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词条

影子小说家——这些年来，我几乎总是在给一个影子般的小说家作传。我一度认为，即便耗尽我的全部心血也无法完成它了。但他在多数时候都深具透明性。从我站立的角度看去，他可以是无数峰峦的一部分，其中的一座峰峦，其中的一片葳蕤待发的新叶，其中的一道高岗、一道水流;他可以是风的一部分，身处真实和虚拟之间的风，具备颜色的悲苦的风，没有退路只有吹刮之肆意性的风，无可抉择但却时怀遏止的愿望的风，总在开端和结局的风;他可以兼具风的吹动和宇宙性，兼具一些星辰之念和月色的冷热或圆盘，兼备时间的旋绕和判别，他可以是这样的风的动机的一部分。他可以没有名字（名字是虚假的摆设和造物），没有情感（情感是断裂的），没有意念（意念已经完全消散了），也不会有过往和未来（未来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年来，为了这样的塑造之功，我绘制他的肖像，揣度他的爱憎，装扮他的心灵的坚壁（使自我的面目渐渐与他趋同），时时感受着深深的怅惘与悲伤，之后，我的生命似乎停滞下来——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消逝中停滞下来。这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消逝，我已经体察不到了。这种不存在的惦记性和缝缝补补，我已经体察不到了。我时时刻刻注视着的岁月的杯盏已成虚幻，那些刻骨铭心的投注已使我丧失了所有。关于这个我不曾亲见的人物的传记，成了我所目见的天宇中的一粒微尘，这是他初始的形体：一粒微尘？这是他爱的孤苦性但并不为我们所知……

杂剧与小说——罗贯中，一位中国小说家的名字。他最知名的著作便是那本流传了很多年的《三国志演义》。关于罗贯中是为《三国志演义》之著作者的身份，见于此书早期各种版本题署。而关于罗贯中是为元、明间人并创作了《三国志演义》一事，也见于一些明清时代文人的笔记记载。但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却异常匮乏，我们迄今所见的记载，最权威的莫过于以下五十六个字：“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录鬼簿续编》之“罗贯中小传”）——出于一位熟知元末明初之戏曲家生平的著作家之手，或者，这位著作家本人便也是一位戏曲家（或为元末明初贾仲明氏）。不容我们忽视的是，这部书虽记录了罗贯中的三部杂剧（《风云会》《连环谏》《蜚虎子》，三剧中唯《风云会》流传至今），却并未提及罗贯中所创作的小说《三国志演义》。因此，在一些人看来，罗贯中是否身兼杂剧作者与古典小说大家之双重身份于一身，仍难以定论。但依据《风云会》《三国志演义》在创作题旨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著作者思想方面的一致性，以及著者所处时代的高度契合，学界主流意见是认同杂剧家与小说家罗贯中为同一人。在撰写罗贯中传记之时，我主要依据的便也是这个结论。至于这其中是否存有隐患？客观说来，是存在的。但实情如此，我们如今既无法冀望于再度发现一本像《录鬼簿续编》之类的重要文献，又不愿意把为罗贯中作传的任务留待将来，那么，对这些已有的线索进行合理辨析、挖掘与诠释，进而展开叙述，便是唯一之法。当然，本着某种慎重的原则，我们并不排除将来仍有可能发现新的文献，借以推翻这个在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结论，果真如此，则笔者自当放弃本文中相关的论说。在此之前，本文所示，便已经是作者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罗贯中的生年——罗贯中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同时代人。以《录鬼簿续编》“与余为忘年交”“至正甲辰（1364）复会”和“别来六十余年”等为依据，可以推出：相别六十余年后的追忆者即写作者当为忘年交之中年幼的一方，否则届时年长者已逾百龄，以常理度之，不可能再写书了。因为忘年之交的年龄差，当以二十岁为其下限（否则难称忘年），则双方在订交、复会时，幼者至少已成年，长者似在中、老年均可。但考虑到有“别后六十余年”一说，则此罗贯中当时已为老年的可能性不大，因依常理，其不久将已泯没，后来的写书者心目中不会存储长达六十年的追忆时空。如此，则《续编》虽未谈及二人相识于何时，但我们不妨假定：《续编》作者是在其刚成年（年满十八岁）时与罗贯中订交的，即其生年若为元代至正三年（1343），则至正二十年（1360）时，其年齿恰为十八岁。二人复会，则是又历四年之后的事了。世乱纷纷，四年光景，也当得起“复会”一说。当然，如果我们认同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则以其在《书〈录鬼簿〉后》文尾“永乐二十年（1422）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的题署为据，可以反推出贾氏生年亦为元代至正三年（1343）。到至正甲辰年，两位忘年交复会，贾仲明年仅二十二岁。可见无论《续编》作者为谁，结论或有前后错落，但终归相差不会太大。而以二十岁的年龄差为起点来推导罗氏生年，则我们可知，罗贯中当不晚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出生。

