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罗

晚饭后，我去城东老房子看望母亲。母亲说，她要改名字。

这套老房子在城东担水巷尾一幢旧楼房的三楼，原是父亲朱家祝进城时租的，三年后母亲许荟琼也进城了，便买下来。除了哥哥我们三姐妹都出生在这儿。在昏黄的光影里，露天水泥楼梯左近那棵梧桐树显得绿肥浓厚，我闻着馥郁的花香转至三楼门前，恰好李姨开门。我说凑巧了，正在摸钥匙呢。李姨说知道你来，我就赶紧开门迎接了。她手提垃圾袋子，冲我笑了笑下楼去。这套带阳台的三居室，父亲去世后主卧一直空着，里头偶尔烟火缭绕。母亲是靠次卧床头和我说的，现在的名字她不要了，要换个名字。这事奇怪了，不久前我在手机里看到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在临终前要改名字。也许，母亲也看过那个故事，受到启发，要不然比我刚到门口李姨就开门还要凑巧了。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许荟琼似乎患上老年痴呆症。她语出惊人，说父亲故意留下那盆曼陀罗是想陷害她、折磨她，让她生不如死。那盆曼陀罗是阳台上几盆花草中的一盆，绿叶里头翘出白色喇叭状花朵，清爽典雅，很是好看。老年人患上痴呆症不在少数，母亲早已进入老年行列，现年八十有四。不过，母亲清醒时便戴上老花镜，翻看手机文章，俨然正常的文化老太。喜好看书是我们家的优良传统。母亲是小学退休教师，父亲更是一辈子跟书籍打交道，在乡下兆田学校教了几年书就改行为县图书馆管理员。他上下班挎一只黄帆布书袋，书袋里的书跟随他从图书馆到家里来，家人看完又回馆子去，到过我家的书若聚在一起，足够占半个图书馆。这套老房子看书的气氛很好，我们四姊妹是在书香中长大的。

我说了说手机里的故事，问道，你也看过那个故事吧？母亲说，你真聪明，一猜一个准。当然看过了，看过之后就想学那老太，也要改名字。

母亲挪动上身拿过手机找出故事来，让我看。木床为二米宽大床，母亲被她自己搬上去的食物挤在中间，拿手机时把半袋高钙无糖饼干弄到地上了。我摆手道，不看了，知道怎么回事了，便欠身抓起饼干袋子。

母亲许荟琼这个大名，据说是早年村小学老师给取的，她还有个乳名，叫许阿鹊。但我没听过她还有乳名，从未听说过。母亲说，你当然没听说过啦，就连你爸也不知道。母亲呱呱坠地时，屋前柚子树上正好有个喜鹊，叽喳叽喳叫。母亲讲了她出生时的情景，接着说不是说喜鹊叫好运到嘛，我爸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叫阿鹊。

母亲改名的原因和那老太也一样。老太梦见死后去阴间见父母，父母却只认她乳名，不认大名，结果被拒之门外。母亲说，门丁接过她许荟琼的名帖，去禀报她老爸，她老爸说他没有叫许荟琼的女儿，死活不让进门。我笑了一下说，外公当大官了呀，都有门丁了。母亲说，梦里就是那样，如果骗你我是小狗。门楼高大威武，门前坐着两个石狮子，是鼎食钟鸣的大户人家。

我听母亲说如果骗你我是小狗，心里柔了一下。母亲进入老年后，就收敛起锋芒，如同一只弄丢了刺的刺猬，有时言语上也喜欢讨好人。但我还是将她的思路往别处引，改名字太麻烦了，我可不想干这既麻烦又没什么意义的事儿。我说，你是先看了故事，还是先做的梦？母亲说，先做的梦后看的故事。我说这也太稀奇了，你梦见的事居然同故事里的一模一样，不大可能吧？母亲想了想说，先看故事的吧，看了故事当晚做的梦。我说这就对了，要不是看了故事，就不会做改名的梦。母亲揉揉太阳穴，扯动半脸褶子说，也记不清了，到底是先做的梦还是先看故事的呢。她偏头作回忆状，眼神茫茫然的。我说，笃定是先看了故事，看了故事再做的梦。

