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悬念设定与生活英雄形象锻造

曾经以《暗算》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谍战小说的创作。包括《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在内的若干部长篇小说，为麦家赢得了中国当代谍战小说第一人的美誉。尽管说他的这一系列作品明显带有类型小说的特点，但却并不应该因此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轻视。依照小说面前诸种类型平等的基本理念，无论是带有明显纯文学意味的严肃小说，还是更多接近于大众读者的类型小说，都应该获得来自于同一个思想艺术标尺的评价。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证，就是那位以武侠小说的创作而独步天下的小说大师金庸。武侠小说，当然是一种类型小说。金庸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凭借自己超人的艺术天赋而把武侠小说经营到了超越文类特性局限的地步。一方面，金庸的小说当然是文类特征非常鲜明的武侠小说，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带有普世性质的终极文学标准来衡量金庸小说的时候，你却可以发现，他的那些作品其实也毫无愧色。对待麦家的那些谍战小说，我们所持有的也无疑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但这一次，麦家耗费了八年心力精心打造出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虽然也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谍战的影子（具体来说，所谓谍战的影子，乃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上校抑或太监当年曾经在上海时的那一段军统生涯。身为军统人员，胆大心细地周旋于日、汪、蒋之间，其谍战色彩的具备，自然不容否定。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于主人公的那段谍战历史，麦家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做任何深度或广度的展开。在我的理解中，作家之所以要这么处理相关的谍战部分，乃因为自己之前的作品已经在这一方面有充分的书写。既然已经有之前作品可以发挥充分的互补作用，那《人生海海》也就没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做任何具体展开），但从根本上说，却很显然已经实现了对于严肃小说亦即纯文学的强势回归。尤其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在《人生海海》的写作过程中，不仅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变成了麦家的故乡，而且在其中也很明显融入了一些自传性因素（所谓自传性因素，集中地体现在主人公上校身上。据《人物》杂志对麦家的采访可知，麦家有着一段极其痛苦的童年记忆：“他的人生是从不被认可开始的，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父亲被划成了‘反革命’，都是‘黑五类’，带着这样的成分，六七岁的麦家虽然懵懂，但已经隐隐觉察到自己的家庭被人歧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政治畸形时代，置身于如此一个家庭里，麦家的自卑自然可想而知。用当时一位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他有点受人欺负的，很自卑，不敢抬起头来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年幼的麦家虽然一向习惯于隐忍，却也总有隐忍不住做出本能反抗的时候：“12岁的时候，3个同学骂他父亲‘反革命’、‘牛鬼蛇神’、‘四类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骂麦家‘狗崽子’、‘小黑鬼’、‘美帝国主义的跟屁虫’，他气疯了，跟人开战，结果被人多势众的对方打得鼻青脸肿。”尽管说麦家的反抗乃是出于维护自尊的内心需要，但他却无论如何料不到，到头来，强悍的父亲竟然会因此而对自己大打出手。大约也正因为如此，麦家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心对父亲充满“怨恨”。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2004年，方才得以终止。只要把现实生活中麦家的这些经历与《人生海海》相比照，我们即不难确认其中自传性因素的明显存在。虽然很难简单断言父亲就是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但他的苦难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麦家的创作灵感，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也因此，麦家这一次《人生海海》的写作，即意味着他与故乡的一次和解，也带有明显的自我疗伤性质：“麦家终于和故乡取得了和解，书中的‘我’在结尾处原谅了村子里那个造成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是我的胜利，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①由以上对照分析可见，麦家在《人生海海》的创作过程中，的确有着对自我生存经验的艺术征用。自传性因素的存在，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文本事实）。既然是曾经的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一部强势回归之作，那我们也有必要充分考量一下，作家的这部强势回归之作，到底抵达了怎样的一种思想艺术高度。