罗贯中的籍贯——《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为“太原人”，而庸愚子（蒋大器）在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刊本即嘉靖壬午（1522）本序言中，却端然写为“东原罗贯中”（但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并未著籍贯;东原，为今山东东平一带），另多位明代文人又在其笔记著作中，称罗贯中为钱塘人（杭人、越人）等，所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可称纵贯中国南北;至于其家世、生平等也多有错落，令人恍惚难辨。但若深论事情的真相，或又不致如此。因为元杂剧家，故籍在北者甚多，而北人之中，又以大都为最，次为平阳（今山西临汾）。至元中叶以后，剧家则悉为杭州人，“中如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秦简夫、钟嗣成等，虽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以，关于罗贯中籍贯记载的舛乱之处，最有可能与这条由北入南的南迁线路有关：如《录鬼簿续编》所云，罗氏本为“太原人”，但后来或辗转山东东平一带，因逗留有年，所以会留影于此，造成其为“东原人”之说;再后来便顺运河南下，至于钱塘（杭州一带）——其所取迁徙路线，实为当时最常见者。在人的移动中，物自然随之而移动，包括曲艺、戏剧等文化脉络亦随之得以传播。三国故事本多产于北方，但因为这股文化移民潮的涌动，便连同其他许多故事一起沿此路线传至南方，并迎来了新的发展。印证于罗贯中笔下《三国志演义》的产生，或许，这便是一种最大的可能。此说看似随意，并无原则，但却更为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韩]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自元末战乱以来，南方吴越一带仍为国内富庶之地，远在北方的元大都之所以对称霸江南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一味姑息，概因北方食粮，亟需南方供给罢了。对于根脉在北的罗贯中来说，这种客处南方的身份既与当时的时代相合（元朝的统治者蒙古人本就是习惯于迁徙的游牧民族），又颇类于三国时代刘备集团由北到南的闯荡天下、四处寻找立足之基的“图王”之举。或许，罗贯中的人生意愿与写作志向就是在这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浪迹中而形成。一个很显然的揣测置之于罗贯中身上似乎是不会错的，即他在完成由北到南的迁徙之后，仍当保持了一种浪游般的、周游各地的习性。尽管，由于缺乏具体的依据，我们无法将他人生的各个节点完整地展示给读者诸君，但是将他的点滴记录和后来的创作联系起来看，罗贯中的核心肖像自当是一个“遍游四海”的文人。只是，较之以完全职业化的写作者，他的意趣之中多了些入世的热血罢了。

罗贯中人生的分期——现在，如果我们来把罗贯中的生活做一个分期，则从他出生到红巾军起事的至正十一年（1351），应当算作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个时期，罗氏生命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读书、漂流和谋生（或许有过参加科考的想法，但不见于任何记载），他之所以能够著述长篇巨著，至少是在这个时期中打下了文字的底功。从至正十一年，一直到元顺帝北撤朱元璋建立明朝（1368），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时期，现存的明人记录说他“有志图王”，有的文献中记载他创作有杂剧等等，都是他这个时代的行事。在他人生的积累中，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时期的尾声，他可能就开始创作小说了。从洪武元年直到他去世，或就是到洪武晚年甚至末年，应当是他隐居著述的时期。这三个时期综合起来，便是他完整的一生。

至正甲辰年（1364），已是元顺帝在位的第三十二个年头，再有四年，庞大无极的元政权统治中原的历史便要真正落幕了。这一年，至少已为中年的罗贯中与年仅二十岁出头的《录鬼簿续编》之著作者相遇在中国的南方。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距离这次相遇六十年之久，后者以八十岁高龄完成了这部在戏剧目录史上极具文献价值的书——《录鬼簿续编》，罗贯中以其强烈的影像出现在写作者的视野之中。著者尽可能全面地回忆了罗贯中的籍贯、性情等等，并且以世事莫测的笔调记录了他们此后六十年的不曾相遇。

令人遗憾的是，罗贯中自此后不知所踪，而这次相遇，也就构成了我们在七百年后认识这位伟大文人的最早资料。在后者漫长的追忆中，罗贯中被称为与其有忘年之交的好友，令我们可以想见的是，二人相遇时，年长的罗贯中已经颇经受了人生的种种风尘，至于《续编》著者，当时初涉社会，对于生命的理解远不及中年文士罗贯中深刻，因此在回忆中，他保持了对罗氏的一贯推崇。罗贯中则是性情孤高，后期又或许因为埋头著述，近于刻意地埋名避世，与许多文坛同道的交往也就断绝了。但命运的吊诡之处却正体现在这里。才高却又与人寡合的罗贯中正是因为后者的记录，方出现在了无数后人的视野之中。到了《续编》作者撰写这则小传的年代，当年的小友也已年迈，而较其年长远甚的罗贯中此时去世有年。著者无限的叹惋之中，他又能听到多少呢？

