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半岛书店

1.外来之家

老刘的外来之家旧书店就像他两眉之间那颗痣一样坚挺，在蛇口南水村70号盘桓了十年之久。从南水村到水湾头，再从蛇口新街到南水村，其间老刘摆了四年地摊，开了十六年门店。

“有人每过一段时间就进来看看，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撑着，看看店子还在不在。有的人见门庭冷落，认为我是失败了。我就说，你觉得一个人把生意规模翻了一百倍以上算失败吗？”经营旧书二十年的老刘最初从两三百本起家，如今在蛇口门店和坂田仓库拥书八万。在他的湖南邵阳老家还存有10吨从深圳运回去的旧书。

白天他在店里打理书籍、受理网上订单，晚上他一人睡在格子间里的一把躺椅上，与两万册旧书为伴。外来之家旧书店二十年来累计交易旧书达30万册，已成了全国书友心中的一个牵挂。每月偶有两三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出差到深圳顺路过来看看。老刘很自豪，自己的书店在导航地图上站住了脚，成为其中的一个地标。

在蛇口新街和公园南路交汇处，这家号称深圳最大最早的二手书店藏身在南水村西北角落里。卷帘门上被人贴满了牛皮癣广告，还被黑漆喷满了一排排电话号码。书店和老刘一样朴素，除了墙壁敷上了两三张A3尺寸载有书店报道的报纸复印样张，店内没有任何文艺装饰。旧书架摞了两万册旧书，天花板吊着三只哼唱的风扇，地上两台落地扇积满灰尘，店内漫着旧书卷的气息。一层铺面和二层阁楼共一百平方的空间被旧书堆得满满当当———看得出人手紧缺的艰难。老刘靠在电脑桌上，偶尔习惯性闭目说话，好像连熬了几个夜班，神情有些疲惫。

“租金翻了近一倍，人工费也涨了三分之一，书价又下来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空间有多大。”原来淘宝网一年能做十多万的营业额，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收入了。原来开了三家分店，雇员最多时达到了四人。一个店里同时有 50个读者翻书，日收600多元。而今生意日见萧条，半天也难见三四人进店。49岁的老刘辞掉了所有雇员，一人两头奔走，同时打理门店、仓库，还要负责一个微信公号和三个网店。

老刘的同学老谢在南油开了一家“淘书乐”旧书店，月租从2500元涨到5600元。老刘这里也从3500块涨到了近5000块。他把门店分割出8平方米租给了卖体彩的小店。本人也不再租房，住进了店里一个六平方的小房间。一个月前，我进了他的“闺房”，看到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一年前这里摆了一张双层铁床，消防检查说不能住人。老刘撤掉了铁架床，在地上垫几箱旧书，铺上一块木板当床。消防再来检查，老刘又撤掉木板，在狭小的空间里摆了一张躺椅，躺椅上垫了两只白色布枕头。他就在躺椅上裹着被单过夜。“我在坂田仓库里也摆了一张躺椅当床，照样睡得香甜坦然，并没有什么落魄的感觉。相反的，我要卧薪尝胆，以此来砥砺自己。”有个顾客跟他的老板说起此事，那位老板亲自跑到店里来考证真伪。老刘后来在QQ里给我回复，在这位老板前面加了一个“身家上亿”的定语。

这里房租虽然实惠，但是偏离主街，正对着一家酒吧的后门。巷子里偶尔有两三人路过。“好多人住了几年，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旧书店。”老刘全名刘金龙，1968年生于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的一个乡村，在家行末。这个小镇生产一种曾经名满三湘的洞口火柴。洞口火柴曾是我童年美妙的回忆。老刘复读了两次高三，落榜后跟着老同学走乡串村收鸭毛，又烧过一年砖窑。1994年春天，他来到深圳。通过二姐夫介绍，在龙岗的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小工，给钢筋架编扎钢丝。初来乍到时不知道公分就是厘米，他闹了不少笑话，手脚慢，钢筋架扎得歪歪斜斜，汕头老板朝他屁股一踹：“妈的，卷铺盖滚回老家去！”有一次铁钉扎穿了他的脚板，工友告诉他止血的最好方法：用手使劲捂住。血刚止了，老板就催他干活。后来查暂住证他们被抓了进去，包工头拿钱赎人，每人三百块，从每个人的工钱里扣。七个月后他攒了七百块，进了一家纸品厂。婚后他又转到一个码头做了近两年的保安。这个码头走私成风，他离开码头到了八卦岭顺风纸品厂打杂。不久他和表哥来到蛇口，老刘出资，表哥出手艺，在南水旧村49号开起了理发店。没干几个月，表哥跟他不合甩手走了。