面对这部《人生海海》，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恐怕就是这个多少显得有点怪异的小说标题。说实在话，倘若不结合小说文本的具体内容，单只是这个标题，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病句，或者是一个搭配不当的词组。在普通话的语系中，所谓的“人生海海”无论如何都难以讲得通，以至于只能给读者造成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只有等到第三部第二十章的时候，借助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前妻之口，我们才能够彻底搞明白，却原来，所谓的“人生海海”乃是一句典型的闽南话：“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傻小子。付得出死的勇气，却拿不出活的底气——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她扑哧一下笑了，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是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叫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质言之，所谓的“人生海海”，就是在强调人生充满苦难的同时，更加强调人在面对着这些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有坚定的意志生存下去。如此一种生存理念，所充分凸显出的，首先就是有着极惨烈人生遭际的“我”的前妻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着父亲、母亲以及哥哥三位亲人接二连三地惨死于红卫兵之手的死亡场景，在自己也万般无奈，“只好用年轻的身子抵出头费”方才逃得一条活命的情况下，“我”的前妻却不仅依然坚强地活着，而且还要努力活出生活的质量来。如此一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种“人生海海”。与之相映成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人生海海”理念一种恰当注脚的，是前妻向“我”转述的一种英雄主义精神：“报纸上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真相，什么是英雄主义，对爱不爱生活这个说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要我说，生活像人，有时或有些是让人爱的，有时或有些又是不让人爱的，甚至让人恨。总之我对这话并不太认可，但我一直记着它，因为这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是她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请一定不要忽视麦家在这里施出的一种障眼法。只要联系整个文本，我们就不难确定，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不依不饶地热爱生活，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这部《人生海海》所要表达的一种核心生存理念。然而，对于这种核心理念，“我”的态度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并不太认可”。之所以在“并不太认可”的情况下却依然记住了这句话，乃因为它既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更是“她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在遭遇车祸不幸弃世临终前，前妻对“我”说：“记住，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如果你死了，我在阴间是不会嫁给你的。记得当初你向我求婚时是怎么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紧接着，她告诉“我”，这句话其实出自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之口：“你要替我记住这句话，我要不遇到它，你也一定遇不到我，死几回都不够。”毫无疑问，对于“我”前妻来说，如此一种“人生海海”一般的英雄主义理念，乃是能够给予她足够的生存勇气，使她在饱受人生磨难后一直坚持含着屈辱和仇恨活着的根本理由所在。究其实质，无论是“我”，抑或是“我”的前妻，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困境中生存下来，正是“人生海海”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理念强力支撑的直接结果。依照一种常规的理解，所谓的英雄，只应该出现在血雨纷飞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与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无关。但到了麦家这里，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却很显然已经具备了新的意义。战场上固然可以产生英雄，日常生活中一样也会有英雄生成。如果说战场上的英雄只需要呈现一时的勇敢，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所需要付出的，就是更为恒久的生存勇气。这一点，不仅突出地体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以及“我”的前妻身上，同时也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小说主人公上校身上。又或者说，麦家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借助于“我”的前妻把一种“人生海海”的别一种英雄主义理念传达出来，正是为了艺术地将其迂回折射到本名为蒋正南的上校身上：“其实那张报纸上根本没有那句话，是她要送我这句话，用报纸的名义说，可以增加它的权威性，反正我也不懂西语。真的，我前妻真的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像上校。”是的，像上校，这句话恐怕才是真正的点睛之笔。无论是“人生海海”也罢，还是罗曼·罗兰一种日常生活中蔑视一切苦难的生活英雄主义理念也罢，如此设定的根本意图，实际上都是为了能够更加充分也更具艺术性地托举出上校这个主人公形象。