我企图打消母亲改名的念头，却未能如愿，她扭转上身去拿床头左边的包包了。母亲未到中年，苗条修长的身材就粗壮起来，她扭动笨重的躯体把一包扯了封口的桂圆蹭翻了。我看着她斑白干枯的发髻说，你找什么呐？桂圆倒了。我将跑出来的三个桂圆放回去，信手在柜背上拿来书夹子夹住封口。母亲在包包里摸索道，身份证呢，我的身份证呢？我说，你的身份证不是放我哥那里吗？母亲说，你哥把我身份证拿去做什么，他什么时候拿走的？母亲眼神里充满警惕，好像哥哥拿她的身份证去冒领她的退休工资了。五年前，母亲将身份证、退休工资银行卡等交由我保管，我管了两个多月发觉不妥当，便转交给哥哥了。

虽然母亲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总体意思我是明白的，她找出身份证让我拿去改名，把“许荟琼”改为“许阿鹊”。我摇头说，身份证改名字很麻烦，需要办很多很多手续，走很多很多程序。有时母亲会装糊涂，弄得我们难以辨别她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母亲似乎听懂我的意思了，说你不肯帮我改，就叫你哥帮我改吧。我说好的，叫我哥去改吧。母亲说，我生你养你，改个名字都不肯帮忙，没良心啊。

李姨回来了。

李姨探进次卧缩头说，都快清明了还这么冷，江边冷飕飕的，像冬天。李姨将垃圾丢在梧桐树下的垃圾桶便走出担水巷，横过老街，穿越城门洞，去江堤逛了会儿。凡是天气适宜，每天早饭前、晚饭后，江堤上就有拉琴的跳舞的，也有打拳舞剑的，很热闹。李姨也备有一套舞蹈行头。母亲说你也去江堤跳跳吧。李姨便给母亲盘了发领着她走出来，上身穿绣花红褂子，下身穿纱质白肥裤，手执一把椭圆形绿绢扇子，站在舞队最后面，踩着音乐手舞足蹈。母亲则在一旁走过来走过去，走累了就在石凳上坐下，望着光影飘忽的江水东流去。这会儿，母亲听见李姨的说话声便抬起头说，吃了端午粽，寒衣不可送，春分过了还没几天，冷点儿正常。李姨说，许老师古话真多，柴头教出孝顺子呀，箸头吮出忤逆儿呀，句句在理。母亲受到表扬，就又接连说出三句古话，李姨竖起拇指说，许老师真棒！

李姨服侍母亲已十余月，她原在医院做护工，我们请回的。母亲老年痴呆，起初的症状是言行稍许异常，说父亲留下曼陀罗害她，在主卧里把父亲的遗像和他们的结婚照，挂上拿下、拿下挂上，后来是重复买水果、零食，喜欢把水果、零食往大木床上搬。母亲的病情极不稳定，清醒时谁都感觉不出异常，糊涂时则连子女也认不出来。但某些方面一直清醒，从未出现过从家里出去找不回来的事，而某些方面却一直糊涂，总是将水果、零食往大木床上搬。母亲让香蕉、麦干、梨子、干荔枝、八宝粥、杨梅干、酸奶等包围着，好像很享受。有时候，我望着坐在水果中的母亲就想起泰国的仙女果。二姐在泰国经商，微信朋友圈里有仙女果图片，模样儿像女人。母亲住院不是因为老年痴呆，自从疑似痴呆后，她怕吃药打针，非到万不得已不肯去医院。母亲住院是因她慢性心梗，她心脏也不好。我和我哥、大姐三人轮流陪护了一个礼拜，便请了护工李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陪护者进入住院部之前都得做核酸，轮流陪护很不方便。大姐牢骚满腹，鼻孔里冒着怨气说，烦死人了，干脆请个护工吧，我宁愿出钱！李姨和母亲很投缘，出院时便应邀来家接续陪护。母亲说，她和李阿姨前世就是好姐妹。