老刘守着店铺寻思转行。自己爱看书，房东也爱看书，他一拍脑袋便跑到八卦岭花了七百多块进了一批金庸全集，再凑上房东贱卖给他的旧书，干起了租书的生意。他在书店外还开了公话亭。老婆在门外架一台缝纫机，踩着机子揽一点缝补的活。

日子过得特别紧巴。大儿子才一岁多，不会说话，老刘带他去隔壁小店买冰棍。老刘塞给儿子一支冰棍，五毛钱，儿子哇哇大哭，泪眼巴巴赖着不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要另一种冰棍，要一块钱，当着邻居的面我不好意思说。”老刘把小孩拖回来关起门偷偷教训。

一年多后，老刘把店面迁到了二楼。又过了半年，还是难以为继。老婆孩子回了老家，老刘去摆摊处理旧书。久而久之，他索性干起了二手书的买卖。那时他搁不下面子，把地摊摆到很偏的地方，以免撞见熟人。三五天出去一次，一次只带三五十本，在地上铺了油纸，摊开书，戳在那儿，低着头也不吆喝。看到人来了，老刘还要偷偷抬头侦察是不是熟人，一晚上也就赚个几块。他和三个老乡住在公园南路的一个民房里。那种房是用夹芯板把大房间隔成的若干个小房间，里面昏暗无光，白天也要开灯。他们四人横躺在旧沙发上睡，房租每月250元。房东也是好心人，房租有一点给一点，有时五十、八十，有时一百，断断续续分几次交给房东。一年下来老刘仅赚了八百多元。老刘和老乡有空也给《蛇口消息报》和打工杂志写写豆腐块，每人一年下来也有千儿八百的稿费。

从1998年到2001年，老刘的书摊越摆越大，在夜市上风生水起，每天要拎700多斤书下楼上楼。深圳的城貌也迎来巨变，城管查得更严了，夜市流动摊点也被撤了。老刘在那一年开了门店。他对当年打工时省钱买书的感觉深有体会，理解能省一块是一块的心理，二手书的特点就是节约。他瞄准了外来工市场，挂上了“外来之家”的牌子。他经常骑着二手单车在南山的各条马路上奔波。四年来他骑坏了十五辆单车，来回送了超过五十吨的旧书。业余时间他还钻研法律，为不少打工者代理了劳动纠纷的案子，与职业律师当庭对阵，赢过十多场官司。

2006年，实体店正处兴旺时，早在几年前就学会电脑的老刘最早进驻孔夫子网上书店。这个主动尝鲜，为他2008年的经营带来了突破。在孔夫子网，外来之家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近千元。老刘慢慢摸透了孔夫子网和淘宝网的脾气。孔夫子网的读者更加专业一些，对价格也摸得较透。淘宝网面对的是大众读者，加上它的搜索方式不同，没有全网比较，定价高一些同样卖得出去。但是淘宝网对二手书卡得极严，经常过滤敏感词，而且这个过滤没有一个有迹可循的规则。发现违规就要扣分，累计扣到12分就关闭网店。老刘面对淘宝网这个没有规则的规则要处处小心———如果重新上架，又要耗时耗力地重新把几万册图书一本本录入系统。如此这般，老刘被关停过四五次。而且淘宝网对书号审核也很严苛。过去对书号要求宽松，但那两年淘宝弄出了一个新系统，在新的数据库中必须对应书号才能上架。不少旧书要么没有书号，要么与新书的书号编码规则不同，和数据库对应不上，导致无法上架，弄得商家怨声载道。于是淘宝网开始变通，允许店主重复使用同一本书的书号，上架其他旧书（2018年，淘宝再做调整，在大类目中单列一项“旧版书”，二手书进入此项，不必填书号也能上架了）。至于孔夫子网，只是对繁体版图书管制严格。

2010年，实体店不断倒闭，卖书人陷入困境。任和达开的华侨城旧书中心在夏天面临倒闭。这个河南人开了十年的书店，梦想要办深圳最大的旧书市场。他是个佛弟子，也是个书痴，爱书之情已入了骨髓。他边卖边看，碰到顾客要买的书正好是他在读的书，他宁可不卖。有缘人则是半卖半送或者白送。后来店面无法支撑，他退回小出租屋里，把书摆在屋外的两棵大榕树下。8月他拖欠房租，被房东赶出来，露宿在大榕树下的一张破沙发上捱过了两个月。10月底，四处碰壁的任和达抵不过现实的紧逼，留下几万册旧书一人倏然消失了。他的二哥从河南赶到深圳，低价处理了弟弟留下的心血。“他对旧书感情太深了。听说他后来跑到浙江一个寺里出家了。”老刘发出物伤其类的感慨。

