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在彼

此时，彼时

毋庸置疑，我熟悉迎泽公园的四季轮替，却未走遍迎泽公园的每个角落，即便我把她当作我一个人的园子。

毋庸置疑，我观察过迎泽公园或重大或微小的变化，但我的每次观察都是局部的，我不可能看到她的整体。

即便我告诉你我看到过她的整体，你会相信我看到的是整体吗？即便你相信我看到的是整体，你会相信我的心跳是她的心跳或她的心跳是我的心跳吗？

眼见为实是个伪命题，耳听为虚也可能是个伪命题。可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眼见为实，不得不相信耳听为虚，所谓生活，便是无可奈何。

晨起，我站在窗前看到迎泽公园。心情好的时候，我像鸟儿一样对着她歌唱，可她在意我的歌唱吗？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还像鸟儿一样对着她歌唱，难道她真的不在意我的歌唱吗？

抑或，她可赋予过我歌唱的权利？

其实，我仅是站在窗前看看而已，仅是想对着她歌唱而已，她授权或不授权又如何？其实，她仅是站在我的窗外而已，她仅是我窗外的一处风景而已，她在意或不在意我的歌唱又如何？

其实，我仅是站在窗前看到些什么而已。其实，我看到的也仅是我看到的而已。其实，窗外的公园也仅是窗外的公园，仅此而已。

如此看来，我与这座公园很可能存在一种关系，看或被看。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关系，被看或不被看。

其实，这些并不重要。其实，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把她拿到我的世界中来，但我不会占有她，也不可能占有她。其实，我可以把她偷到我的文字中来，无所谓她觉察到或觉察不到，拒绝或不拒绝，欢喜或不欢喜。其实，我偷走的园子也仅是我偷走的园子，我偷走的园子既非她本身，她也并未减少什么。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与她何干？她依然站在原地，与我何干？

其实……

此时，当然，也可能是彼时。一只喜鹊———也可能是乌鸦，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从眼前斜刺里掠过，它的鸣叫格外明亮，我却看到阳光中飘过一片羽毛。一枚叶子在我身后掉落，我听到光———也许是时光———的声音，“哗……”

夏雨过后，湖面上白茫茫一片。

大雾之上浮动着什么？大雾背后沉落着什么？此时，站在此岸看到过什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站在对岸又看到过什么？又没有看到过什么？彼时，站在此岸看到过什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站在对岸又看到过什么？又没有看到过什么？

岸边柳树摆动，有水珠落入水中，溅出一片涟漪。其实，也可能是鱼儿跃出水面，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我与岸保持一条小路加一座亭阁的距离，我不想坐在亭子里，也不想站在湖边。曾经，我离湖水仅一双鞋的距离，我渴望———也可能是企图———临水观湖，探个究竟，好像我真能看明白什么似的。不只如此，我还会把我看到的东西一撇一捺写进书里，好像我真的看明白什么似的。但《虫洞》出版之后，我没了这种兴致。是书写完成了吗？是目的达到了吗？是从此一人生迈进彼一人生了吗？

此时，以我为中心，目测此地。我离小路约3米，小路离亭阁约3米，亭阁离湖约3米。并非刻意，一不留神眼前景致便这样整齐排列。其实，也仅是以这样的方式叙事的时候，你觉得它们是整齐的，回到现场，有树，有花，有草，还有人，谁会注意这些呢？

以亭阁为起点，南行约200米有一座桥，晨或晚，我时常从那座桥上走过。在桥上，我偶尔会看看两边的湖水，也仅是偶尔看看而已。更多时候，我只是看着脚下的石头。更多时候，我只是在走路，什么也不去看。

但此刻，我只想停留在原地。我只想把目光投向湖的对面，投向湖的对面的对面，我知道，不管看到或看不到，不管雨在下或不再下，公园都是白茫茫一片。不要问为什么，我就是知道，无关乎此刻看或不看，无关乎此刻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若放到从前，我很可能会说，这一刻我最想做的，便是搭一叶扁舟，从湖面上无声穿过。多么无病呻吟，早已做不回古人。多么有情调，可时间不会慢下去。而此刻，我只会告诉自己，天那么高，水那么远，天之外那么高，水之外那么远。无关乎有无风，无关乎有无纸鸢，更无关乎能否长出一双翅膀。真的与这些无关，我只想告诉自己，天那么高，水那么远，天之外那么高，水之外那么远。

