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下馒头拿回家

一

不论“天大旱，人大干”的口号喊得有多么响亮，人与天的抗争，常常会在悄无声息的时间推移中走向人们意愿的反面。

1972年，晋西北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实事求是地讲，在靠近沟渠河坝等有水源的地方，伟大的群众性的抗旱斗争，还是收到了或多或少的成效，而在我们那个要啥没啥的土石山区，成千上万亩“担水点种”了的坡耕地，当时轰轰烈烈，层层叠叠，好不壮观，甚至还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可最后掰着手指头一算，籽种、化肥、人工、牛工等费用，统统栽进去了。

那年，我们村子的庄稼几近绝收。社员们说，那一年的账很好算，有投入没产出，投多少就赔多少。

靠天吃饭，赔并不可怕。怕得是赔得一干二净。

农民们望着赤日炎炎的老天，声声哀叹：抓瞎了，抓塌了，没底子的年景遭下了！

父亲当过国家干部，六二年下放回村，算是光荣过那么短暂的几年。他好学习，好思考，每临大事在院子里踱步的习惯一定是在当干部那几年养成的，因为其他农民没有。

“这一大家子，今年好歹还有些底垫，可明年……明年，老天爷，明年怎办呀？”父亲背着手自言自语地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走动。

“不怕，大，明年我跟着你讨饭去。”刚走进大门还背着书包的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父亲说道。

“你，你不念书了？这天年放下了，也放大了，我翻《山西日报》，看到全省各地都有旱情，只是程度不同。这种情况下，怕是讨吃要饭也没个去的地方了！”父亲猛一愣怔之后，对着我很认真地说道。

“念书，肯定想，我又不是懒学生。可是，光靠你一个人出去，孤孤单单，没个照应，那哪能行？我见那乞讨的人多数都是结伴而行的，不然连个狗都招架不住。”十五岁的我，此时此刻，好像瞬间长大了许多。

“也不是不行，你爷爷去世时，我才十三岁，比现在的你还小两岁，就撑起了这个家，犁耧耕种，点籽抓粪，甚不得自己干？正应了那句话，有奈出自无奈，赤脚跑到五寨。”我能听出来，父亲的话语既包含了同意，也包含了鼓励，甚至还包含了期冀。

“那我好歹把初中这几个月圪且下来，领个毕业证，就，就……”说到此，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由自主地哽咽了起来。

“念书，自然重要，只有念书这一条路可以改变咱们农民的命运，这我懂得，可是这天红更更的，一点雨水都没有，眼看着一过年就揭不开锅了。你说，要是吃不上饭了，这念书还怎么继续？”一贯重视教育的父亲，此时在吃饭与念书的选择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倾向性。

就在全村人哭爹喊娘为了吃饭问题犯愁的时候，三八老党员世德爷爷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了群众大会上。

只见他挽起袖子，站在人群中间，挥了挥拳头，把口腔里的声音咬得又脆又亮———

我是个老党员，天生是个乐天派，不像你们有些人，一有事就急，就死呀活呀的。我听说有的人准备逃荒去，有的人准备要饭去，有的人把后事都安顿了，有的甚至把上吊的绳子都拴到了房梁上。至于吗？有那么可怕吗？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实话说，眼下旱灾遭下了，也遭大了，几乎是颗粒无收，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担忧是很正常的。可也不要报得太凶，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成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个时候，光明哪去了？成绩哪去了？勇气哪去了？大男人也变成小脚女人了？怕什么怕，我们有共产党哩。有党，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说啦，过去风调雨顺，我们每年都要为国家交那么多的爱国粮。你们想想，现在遭灾了，党能眼睁睁地弃我们于不管不顾？道理上也讲不通嘛。而且，今年的遭灾，又不同于1960年。1960年的灾害是全国性的，哪个地方都不好过，哪个地方都没办法，谁也顾不上谁，所以才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今年就不同了，今年遭灾是局部的。我听广播说，全国好多地方，夏粮喜获丰收，大秋作物长势喜人。不是有一句话叫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嘛！就算是山西黑了，还有山东哩，还有河南哩，还有四川哩，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庭温暖着哩，请大家尽管放心，一百个放心，我们的吃饭问题绝对有人管哩。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要是出现了旧社会一遭灾就要死人的情况，我会拉着县委书记打官司去。不把他这个不作为的县委书记撤了职，我发誓不回来见你们。

