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我选择了中专（上）

1977年，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的命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几十年来，我见过太多的人在为1977年的高考而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奋笔疾书，但从未见过有谁站起来为1977年的中专考试说上一点什么或写上一点什么。

事实上，1977年我国的中专考试和高考是并立于改革潮头的，他们如同一对同卵双生的兄弟，同时呱呱坠地，同时健康成长。

如果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运，那么中专考试制度的恢复则一定是改变了更多青年人的命运。

冬去了，春来了，花开了。经受了严寒折磨的人们，脸上顿时绽放出如花儿一样美丽的笑容。积累了整整十年的浩浩荡荡的考试大军，同时走进全国各地的考场，其场面之壮观、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

能够成为这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我三生有幸。

那年冬天，在那场突如其来的考试面前，我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子。先报了中专，又改成大学，最后又改回中专。因此，我成为一名中专生，并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庞大的但并不像大学生那样光彩照人的队伍中间。

但，我的名字似乎还是被当地一些考生给记住了。不断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若要报上大学，定然会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当时，我也坚定地认为，我把一次更加华丽转身的机会给错过了。我也曾为这一似乎优柔寡断的选择而悔恨了好多年，就连做梦也在叹息。

后来，我想尽办法来弥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凭搞到一大摞。与之相随，履历表上的学历也在噌噌往上蹿：中专，大专，大学。而且都是牌子很硬的那一种。

再后来，研究生的学历也差不多到手了，我突然停住，问了问自己的内心：搞这些学历有啥用呢？啥用都没有！简直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原来我的内心深处只承认我是一名中专生，而拒绝其它任何学历。

于是，我把这种所谓的后续学历以及它给我带来的种种虚荣彻底地扔一边去了。退休后，愈发觉得没意思，愈发觉得碍眼，于是只用了一根火柴，就将那一堆十年不寻常的辛苦所换来的东西化作一股袅袅青烟，轻轻地，让它飞走了！

细细想来，那个中专文凭，倒是实实在在，虽然有点低级，但它却是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它的一路引领，让我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农民变为市民，实现了我人生的蜕变。其余的文凭，虽然光鲜亮丽，可曾给过我些什么？

像糟糠之妻那样，虽然相貌平平，未曾引起我的心动，更谈不上什么死去活来的炽爱，但她善良贤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给了我家庭、给了我儿女、给了我需要的几乎一切。我还能有啥说的？我们必须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履历表上，过去出身一栏填成分，后来出身一栏填学生。过去我的出身是中农（文革时期村里硬给提拔成了上中农），后来我的出身是中专。

中国，中庸，中农，中专，加之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也处于中间位置，我相信我的命离不开一个中字。

爱因斯坦说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此话如果成立，那么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既有其共同的运行方向，又有其各自该去的地方。

人，不管心上曾经有过多少痛点，但我们必须尊重当初自己的选择，必须尊重自己的行走轨迹！

一

1977年秋分一过，晋西北的天气明显转凉。

我记得，我们还在地里刨山药、场上打谷子，五寨县就召开了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简称农水建设）大会战的动员大会。

应该说，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就着着急急上马冬季大规模的农水建设，多少还是偏早了一些。可在那个年代，凡事都讲究一个早字。早计划、早安排、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早检查、早督促、早评比、早总结，几乎成为办一切事情的思维定势和工作套路。

名为冬季农水建设，但实际上却占去整整半个秋天。这一挤占，势必会打乱正常的农事活动。

县上的动员大会刚刚开过，各公社就迅速进行贯彻落实。

山道弯公社位于五寨县的西北端，与河曲交界，距离县城100多里，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公社书记、主任、武装部长一行八人，开完会找了个手扶拖拉机就打道回府，可等回到公社，已是晚上七点多了。为了做到“贯彻上级精神不过夜，” 他们不顾车马劳顿，连夜召开了各村的领导干部会议。

第二天，各村各队照葫芦画瓢，再层层开会，贯彻落实县上和公社的会议精神。其实，照葫芦画瓢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就一般情况而言，越是上面的会议越是复杂抽象，越是下面的会议越是简单具体。

等会开到村上队上，什么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工作重点、工作要求之类花里胡哨的东西一概没人讲了，开会的核心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出多少人，出多少钱，出多少粮，以及如何来出？实质上就是研究解决“一平二调”中无偿调拨的问题。

出钱出粮倒不在话下，都由大队统一解决，可出人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会冲击到好多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

那时候，村里每年都要派出一部分强壮劳力参加县上或公社组织的修路、修坝、修渠等工程建设。社员们都知道，这种外派人员，除了受苦受罪以外，别的好处啥也没有，在村里挣多少工，出去还是挣多少工。又且，自己出去了，家里的营生就没法子周转了。比如，我们村子的人畜吃水，一般都得由大男人们起早贪黑到二里多远的深沟里去挑，你要是走了，这任务让谁来完成？这还仅是一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烧火做饭扫院落，撵鸡放羊喂牲口，担土垫圈搂圪渣，营生多着呢，样样都得有人去做。

事实上，越具体的事越缠手。有时候县上和公社的领导靠红口白牙的大话空话套话就可以把日子糊弄过去，而到了农村，想要见了矛盾绕道走，真没那买卖。谁都知道，村干部的行事风格多半都有几分霸道和几分蛮横，其实，说句实话，那全是被逼出来的。我一直认为，这个世上最难当的官儿，不是省长，不是市长，不是县长，而是农村的生产队长。