如此而已。

这样想的时候，我心生忐忑：公园是不是一只玻璃鱼缸？我是不是玻璃鱼缸里的鱼？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个人肯定不会笑话我，他叫霍金。并非我要把自己与霍金硬扯在一起，是我觉得霍金很可能做过同样的事。也不是很可能，而是一定，他坐在轮椅里，却周游过世界。生活无常，有时候，要学会怀疑。生命无常，有时候，要学着相信。就像此刻，我相信我不是霍金，但这并不妨碍我像霍金一样去观察一座公园，去寻找我眼中的公园与他人眼中的公园有何不同。其实，根本无须寻找，只要抬眼看去，我眼中的公园便是我的公园，根本不可能与他人的公园相同。这时候，我选择相信自己，就像相信霍金的发现：不要相信四维时空中习以为常的经验或常识，它们多是失效的，甚或，它们需要被彻底颠倒过来。当然，霍金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但我相信，霍金就是这个意思，而我喜欢以我的理解去表达霍金的意思。

失效。颠倒。想一想，世界多么有意思。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上帝也一定觉得人类很有意思；抑或，上帝觉得人类就是一群孩子；又抑或，在上帝眼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扁平的，我们一直是玻璃鱼缸里的鱼。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从前看到的东西可能都是表象，我们却言之凿凿说那是本真，且相信自己遇见过本真。其实，哪儿有那么多本真啊，所谓梦想或真相，不过是我们想努力抵达却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罢了。

多么糟糕又令人沮丧的误读啊，自以为看到了世界，其实，我们看到的仅是世界显露出的枝枝叶叶，甚或枝叶划过的痕迹；自以为读懂了世界，其实，我们读懂的仅是世界很小很小的局部，甚或，是很小很小局部的很小局部。坐在自己的世界里仰望星空，我们从前是井底的蛙，现在是井底的蛙，明天依旧可能是井底的蛙。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此刻。而此刻，我站在雨后的公园里，怀念一个秋天。

怀念一个秋天的时候，我会说，我不说悲伤很久了。

写诗的那些日子里，我轻易便写下这样的句子。在散文中，我却很少这样表达。这是为什么？

理由或有很多，每条理由或都有道理。譬如，我们可以说，诗人比散文家更青春，更激情，更文思飞扬。还譬如，散文家可能有太多阅历，太多无奈、淡泊和放下。貌似如此，可换个角度看，或还有别的原因，譬如，诗歌与散文所处的时空并不一样。也仅是一种可能而已，小说与诗歌所处的时空会一样吗？小说与散文所处的时空会一样吗？甚或，这首诗与那首诗所处的时空会一样吗？这篇散文与那篇散文、这篇小说与那篇小说所处的时空会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是大概率事件，一样是小概率事件，甚或，一样也是个伪命题。

其实，不一样或一样都是表象。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诗歌、散文或小说也有自己的根，这个根便是语言。换句话说，诗歌、散文或小说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才是决定文学形态的基本因子，就像量子世界中一维的弦，就像宇宙中一样的电子，一维或一样却呈现出多维或多样。甚或，文学，乃至艺术，便是一粒弦的舞蹈，便是一个“单电子宇宙”，越是简单，越是丰富。惠勒羞于再提“单电子宇宙”概念，费曼却把这个概念演变为路径积分，似乎越是一个人的行走，路径越是飘忽不定。写作者本就是量子世界中“不受约束地前进、后退、向上、向下、向左或者向右”的粒子，本就是精神世界的游荡者，他们所做的，应该是、只能是、也必须是构建自己的“单电子宇宙”。