会场顿时活跃了起来，世德爷爷的一番话，如一阵清风掠过全村人愁绪笼罩的心头。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回味世德爷爷这段讲话。他确实是个老党员，也肯学习肯思考，可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怎么可以把话讲得那样简洁明快、刻骨铭心、地动山摇？真是玄了！

果真，一入冬，如世德爷爷所言，公社干部就来到村上将缺粮情况细细统计了一番。过不多久，村里就派出了八辆小平车，将一年的救灾粮和救灾菜从韩家楼粮站拉了回来。

我记得，救灾粮是高粱面和玉米粒，菜是清一色的带着冰凌碴子的圆白菜。这些粮和菜显然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有人说是从山东运过来的，有人说是河南，有人说是天津，说法很多，没个准头。但有一点大家的看法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本地产的，因为本地从来就不会大面积种植这种东西。

我还记得，粮是按每人每天七两供应的，大白菜是每人四十斤。菜仅供眼下食用，因为那东西无法长时间储存。

父亲回到家，像中央电台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样激动：共产党员就是不一样。还是你世德爷说得对，还是你世德爷有眼光，救灾粮来了，我们饿不死了，也不用讨吃去了。

后顾之忧解除了，全家人都沉浸在见到了救命粮的喜悦之中。过了好一阵，好像是站在当地抽着小兰花的大哥问了父亲一句：“每天七两，不咋够吃哇？”

父亲赶忙接过话来说道：“已经很不错了，这东西没个正经，多了多吃，少了少吃，至少不用我们逃荒要饭去了，冬天我们节省点，明年开春，有了野菜就好办了，野菜搭配上供应粮，够了，没问题了。这日子能够过了。”

因为当地不曾大面积种植高粱和玉米，所以有“小杂粮王国”的美誉，土著们吃起这些东西来就显得很不习惯，绝不像他们做莜面做豆面做荞面做糕面那样得心应手而花样翻新。他们经过反复实践，发现这些供应粮只能做两种食物：一种是将红面压成来吃，因其成品红里透亮、质地坚韧，人们就形象地称之为“红绳绳”。一种是将玉米磨成面，然后多少捏一些碱面儿，蒸成空了心的窝窝头来吃，因其色如铜其状如铃，所以人们就称之为“铜铃铃”。

毫无疑问，接下来的一年当中，红绳绳和铜铃铃，就统治了全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概还是个生活习惯问题，吃了没几天，村上的人们就纷纷去找赤脚医生。他们反映，这红绳绳和铜铃铃吃在嘴里倒是无所谓，好吃难吃，多用些水，总不愁把它咽下去。可一到肠胃，就完了，就不顶了，叽哩咕噜的，总是不好好行转，有时还一阵一阵，左右圪拧的，说不准是胀还是痛，反正怪难受的。

赤脚医生意识到，这是个大事，绝不能等闲视之，况且自家人也深受困扰，于是就跑去公社卫生院，进了好多山楂、大黄、杏仁、蓖麻等既经济实惠又立竿见影的中药材，发放到每家每户，供大家改进和加强肚子里的润滑机制和蠕动功能。

不管好过还是难过，日子总还是一天挨着一天过着。到了十二月份，我如期拿到了初中毕业证。想起那次和父亲关于乞讨的约定，我就主动去和父亲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继续念书呢？还是干脆和大人们一起操持一家人的生计。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继续念吧。不是万不得已，念书绝不能半途而废。此一时，彼一时。说讨吃是彼时的情况，说念书是此时的情况。现在有了救灾粮，原来的计划也就自动放弃了。放弃了乞讨计划，那就书归正传，该务农的务农，该上学的上学，各行其道。至于以后，你能念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倘是时势允许，你也争气，你就给咱一直把它念下去。

一是时势允许，二是自己争气。父亲的话何其美妙！一个外因，一个内因，内因通过外因而起变化；一个主观，一个客观，主观符合了客观才有事物的发展。我常常觉得，平民并不平庸，百姓并不败兴，伟大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实很接地气，它就植根在人民大众的土壤中，闪耀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倘若一种思想远离大众远离生活，高深莫测故弄玄虚，你还会觉得它伟大吗？