那年，五寨县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的主要任务是修建从南峰公社到三岔公社长达30公里灌区内以土石为基础、混凝土为沟槽的主干渠。就工程规模而言，这是建国以来，五寨县继南峰水库主体工程之后，举全县之力修建的又一大配套性的水利工程。如此浩大的工程，计划抽调6000个民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在两个冬天完成。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这项工程建成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南峰水库的丰厚蓄水，解决五寨县八十里丁字平川数十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还可以解决一部分村子的人畜吃水问题。应该说，它与那些纯粹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但绝对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

为了把这项工程抓紧抓好抓实，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县革命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的指挥部。

指挥部设在灌区北中段位置的新寨公社所在地。指挥部的总指挥自不必说是由县革委的一把手亲自担任，副总指挥由县革委的常委共同担任，指挥部其他成员则一律由县直部门和各公社的主要领导担任。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又下设若干个工程小组，可谓门类齐全，结构严谨。

如此强有力的指挥系统，调度和控制全县各类建设资源，其权威性无容置疑。

在动员大会开过以后，全县上下雷厉风行，不舍昼夜地抓紧准备，谁有困难谁克服，谁有问题谁解决，矛盾绝不允许上交。到第七天头上，所有的人财物都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这次农水建设，还有一个特点是，全部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每个村子为一排，每个公社为一连，全县十八个公社十八路人马组成一个团。当然，排里面还有班呀组呀什么的，从大到小，一应俱全，完全套用了部队上的组织建制。团长由县革委主要领导担任，连长、排长以此类推由公社和村子里的主要领导担任。

因此指挥部就又有了一个雷霆万钧的名字，叫五寨县冬季农水建设作战团，典型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我们知道，军队在作战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干脆利落的作战命令。这次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也是如此，在全县的动员大会上就将各路人马的工作任务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后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实质上是层层分解会战任务。而且，为了保证所下达的任务不打折扣，还层层签订了军令状。

大会战6000名民工的主要任务是采掘和运输工程所需各种类型的建筑材料。至于大渠的垒砌施工，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它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只能由县上的专业队来完成。

工程所需材料主要包含土、石、沙、水泥四种。而在四种材料中，除了水泥由县上统一解决外，其它三种材料的供给都分解到了各个连队和基层单位。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材料采掘和运输的难易程度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土可以就地取材，到任何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或山角下都可以挖取，以不损坏耕地为原则。而沙子就相对要难些，得到地势比较低的河槽里去挖，路程虽不算太远，但拉着沙子需一路上坡，又且路基松软，费力费苦自不必说。最艰难的应该是石材，一律得到五寨和偏关交界处一个叫云梯峁的石山上炸取，不仅风险大，而且运距远，动辄就是几十里。

那时生产力极其低下，根本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一说，一切材料的采集、装卸和运输都得依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我们在工地上所能见到的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莫过于毛驴拉着的小平车了。

我们山道弯连队便是一个典型的赶着毛驴拉着小平车的连队。

我们安营扎寨的村子是离指挥部仅有几里路的旧寨大队，所承担的任务是从旧寨附近的河槽里往灌区上拉沙子。因为拉沙子太费力气，只靠人力无法完成，那就得凭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了。

话分两头，再折回来说一下我们村子为本次农水建设大会战抽调人马的事儿。其实，不是抽调人马，准确地说应该是抽调人驴，因为山道弯公社给我们村分配了八辆驴拉小平车的任务。其实很好计算，有一辆小平车，就需要有一个拉平车的驴，也就需要一个赶平车的人。这样车、人、驴才会协调配套起来。另外到了旧寨，人需要吃喝，驴也需要吃喝，这样就需要另加一个担水做饭和喂牲口的，如此算下来，一共是八辆平车、八个驴、九个人。

那天，我们村子先召开村干部会议，再召开群众大会。村干部会议的任务是商定抽哪些人、哪些驴、哪些平车的事儿。群众大会的任务主要是宣布村干部会议的有关决定，并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我是村子里的团支部书记，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诸如此类的干部会议则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是秋收大忙季节，所以村子里开会也非常讲究效率，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会用第二句话。人到齐以后，支部书记开门见山说明了要研究的事项，然后请大家发言。

支部委员文亮爷爷说：“军令如山倒，要人给人，要驴给驴，要啥给啥就是了，这没啥好商量的。”

支部书记赶快打断文亮爷爷的话：“要啥给啥，理是这么个理。驴好办，挑八头口小能干活的驴就行。平车子也好说，把库房里的平车子挑出八辆来，让三木匠小修小补拾掇一下就能使用。可是抽人就得动动脑子了，得看谁听话，看谁实在，看谁做营生利索，千万不要给咱考虑那些油嘴滑舌，投机取巧，只能瞅旮旯，不能下苦力的三等社员。这些人派出去给咱丢人现眼哩。”

文亮爷爷接过话来：“不是给咱丢人现眼哩，而是这种人根本就派不动。他们又懒又馋，又能使坏，活儿干不好，歪理邪说还一套一套的，要是把他们定上了，接下来怎么办？社员大会还怎么开？让他们一叫唤，一顶撞，一圪搅，看样学样，狼碰开门狗也跑进来，其他人也派不动了。”

大队长世德爷爷把小兰花烟锅子用劲抽了几口，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绕弯子了，我来提名字吧。提出来，大家看合适不，合适就定下来，不合适就另外寻人。当然像你们说的那几个鬼见愁，我肯定不会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