归根结底，写作是一个人的事。

归根结底，写作是去创建一个宇宙。

所谓写作者，不过是站在语言背后的驭者，语言如果失去生命，驭者何以驰骋千里？谈论到空间时，惠勒说过这样一番话，量子一样诡谲：“物质告诉空间如何弯曲，空间告诉物质如何运动。”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套用：语言告诉文学如何弯曲，文学告诉语言如何运动。抑或，更直白些说，语言让文学显现出张力，文学让语言显现出生命。

语言是文学的根，是文学的命脉。如果相信这一判断，文学分类便不再重要，或者说，只需坐在树下抚摸它的皱纹，无须关心树上的枝枝蔓蔓。当然，如果非要爬到树上去摘果子，也无可厚非，毕竟，文学是一个人的宇宙，是一个人的混沌，文学最想要的，应该是一堆文字的光，而非一堆标签的斑斓。

可不知何时，人喜欢上分门别类。又不知何时，人被门类束缚住手脚。

我是个矛盾的人，既相信混沌的呈现，也相信清晰的表达。我还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只不过，我的疑心从不针对他人。我更是个胡思乱想的人，看到一枚落叶会想到一场大雪，看到一株草会想到一座山。

冬天已深，站在迎泽湖边，望着湖面上的冰，我常常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花样滑冰———舞蹈、音乐和冰的可能性组合———本来是个体育竞技项目，为何会让人产生比艺术还艺术的错觉？

我找不到完美的答案，也不想去寻找完美的答案，但介质的行为令人生疑。就滑冰与舞蹈而言，二者最大的差别不是音乐，不是肢体动作，而是承载音乐和肢体动作的介质：前者是光滑的，近乎无摩擦状态，后者是结实的，脚踏实地。如此，差异便层次分明地显现出来：音乐相同，动作相同，表演者相同，只要介质发生变化，速度便会发生变化；只要速度发生变化，时间便会发生变化；只要时间发生变化，动作便会扭曲，空间也随之发生变化。冰面越是透明，不确定性越是眼花缭乱，不可预测性便呈几何级数增加，而恰是这不间断变化的不确定性，让这一瞬间骤然艺术起来。与此同时，冰的透明还会映照出另一个世界，让你透过脚下的镜子看到自己的镜像，或在你的世界之外，再折射出一个世界来。仿佛一朵花刹那间一叠一叠开放，冰让这个过程充满更多可能性，冰上舞蹈便因之而拥有花一样的魂魄。也就是说，当一朵冰上之花凌空绽放的时候，它便因不确定性，便因镜像，而让时空骤然间绚烂起来。

滑行，跳跃，旋转。整齐划一的技术规范和不确定性变化完美统一，时空便因此多出一个或N个维度，此或是美难以言说的堂奥吧。

冰上的时空如此微妙，即便一台舞剧，也难以望其项背。或因如此，雕塑应该向舞蹈致敬，舞蹈应该向滑冰致敬。但我并未说雕塑不是艺术或是低级艺术，只不过，雕塑需要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时空，譬如眼神，譬如神情，譬如某个凝固之姿———任何时候，在任何艺术里，身体和灵魂都是美妙的！

静止。运动。加速运动。时空是美学难以回避的话题，这中间最神秘的变数，便是速度，便是力。速度即力，力即弯曲，弯曲即美。如果说美也可以量化，那么，曲线必定是量化指标之一。

其实，美便是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一个人的故事便是美。其实，文学或艺术便是一个人的宇宙，一个独立存在的时空最是自由。如果以运动的方式，也即以力的方式、以弯曲的方式从此时空抵近彼时空，会发生什么？

而彼时，你若在彼岸，你会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吗？

少年，老年

大宋文人是幸福的。

大宋文化自然也是幸福的。

这一切源于开国皇帝赵匡胤，他给子孙留下祖训：“不得杀士大夫”。

陆游———一说是冒牌的———《避暑漫抄》记曰：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云云。

不得杀前任子孙，不得杀文化人，不得杀提意见的人，若违此誓，“天必殛之”。赵匡胤对别人宽，对自己人严，凭这一点，他至少不是个差皇帝。当然，既为开国之君，自也差不到哪里去。最让人感慨的，是他居然将誓约刻在石碑上，立于祖庙里，要求新帝继位，须前往默诵之，牢记之，且恪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