而现在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的中国元朝。在这个时候，章回小说并未真正兴起，那将要开创这一体例的人或许正在暗暗发奋。至于盛极一时的元杂剧，也已渐趋衰落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土地上似乎都笼罩着那种战乱之年的烽火。在中国南方的杭州一带生活的人们，由于割据者张士诚的好士之风，虽受烽烟波及，但终算比其他许多地域的日子都要好过一些。前此一年发生的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军被击垮，其本人中流矢死，友谅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到了一三六四年，陈理也投降了，陈氏建立的汉政权遂亡。张士诚联合陈友谅抗击朱元璋的最佳时机已失，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只能独力与朱元璋进行最后的决战。这时的张士诚在与元朝谈判不成后也决裂了，愤愤然似有义勇之慨。

因此，在笔者正在展开的至正甲辰年，实质上正处于大战的前夜。是年小安定，但张氏大厦将倾，鹤唳风声，罗贯中却身影飘忽。让我们深可叹息的是，世事婆娑，究竟到哪里去安放一张文人的书桌呢？要探索罗贯中在至正甲辰年的思维轨迹是艰难的，但是借助《续编》作者的目光，我们多少能够探测到罗氏在大战前夕的二三心迹。寓居越地多年，但生平抱负几无伸展之机。他的身世也与出于青田名门的刘基（伯温）大为不同，作为北客，罗贯中在南方的根基并不深厚，至于与张士诚政权的一些牵连，或许对经济生活略有补益，使其能够在战乱中获得粮米笔墨之资，但除此之外，似乎也不能做任何他想了。

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百官，也在至正甲辰年。所以，现在看来，这一年，倒像是上苍对此“小小人间”的一个划界。三十七岁的“真主”（即朱元璋）已然彰形无疑，张士诚虽逐鹿之心未死，但无缘于王业的罗贯中却俨然已取归去之态。自这一年往后，朱元璋事业根基更稳，三年后张士诚被执，吴灭，稍后，方国珍降。到一三六七年九月间，朱元璋所据有的疆土，大体上就包括了全中国最为富庶繁盛、人烟最稠密的地区，即今之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及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是年，派徐达统帅兵马北伐，次年八月进入大都。北伐大军临城之际，闰七月，元帝逃逸，出奔上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历史就结束了。而朱元璋早在元帝北逃前半年多，即至正二十八年或洪武初年的正月，在应天即今南京称帝建国，国号大明。

这整个历程，一年一度，罗贯中应当都无比敏感地瞧在眼中。先是目睹大元江山破败得不成体系，再目睹天下群雄渐渐败于朱元璋之手，朱明政权要取大元江山于群雄之手的事实已昭然若揭。在此之前，虽天下事未定，但若罗贯中退出张士诚幕府的时间较早，加之张氏对士人宽宏，罗氏或有一段隐居著述的光景。但谈到罗贯中创作小说，更大的可能是在至正甲辰年之后。根据明人王圻《稗史汇编》“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及清代顾苓《塔影园集》“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等等记录，可大致归纳罗贯中在1353-1364这十余年间的生命轨迹：是先有图王之志，或参与张士诚政权，待日后看清群雄争战形势，感觉天命有归，因此曾站在敌方阵营的罗氏便只能回归本源，是谓“书生有路，创作无涯”，一代小说宗匠就这样确定了后半生的事业重心——传神稗史。罗贯中是明于形势者，日复一日地看着朱元璋大事将成，张士诚终将败绩，而自己却又无力助其挽回，遂作小说，终为纸上虚妄之言——这确已是罗氏不得已的选择了。

总之，在至正甲辰年里，中年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有志图王”的书生已在感世伤怀但绝不外露，而年轻的《录鬼簿续编》之作者，或游戏红尘或与前辈交游往还以积累自己的人生资本。罗贯中在这种偶然的相逢中看到了新旧替换的迹象，一个旧的人间必然过去，而新人们必然融入新的人生谋取各种机遇。罗贯中或许已确定了安身之所，但更有可能无法完整地想象：在至正甲辰年之后，他的人生将何往？等到若干年之后，天下大定，但因朱元璋发布严令云：“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所以对读书人来说，在生存遭际方面实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他努力著述或在这一时期，而完成《三国》这部代表性巨著也大致便在洪武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