然而，在展开上校形象的具体分析之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却是麦家在艺术层面上关于叙述者的特别设定。尽管说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在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但麦家《人生海海》中的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却仍然有其值得可说之处。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这个“我”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本身也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一个故事参与者。关键还在于，这个“我”，不仅参与故事，而且还有着突出的成长性特征。整部长篇小说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二两部分中的叙述者“我”年仅十四岁，尚处于懵懵懂懂的少年阶段，到了第三部分中，叙述者“我”已然成长为一位历经沧桑世事，对人生有着敏锐与深刻洞察力的中年人。麦家之所以要在前两部分把叙述者“我”专门设定为一位懵懵懂懂的少年，乃是为了借助于他的懵懂无知在营造一种神秘与陌生感的同时更好地完成叙事任务。

比如，就在小说刚刚开始不久，上校就给我讲述了他原来从事地下谍战工作时一位四川籍女部下的奇怪故事：“这故事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尤其是后面，他越讲越奇怪：‘我就这么意外地撞见了她底细，然后回头想她的过去，我大致推算得出来，她该是天生好这一口的，她去做尼姑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兴许是端错碗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人割了舌头……’”什么叫天生好这一口？这一口又是哪一口？为什么会被人割掉舌头？所有的这一切，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无法弄明白：“我听不懂，讲给表哥听，他也懂不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深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蛋，一团黑，抓不着问题，想问都不知怎么开口。问题沉下去，沉得太深，沉到海底，我们哪里捞得着？我们只见过水库。”叙述者“我”和表哥他们听不懂，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看得很明白。这位军统女谍战人员实际上是一位同性恋，上校所一再强调的“这一口”的真正奥秘原来在此。如此一个讳莫如深的同性恋问题，在那个时代“我”这样的懵懂少年那里，简直就是天书一般，根本就不可能搞明白。假若我们把这个看似随意穿插的故事与小说的主体情节联系在一起，那么，合乎逻辑的一个结论就是，麦家其实是在巧妙地借此而折射着小说中极其重要的那个所谓“鸡奸犯”问题。

再比如，到了第二部的第十二章，在偷听老保长讲述与上校有关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曾经陷入过不解的状态之中：“我连这些都已经理解不了，叫了五个号，什么意思？试验田什么意思？如果不排四号和十四号，是因为‘四’‘死’音近，不吉利，那为什么不排十三号？还有，九号得的什么病？一定是传染病吧——我想应该是肺病。可肺病是要传染身边所有人的，怎么可以专门用来害人？我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当然最不能理解的是上校，他不是在当军统特务嘛，上有上级，下有下级，有组织和使命任务的——专门杀鬼除奸，怎么搞得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跟个大流氓似的？”你可以发现，作为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在刻意偷听老保长故事的过程中，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拼命理解老保长讲述的全部内容。但非常遗憾的一点是，即使已经如此，他仍然有很多东西是搞不明白的。他可以从“四”与“死”谐音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到底为什么要把四号和十四号排除在外，但却无法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与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大联系起来去理解一定要把十三号也排除在外。他可以凭借自己有限的知识把九号所罹患的疾病理解为肺病，但却又无法解释为什么九号的“肺病”不仅不会传染身边的所有人，而且还可以被用来专门去害人。至于到底为什么不仅要排号，而且还要叫号，试验田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就更是尚且处于懵懂状态的叙述者“我”难以理解的了。当然，所有这些疑问的重要程度，恐怕都无法与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简直就如谜一般的存在相提并论。事实上，也只有从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麦家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的第一二部分设定“我”这样一位尚处于懵懂无知状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究其根本，作家如此一种艺术设定的主要意图，乃是要借助于这样一位正处于关键生长过程中的懵懂无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最终很好地营造出一连串并非不必要的艺术悬念。即如这段疑问性突出的叙述话语中，到底为什么要排号、叫号，九号到底得了什么病，身为军统特务的上校，其所作所为到底为什么会如此这般无组织无纪律到简直就像一个大流氓的程度，所有这些，事实上都可以被看作是设定非常成功的艺术悬念，在充分吸引广大读者注意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推进整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说到艺术悬念的设定，类似的段落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这样一个段落：“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听他讲过很多故事，有的吓人，有的稀奇，有的古怪，这个是让人难过的，讲得他眼泪汪汪的。