重在关注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变迁的张行健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中是一个异数，甚至于在山西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属于一个明显的异数。”作家毕星星更是高屋建瓴地评价张行健的胸怀和气量，“对百姓生活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和亲近，对底层之恶有切肤之痛。”正是因为作家张行健秉持将“文以载道”的当下关注和现实切入娴熟地嫁接到行云流水的小说技艺中，成就了《大苍狼》虬枝横逸的“异数”和呼啸生风的“切肤之痛”。

如名所示，《大苍狼》描述了黄土高原上人与狼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一系列生死博弈的传奇故事，小说既有势均力敌的对峙和制衡，更有失利状态下的旁敲侧击和质当互换。其“功夫片”连续动词的“实录”担保了话本演变而来的小说“娱人耳目”的内质，而“江湖”则暗含着一个多种力量角逐、此消彼长、明潮暗浪的合道失道运动场域。因此，《大苍狼》不仅提供一种近身肉搏的急管繁弦来刺激肾上腺素飙升，满足阅读快感，而且展现出一种克制冷静的慢板滑揉来促发逻各斯探求，希冀冷静和理性考量。作家李骏虎认为《大苍狼》“站在历史与科学的高度，认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透过有限的世界去发现无限的神性。”无独有偶，作家鲁顺民总结《大苍狼》生发出“生态环境与生命本质的理性追问，对和谐共存的深思索。”“无限神性”和“和谐共存”的当代站位对“人狼生存大战”的回顾性批判和感喟，可以恰切地作为铜镜鉴照当下的见识偏颇和行为失当，这赋予这篇小说迫切性和深远性。

“异数”一词除了表达作家独树一帜的文学见地，也言传出“和谐共存”生态观念的偏狭逼仄的在场礮境，毕竟，“异数”不只是常态中的孤峰独立，更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排挤在外的畸零者，观点遭弃置，声音被遮蔽。然而，这种被后继情形证明其明智的孤勇和先见，倒成了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本文旨在从叙事学角度探幽释微这种言说困境。

一、现实主义的江湖厮杀

小说作为表达形式现今基本具备了文体自足，一方面借力奠基于索绪尔的语言共时性分析的结构主义的要素空间并置和要素间关系建构，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德里达借助语言无限指涉的能指链将历史解构为文本，把文本解构为一切语言造成的热望和幻象。籍此，文本解读就从文本思想性的内容维度剖析成功地转化为文本要素的技术拆解和罅隙透视。

真实与营造。杰姆逊总结道：“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想。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⑴因此，真实感只是小说家用叙事技巧营造出的一种阅读光感和体验，是加强代入感的一系列叙事策略。接着他又从介入的角度分析，认为现实主义处理的是物质对象，是人和物质世界，更确切地说是和生存界的关系的反应和把握。那么，在《大苍狼》中作者是借由哪些要素又如何构建一种他所着意的什么样的现实呢？

立陶宛的词汇学家格雷马斯提出“叙事中最基本的机制是交换，为了创造出不断有新的事件发生的幻觉，叙事系统必须来回地展现积极和消极的力量。”⑵他把文本的叙事机制展现在一个由四个功能符号组成的“符号的矩阵”中，四个构成性符号素分别是“人”“非人”“反人”“非反人”。在《大苍狼》里，“人”是“杆子”“青皮”“古塬生”“王社火”。“非人”是“狼”。“反人”是古塬村村民，猎枪和步枪，和智勇的经验。那“非反人”呢，就是渴望得到实利，包括保护自己猪羊等生活资料，得工分、吃狼肉、卖狼崽的行为；是情感滋养，修复受伤受辱的情绪，享受报仇的快感；是荣誉，表现出力大威武，智慧过人，或者智勇双全的品质属性。