我走下露天水泥楼梯，担水巷有浮光于阴暗的鹅蛋石路面飘游，棋牌室传出噼啪噼啪的打牌声。这巷子我非常熟稔，上学、放学，从小学一年级走到小学毕业。一二年级时是母亲陪伴走的，偶尔遇见下班的父亲，挎着书袋跟在后头，甚少言语。彼时，巷子里有两眼古井、一间打铁铺，常见师傅、徒儿喊着号子挥锤打器具，火星四溅。城东小学坐落在担水巷口，是县城优质学校。母亲是由乡下学校调过来的，在乡下兆田学校时，她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再转为公办教师。也就是“民转公”翌年，在闫校长帮忙下调至城东小学。那一年我家喜事多，母亲调进城了，三居室买下了，大姐出生了，寄养乡下外婆家的哥哥也接了回来。闫校长曾是兆田学校的校长，是父母的主婚人，当时父亲是正式教师，母亲还是代课教师。担水巷口有盏路灯，周遭飞舞着灯蛾子，学校围墙上尖锐的玻璃泛着蓝光。老街灯火阑珊，我戴好口罩坐不锈钢长条凳上等候公交。

回到家，我摘下口罩跟哥哥微信语音通话。

哥哥说老妈提改名时，神智清醒还是糊涂的？我说应该清醒的，不过后来十之八九糊涂了，好像是真糊涂，她问你把她的身份证拿去做什么，还骂我没良心。有时候母亲出现某些异常言行，我们习惯于琢磨其时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母亲有时调皮得很，善于装糊涂。大姐曾经说，作，就喜欢作。医生也疑惑，患者某些异常举动，比头部影像学检查结果严重很多。哥哥和我一样，对母亲要改名也不想顺从。哥哥说改名字没那么简单，也不知身份证的姓名可不可以改，就是可以改，改过来后其他证件的姓名都得改。哥哥的策略和我也一样，先敷衍母亲，敷衍不了再想办法。

我和哥哥通完话，便跟在泰国经商的二姐语音微聊，二姐听了我58秒钟语音说，老妈还有个乳名，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我说，老妈说她从未提过，就连老爸也不知她有乳名。二姐说，老妈怎么这么迷信，一个人去世后真会去拜见过世的父母吗？我说，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迷信，再说老妈脑子早就不怎么拎清了，不知整天想些什么。二姐说，要是真会和亲人相见，那老爸也只认识许荟琼，不认识许阿鹊呀。我说，老妈脑筋混乱了，思维不能由此及彼。二姐说，外公外婆只认许阿鹊，老爸只认许荟琼，本身就是矛盾的嘛。我文字说，确实顾此失彼，老妈的想法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然后点了个“再见”图像发过去。

我和大姐没交流，这也是涉及母亲的事，我不喜欢发姊妹群的原因。关于母亲的事儿，大姐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大发牢骚，弄得大家不愉快。那年，要不是母亲从中作梗，那个叫闫泽清的年轻人，会大概率成为我的大姐夫。虽然母亲为人强势，脾气也不怎么好，但并非蛮不讲理之人。她认真教学，重视家庭，曾被评为县教育系统事业家庭兼顾型的好教师。可是，母亲为了拆散大姐的初恋，蛮横得像个悍妇。大姐愤而搬出去租住，次卧只剩下我和二姐了。原本，次卧里我和二姐睡大木床，大姐睡钢丝床。大姐搬出去后，我和二姐经过抽签，我睡上大姐留下的由山水、石雕画帘布围出的小空间里的钢丝床，二姐依旧睡大木床。闫泽清却被唬住了，千方百计躲避大姐。母亲暗地里请人去出租房劝大姐，像闫泽清这样的男人，遇上点挫折就躲避，不值得爱。母亲排斥闫泽清，是怀疑他有家族遗传病。闫泽清现为某局局长，身体好好的，是县城的体面人物。不过，他父亲闫校长确实是患上具有遗传倾向的绝症去世的。那会儿要不是闫校长帮忙，母亲不可能从乡下学校调到城东小学，甚至“民转公”也不会那么顺利。