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我经常听得不眨眼，一两个钟头像火烧似的烧掉了。不过我最想听的事他一向不讲，比如他是不是睡过老保长的姘头;有没有跟师长老婆偷过相好;他是怎么当上军医的——爷爷讲得对吗——最后又因什么被解放军开除的，等等。请他讲，他总是生气，有时不理我，有时骂我。”“其实我最最想问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当然我知道这是绝对不能问的，问了保准要吃耳光。这道理不沉在海底，是浮在水面上的，小瞎子就是教训，活鲜鲜的。”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发现，《人生海海》中的几乎所有艺术悬念，都是围绕上校的身世之谜设定的。上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还是普度众生的善人？上校所走过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曲折离奇的人生道路？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也都是广大读者的核心关切所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存在的主要意义和价值，就是为这种艺术悬念的营造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在注意到“我”这样一位成长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同时，我们也更须注意到，《人生海海》中其实也有着变相的双重第一人称叙事的设定。由于不管是从年龄的差距而言，抑或还是从人生阅历的丰富与否而言，叙述者“我”与核心主人公上校之间存在着比较遥远的距离，所以从直接的途径并不可能获知更多事关上校的秘密。很多时候，“我”只有充分地借助于甚至包括上校自己在内的那些知情者的转述，方才能够完成小说叙事的根本使命。具体来说，在《人生海海》中，曾经先后承担这些转述使命的第二重叙述者，主要有“我”爷爷、“我”父亲、老保长，以及那位到了第三部分方才粉墨登场的林阿姨等这样一些同时也参与到故事进程之中的人物形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视的一点是，这些第二个层次的叙述者，都较“我”长一辈或者如同爷爷和老保长（关于老保长，一方面，他是爷爷的终身好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俩曾经“好了一生一世”，但在另一方面，早在战争期间，他却也曾经跟着上校去往上海滩真正地享了一阵子艳福，他的年龄因此而似乎一时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考虑到小说中他曾经假扮上校娘舅的那个细节，我们最终还是把他定位成了“我”爷爷的同代人）一样干脆就长了两倍。比如，就在上校于不知不觉间成功潜逃，“他根本不是什么太监，而是可恶的鸡奸犯”的谣言满村传播，以至于“我”爷爷为此而忧心忡忡，到最后差不多要抑郁而终的时候，老保长主动跳出来意欲拯救“我”爷爷了：“我的祈求得到照顾，有人来救爷爷了;不是母亲寻来的郎中，而是自己上门的老保长。”醉醺醺的老保长在“我”家甫一现身，就直截了当地对气息奄奄的“我”爷爷道明了来意：“你得的是心病，药水救不了你，只有我能救你。你也不是被阎王爷点了名，而是被小瞎子点了名，他一张大字报贴得你不得安生是吧？这畜生贼精的，知道怎么害你，知道这样就能害你。为什么，因为他戳到你的痛处了是吧？你心里本来就有个鬼，疑心太监跟你儿子在搞鸡奸犯……”其实，真正戳痛了“我”爷爷内心世界的，不仅是小瞎子那张真正可谓是煞费苦心的大字报，也更是老保长这一番可谓字字诛心的话语。老保长接下来的一番长篇讲述，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把气息奄奄的“我”爷爷从病床上“戳”起来，也正是因为他切中了“我”爷爷病根的缘故。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同样是在偷听老保长讲述的过程中，方才对上校既往的一段历史有了真切的了解。再比如，到了第三部分，当“我”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回国见到林阿姨和上校他们的时候，林阿姨在一语道破“我”意欲对往事有所探究的潜在真实意图之后，也难以自抑地展开了关于上校故事的讲述：“我觉出她有一种讲述往事的冲动。他和一个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说相似的话，却没人陪她说说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独的，埋在心头的往事也许更孤独。随着年岁的向老，这种孤独也在长老，面临死亡的威胁。她也许并不怕自己死去，因为怕也没用，迟早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一个正常的女人，哪怕是出于内心里真正的爱，长年累月地与智商业已回返到幼年时代的老年上校生活在一起，其内心的孤苦与郁闷自然可想而知。尤其是，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还埋藏着那么多虽然不足为人道，但却有特别想与他人有所交流的既往人生故事。对于渴盼着能够与他人有所交流的林阿姨来说，“我”的出现可以说是非常适时的：“但这个夜晚，我的出现对她几乎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的身份是那么符合她的渴求，几乎是恰到好处;既是当事者——上校挚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万里之外。她静静坐在那儿，灯光下，苍老毕现，欲望毕露，菜色的双唇被等待的渴望搅得蠢蠢欲动。”就这样，憋闷已久的林阿姨，面对着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感觉上却是睽违已久的丈夫上校的故友之子，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了发生在她与上校之间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消灭了“我”的关注视野中上校复杂暧昧身世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