当然，这是以人为本位的一种叙事构造，那么以狼为“人”，就可以看到另一种图式：“反人”是两到四只狼团体，智勇经验；“非反人”是个体和族群生存。两两相较力量悬殊立判，人类在借助枪这种热武器后获得了明显的优势。相较与狼的生存“刚需”外，人类有着不断递升的欲求：杆子在复仇和吃肉外，要卖狼崽获得经济利益；青皮在借助门板上的两个洞残忍折磨狼后，用极刑发泄一种无名的欲和火；王社火高枝吊狼崽，不但利用“母性”累死了母狼，还曝尸示众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力。也就是说，狼的斗争都以生存为目的，而人的斗争不但指向生存，还指向狼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情绪价值和政治价值。在多重价值的驱使下，在威力强大的武器协助下，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斗争：狼叼走杆子家猪，狼喝羊血糟蹋青皮的羊，狼吃了古塬生儿子，这是一种有悬念却无意外的斗争，是有限的狼主角的主动戏份。受伤的公狼被杆子追死，两个狼崽子被捉后被当做诱饵，奔跑一夜的母狼被活活累死，公狼被门板套牢摧残极刑暴死，其中四分之三的斗争戏份都是狼狈逃窜疲于奔命、惨死暴死的狼的被动场面。在人狼的擂台赛中，胜负在开局就已经注定，并且剧情沿着剧本的预定线路开展，狼的勇猛就是为了反衬人的智慧。作者借由武斗戏份营造的“真实”不只是满足“以飨读者”的阅读体验，更是迎合人类本位思想的“人是不可战胜的”群体性期待。

除了用记叙的手法“实录”一些打斗和较量场景，为了营造“真实”，作者不厌其详地列举各类名词，其中都是和太行山山村有关的山名、家畜野兽之名和庄稼植被之名。比如，山细分为巅、埝、垅、沟、涧、峁、野驴脖儿；野草有笨芽、刺丹、甜干菜、浦东果儿、苦苦菜、野苜蓿等不一而足。作者铺陈这些山乡之物并不是要科普以让读者“多识草木鱼虫之名”，而是借用物件的真实增强“现实主义”的可信度，拿局部真实造成一种全部可信的想象，打消读者疑虑，争取阅读信赖。吴晓东分析，这种具体性和原初性的名称“更有一种质感，一种世界不加意识形态化和抽象化的原始景象，就好像上帝的叙述一样，不假思索，没有犹疑，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⑶这些真实性虽然不具备推动叙事行进的情节功能，但是可以营造出作者要取信于读者的一种客观实在、确定无疑、真材实料的叙事氛围。

真实与排除。伊格尔顿认为，“现实不是被语言放映的而是被语言产生出来的；语言是切割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而这一世界就深深地依赖着我们所掌握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掌握我们的，种种符号系统。”⑷在随后伊格尔顿陈述巴尔特的文学语言观时说，“文学语言是一种‘无底’的语言，就好像是由一个‘空的意义’所支持的一个‘纯粹的暧昧’”。文学语言是一种“无底”的语言，是一个貌似中立的客观下潜藏着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它借以支持的“纯粹的暧昧”来自于对叙事要素的倚重和对讲述份额的裁剪。我们认同现实主义是一种运作某种符号系统的文本建构，分析构建中的要素和要素间的力量博弈可以显现出文本建构者所秉持的主张和价值取向。

马克·柯里把语言的切割功能具体化为排除结构，他论述道：“叙事史是一个排除结构，因为它带有其它故事的痕迹，带有未被讲述的故事、被排除了的故事以及被排除者的故事的痕迹。”⑸在《大苍狼》里，言说困境就是在排除里表现出来的。

古婆子和闵生灵的故事就属于被排除者的故事。古婆子是个接生婆，她有一双灵活且生机勃勃的手。在那时的塬上，分娩相当于在鬼门关走一遭，运气不好就是一尸两命。所以古婆子就是生机和希望，受到村民追捧、优待和信赖。即便如此，她讲述的给狼接生的故事仍旧不被相信，大家讪笑，认为她是为了增加威信而妄自编造。这是文本内部角色设置对这个狼故事可信度的拆解。就作者的叙事构造而言，他把故事设定在酒醉后和深夜里，酒醉后一切如梦如幻，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况且还是不辨虚实的暗夜。所以，似乎作者也不打算通过讲述让读者信以为真，只是把一切归结为“谜”。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作者又接二连三地让古婆子院里出现羊腿，野兔，暗示这是狼来报恩，也是古婆子为狼接生的实据。据此，这是一个被排除了的故事，是狼有智有勇有义的故事。公狼能感觉到古婆子可以解决难产绝境，敢于以身犯险深入人类的居所来“请”古婆子，在古婆子历尽艰辛接生后送其回返并不断“送礼”来回报救命之恩。这样的叙事指向只能解读为“颂狼”，这在人狼不共戴天殊死搏斗的语境里，会被指责为立场不坚定、背友投敌、是自绝于人民的叛徒。基于此种思量，酒醉、暗夜、遮遮掩掩的叙述都在表明作者的心迹：对狼同情，无法明示是因为站位以及站位延伸出的立场。