任和达旧书事件被深圳各报纸连续报道。热心的书友们纷至沓来帮着卖书。最后，书摊被人挑来挑去还剩下七千斤尾货。当时老刘遇到一位老板开餐厅，想要用旧书堆砌成墙，作为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我问了一下，中间有几毛钱差价，就把最后的七千斤收了。拣了一些能卖的小说，剩下的大部分送到了那个餐厅。如果没有这个时机，我拉回来没地方放，也是一大难题。”

深圳有名的藏书家巢中立去世后，他的儿子要处理上万册的藏书，打电话叫了一批书友问他们是否愿意接手。他提出一个条件：不做分批处理，要一次性整体出售。但是这些书友无法一次性吞下如此大体量的图书。老刘上门商谈，出于保守报价八千块钱。南头藏宝阁书店的老叶后来以更高的价格接手这批藏书。后来老刘后悔不迭地说：“要是能重来的话，一万一、一万二，甚至一万五，我也会拿下。”老叶的藏宝阁因这批书而开始发家。书友们听闻藏书下落，来到藏宝阁，从老叶手里买走了不少成套藏书。2011年万立书店倒闭，老叶又以三折的价格购进了一批高品位的书籍，然后在孔夫子网上架。这批物美价廉的好书让他的店在孔夫子网扬名立万。从此藏宝阁的关注度在整个广东省内一直名列前三，每月营业额达到了两三万元。

老刘早期也逮过这样的好机会。2007年有一家做藏品的公司倒闭后，把一批用作赠品的限量港版《南怀瑾全集》（当时仅印了三千套）卖给了废品站。废品站的老板打电话给老刘，老刘去现场看书，共有50套，一套二十八册，装帧特别精美，封皮设计也与众不同。老刘一来没那么多空间，二来手头不宽还要去借钱，三来又担心这么一套书能否尽快脱手。他慎重考虑了一天之后，还是下定决心买下了这批图书。这批图书后来陆续卖了五年多，每套最低价卖过八百块，最高价卖过二千块———断货之后老刘标价五千块依然有人抢购，一共让老刘赚了至少八万多元。如果拿到今天来卖，至少可以赚到二十万元。

外来之家的生意红火起来后，在老婆的主张下，老刘在广州花都买了房子。2016年，外来之家被评为“深圳中小书店常青藤奖”。但是近两年书店又陷入困顿。老刘为此总结：这两年主要是与家人经营意见不和，家庭矛盾没有处理好，经营不好主要是个人原因造成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做好书店。我有很多想法。当然也需要你们文艺界人士帮忙推广。”

老刘信心十足，浓厚的乡音中透着一股湖南人霸蛮的劲儿。他想了很多办法。他曾为两家咖啡店配送了六千册代销图书；在店里推出过以每斤6.5元的单价论斤卖书；近期又策划推行旧书进工厂、进学校、进社区，合办阅读输出活动。借助现有的门店、网店和微信，组成三位一体的推广平台。老刘说，他还想做一个向网友免费公开的旧书交换平台。

举办书友会也是其中一个想法。老刘是深圳最早办书友会的人，早在十年前就办过二十场。书友曾大方说：“很早就听说过外来之家，第一次去还认错了老板。后来我就知道靠那颗痣来辨认。我跟老刘提过，外来之家是最早的旧书店，要把书友会恢复起来。办书友会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如今老刘建了微信群、QQ群，书友会重新开张。每个月邀请书友在自己的店里举办两次。钻研国学的书友郭方龙老师藏书上万，曾入围了深圳书香家庭。老刘打算为他办一个藏书展。他联系了深圳市书店行业协会会长潘燕生，“我要把这里做一个试点，为别人做一个标杆。”老刘展望未来，觉得眼前天地宽阔。他嘴里滔滔不绝，神情有些激昂。说着说着，他习惯性闭上了眼。

旧书路上他也认识了形色各异的书友。十八年前，他在摆地摊时认识了一位60多岁的书友。老人曾在部队干过文书，退休后与家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常与书为伴。几年前他已经走不动了，让书友搀着从福田赶到蛇口。“老人把我们当作了家人，请我们在西南饭店庆祝自己的生日，还给小孩们派发红包。”他说，希望临终前还能再见见大家。第一次在书摊相遇，他就向老刘打听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些年找柳如是的心愿一直未了。老刘说：“很久没有那个老人的消息了，可能已经过世了。”去年书友郭老师拿出一套《柳如是别传》，仅有上册和中册，独缺下册。他多年寻找下册而无果。郭老师就把这套残本交给老刘，让他挂在网上出售。老刘说：“虽然只有上中册，但我认为它是套好书，就没在网上挂出，私下里替书去找下册。”老刘在书友QQ群里留言，书友张涛保随即回复，他正巧有本《柳如是别传》下册，打电话让在江苏老家的家人把它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