二

1973年1月，因为教育路线回潮，我国破天荒地举行了一次初升高的考试，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五寨师范。复试完，成绩出来了，我名列全县第二，却因为文教办领导一句荒唐的“年龄太小”未通过政审，被刷了下去。我据理力争，却求告无门。

1973年3月下旬，带着被命运捉弄后的巨大的伤痛，我退而求其次，来到了三岔高中报到。我比新生入学迟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别的同学青春作伴径直而来，我却绕到师范那条令人屈辱的路子上跋涉了苦痛不堪的一圈。

当日，教务处把我分到了柳老师当班主任的高五班。

柳老师三十来岁，个头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能够看得出来，柳老师对我的到来不仅不欢迎，甚至还有点排斥。一见面他就用他那特有的脆脆的声音跟我说：“来就来吧，没办法，后来进来这，都是后门兵，谁想要哩？六班不想要，我们五班同样也不待见。你要知道，现在不同过去了，整天介考试，要上你们，准会拉了我们班上的后腿。希望你能够听明白我说的话。”

我哪里能够听明白他说的话？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彻底蒙在了那里———我，究竟是前门进来的，还是后门进来的？后来进来的难到就一定是后门进来的？我，竟然是这样多余？这样遭人嫌弃？上师范被人家蝬了出来，孤苦伶仃的我转了十八个弯，现在好不容易来到三岔高中，又是六班不想要，五班也不待见，那让我上哪去？

当然，来到三岔中学，还有一件事，让我喜出望外，那就是学校每天都能吃上细粮。我为能够迅速摆脱红绳绳和铜铃铃对我生活的束缚，而感到格外高兴。

那时上高中转粮，一转粮，一夜之间就由农村户口变成了市民户口，但它不是永久性的，高中一毕业，户口随人又回到了农村，属于暂时性的城市户。暂时性的城市户口和永久性的城市户口在粮食供应上是没啥差别的，每月每人30来斤（岗位不同会略有增减），粗细粮比例也是相同的。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平常年份晋西北市民供应的粗细粮比例是85：15，也就是说粗粮占85%，细粮占15%。细粮单指白面，粗粮则包括了小米、玉米面、高粱面、莜面、豆面等等。几十年一贯制，改革开放以前不曾变过。

那时的城乡差别实际是蛮大的。比如在吃粮问题上，中间就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产量低，本地很少种小麦，因此农民一年到头是吃不上几顿细粮的，也就是中秋节和春节才有可能吃到一两顿白面，平时绝无可能。因为城里人能吃到15%的细粮，所以农村人就羡慕地称他们是吃细粮的。

以物资匮乏为特征，把人分成吃细粮的和吃粗粮的两大群体，现在想来有点滑稽，可这是历史在行进到票证时代留给我们的一段真切的记忆。

一进高中，第一顿饭就让我惊呆了。那是一对冒着热气、又虚又胖、银光闪亮、散发着浓郁麦香的馒头。这种家乡稀有的食物，能在这样的年头这样的环境里吃到，简直不可想象。那香味，随着丝丝的热气，悠悠然飘着，好像一首打了节拍的旋律，忽大忽小，忽紧忽慢，忽强忽弱，反反复复地刺激着我的感官，调动着我的胃口，让我完全沉醉其中。我咽了咽口水，尽力克制着吃的欲望，把那馒头拿在手里，转着圈儿，打量了好大一阵，然后举到鼻尖上，深深地闻了几口，好像是怕那美好味道跑到别的地方白白浪费了似的。

同学们早已吃开了，有的同学甚至吃得差不多了，我还愣在那里。我在想什么呢？我也不清楚。是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抑或是想穷苦的家庭，想艰难的父母，想考师范的那一场悲惨的遭遇……不知不觉，一颗又一颗把人生五味紧紧凝结在一起的泪珠从我的脸颊上慢慢滑落下来，滚到胸脯上，再滚到衣袖上，又掉到了我双手捧着的馒头上。我这才猛然一怔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