另一个遭排除和贬斥的叙事有关于闵生灵。闵生灵是省城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被戴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古塬村。他既掌握着有关狼的全面且细致的知识，而且还有整体的生态系统观念。但是在彼语境下，他出场几次，要不就是无法获得较多的话语份额，不得不保持沉默以求太平；要不就是没有占据话语权的制高点，被否定排除边缘化。这集中表现在“古塬村打狼小组”建立之初，村民群情激昂、同仇敌忾，闵生灵提到生态平衡中狼能制服野兔，而且狼冒险进村是不得已，用放炮竹，缠绕绳索，涂抹石灰线印等保守方法预防就行。但是他的话很快被杆子、青皮和古塬生打断，打狼除狼的主张得到村民一致支持。后来青皮要对涧沟公狼施以刚棍贯穿术的酷刑，闵生灵匆匆赶来苦苦相劝收效甚微后，他讲了一段人狼互助的亲历往事，并没有获得更多在场者的共情，反遭讪笑。且不论闵生灵的故事究竟是亲历，还是道听途说，但是闵生灵在紧要关头，还是试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传达出世间万物有灵、互助共生的系统观才是长久之道。如果说村民因古婆子呵护生命的业绩而对其为狼接生的事暂且搁置的话，那么闵生灵作为一个外来户，并不能因其是孩子们的先生而免受打压。因彼时江湖失道：不再是互不侵犯，而是狼入塬上，人掠杀狼；不再是适可而止，而是利欲熏心，过度掠杀；不再是敬畏生命，感怀母情，而是残忍利用；不再是尊重对手，讲究武德，而是肆意凌辱，践踏尊严。这时塬上人已经放飞了自我野性，丝毫不追究为什么狼会在不该出现的夏秋之际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塬上，更不会考虑狼吃掉祸害庄稼的野兔的间接贡献。在《狼图腾》里，游牧民族对狼的态度是感性且多元的：“他们憎恨着狼是———侵犯他们家园的敌人；他们同时也敬畏着狼———草原狼帮助蒙古牧民猎杀着草原上不能够过多承载的食草动物：黄羊、兔子和大大小小的草原鼠。他们同时也深深地崇敬着狼———狼是蒙古民族的原始图腾。狼的凶悍、残忍、智慧和团队精神，狼的军事才能和组织分工，曾经是13世纪蒙古军队征战欧亚的天然教官和进化的发动机。”可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萌芽的塬上，狼只剩下被憎恨，虽然它仍然在生物链中发挥着牵制作用，仍然谜一般拥有天然军事家的智慧，人本位思想和利益追逐已经蒙蔽了人们的双眼。杆子对狼施以极刑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作家莫言在小说《檀香刑》中描述的袁世凯对一个辛亥革命者施加的檀香刑：“天下最歹毒的刑罚……檀木撅子从孙丙的肩头冒出来……最早的设计是让檀木撅子从他的嘴巴里钻出来……檀木撅子就上下均匀地贯穿在孙丙的身体之中了。”⑹封面上写着作家对此酷刑冷静又悲愤的嘲讽：刑罚方面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特别痛苦死去的艺术。

文本中还有一个未被讲出的故事：中条山矿物开采，狼、野猪等本土动物的栖息地被破坏，家园损毁的它们被迫流浪进塬上，然后为了生存被追杀。所以是人先侵犯狼，狼才不得不冒犯人。这样的叙事在文本中只有两处，都是一笔带过，这样的言说困境是不得不屈服于强权和追求利己的结果。

二、无所不能上帝视角来补偏

作者安插在仇狼洪流中的古婆子和闵生灵并没有能够力排众议完成“异质声音”的叙事担当，尽管他们在塬上享有着独挡一面的乡村地位和智性远见。这不可苛责，毕竟作者也是有所顾忌，对古婆子的叙述云山雾罩遮遮掩掩，不能够畅快地曲尽其意，赋予闵生灵的叙述又是欲进还退、欲说还休，而且“低下了那颗文雅的头”。当作者以及作者推举出的代替其言说的人物囿于身份限定不能推而广之他的态度和主张时，作者转而求助于上帝视角的叙事策略。马克·柯里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同情的产生和控制是通过进入人物内心及与人物距离的远近调节来实现的”⑺人类的上帝也是万物的上帝，替人说话的上帝也替狼说话，代言人的上帝也代言狼。视角变化带来了广角立场，使读者能进入狼的内心深处和情感世界，在叙述的引领下，人的生命共情就能投射给狼，不由自主置身于狼的悲惨境地，同情狼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