我见到闫校长是在城东小学，就那么一次。那时，他已在县教育局上班了，来城东小学检查什么。记得在母亲的办公室，他摸了一下我的头说，眼睛水汪汪的，像妈妈。母亲含笑说，女儿总像妈妈呗。印象中他身材高大，脸黑，讲话时溅唾沫星。闫校长病逝时五十刚出头，大姐就是在他的葬礼上认识闫泽清的。当时，大姐高中刚毕业被招工到县画帘厂上班，身材颀长，瓜子脸，吊稍眼，梳着两根乌黑的拖肩辫子，酷似母亲年轻时的模样。披麻戴孝的闫泽清瞥了大姐几眼，彼此便留下良好印象，是一见钟情那种，一对视就擦出火花来。

大姐此后的恋爱很不顺，三十一岁才结婚，而且不到一年又离了，离了之后就单着，连个子女都没有。大姐的身体也不好，离婚不久查出了肠癌。幸好是早期，术后康复得还行。大姐将婚姻的不幸归咎于母亲，甚至以为因婚姻不幸而积郁成疾患上了肠癌。大姐现在独居，凭每月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过日子。我们对大姐很理解，也很同情。母亲陪护等费用，我和哥哥、二姐商量过，母亲的退休工资暂且不动，就我们三人来分担，大姐就不要拿了。可大姐不同意，犟得很，结果由我们四姊妹平摊。

我去城东看望过母亲后，到清明节这十来天，哥哥去探望过一次。

一个礼拜前，外市邻县发现二例新冠确诊病例，本县有七名密切接触者，防疫形势陡然严峻。母亲心脏不好，还没打疫苗。每逢防疫形势严峻起来，我们就尽量不去看望母亲，借助手机把握她的身体状况。“我们”是指我和哥哥。相比之下，哥哥去得频繁些，他已退休，嫂子在杭州帮忙看孙子，他住本县照顾老人。其实母亲和他岳父母也不怎么需要实打实地照顾，平时去野外拍拍照片，在家玩玩书法，没什么事儿。而我供职重点高中，且一直担任高三班主任，工作非常繁忙。大姐不会单独去看望母亲，只有母亲庆生或者家庭聚会才去母亲家，而母亲对此也不会计较。母亲非但不计较，对大姐还很谦让，即便大姐说她“作”，也假装没听见。母亲曾经认不出我，认不出哥哥，唯独没有认不出大姐。有次我们三姊妹坐在一起闲聊，我说其实老妈和大姐最亲，从未认不出自己的大女儿。大姐鼻子嗤了一声，没搭言。

母亲也向哥哥提起改名字，哥哥回绝得很委婉，但母亲还是听出意思来了，骂他良心被狗吃了，白白培养他到大学毕业，连改个名字都不愿帮忙。母亲多少有点重男轻女，对哥哥的培养格外重视，期望值也甚高。那时节，在小县城大学本科毕业生凤毛麟角，可哥哥有些自由散漫，在仕途上黯然无光，退休时也仅是个主任科员。面对母亲的骂，哥哥没丁点脾气。他笑着开导说，证件上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自己认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他人叫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母亲居然被哥哥说通了，望着李姨说，从现在起，你不要叫我许老师，要叫我许阿鹊。李姨红了脸说，我怎么好意思叫呢，这不行。哥哥慌忙向李姨递眼色，说要么叫阿鹊姐吧，这个亲切。母亲一锤定音，就叫阿鹊姐吧，我们前世就是好姐妹，以姐妹相称最恰当。李姨笑着说，好好好，阿鹊姐，就叫阿鹊姐。母亲进而说，以后有人来找我，就说这里没有许荟琼，只有许阿鹊。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不久许阿鹊要去见她爸妈了。哥哥说，别乱说，老妈会长命百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