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留

四年前的正月初三是父亲的八十三岁生日，我们从外地匆匆赶往父母居住的小区，给父亲庆祝生日。

一进家门，父亲的精神状态让我大吃一惊，半月前他走路比我还快，腰板比我直，怎么才十多天就如此憔悴了？他说又开始咳嗽了，半夜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能做的只有送他去华西医院检查。

好不容易到华西医院接受了诊断，但结果要过几天才能出，我们只能带着父亲回家。晚上，父亲裹着厚厚的大衣，显出极其疲惫和困倦的样子，这是许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他开始怀旧了。

1949年，祖父不幸离世，那年父亲十二岁，只得辍学，回家务农。十九岁那年，部队来招兵，他去了。那时家里穷，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好在祖母每年给他的压岁钱他都舍不得花，压在箱底，正好可以用来做一身新衣服。

在征兵现场，那些来应征的人个个牛高马大，他怕被淹没在人海里，奋力挤到主席台前第一排站定。然后，他将胸脯高高挺起，虽然瘦小，却显得精神、机灵。台上一位首长果然注意到了他，把他叫去，问道：“小鬼，为什么要当兵？”他朗声答道：“想保家卫国！”就这样，父亲成了川藏线上某汽车团的一名汽车兵。

四年后，他退伍到东郊的一个军车修理厂，与在成都东郊种菜的母亲成家，并育下了我们四个孩子。他说，那些年真是不容易，为了给我们几个娃儿买肉吃，星期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高店子、石桅杆买肉，去晚了就买不到，有时甚至要骑车到一二十公里以外的中和场、琉璃场、中兴场去买。父亲的眼里充满了对艰难岁月的悠远回忆。

从我记事儿起，父亲就是忙碌的，但也是快乐的。父亲有一辆加重的自行车，上下班骑着它，卖菜骑着它，无论去哪里都骑着它。我们家有三分三厘的自留地，母亲是种菜的主力，但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车，所有的蔬菜成熟了、采收了，都需要父亲一大早弄到城里卖，然后再赶去上班。

父亲负责家里的采买。每周他会买一次肉，每隔几天他会买水果回来，我们几个孩子看见父亲回来就像鸟巢里张嘴等着食物的一群小鸟，而父亲则总是慈爱地看着我们。

我静静地聆听着父亲的回忆，不忍心打断他。突然，父亲的眼角潮湿了，哽咽地说：“人怎么就要死呢……”我大惊，父亲怎么会说这种话？我们一直以为父亲的身体很好，可以活到一百岁。我居然不晓得该怎么安慰他，过了好一阵儿，才挤出干瘪瘪的几个字：“不会的，过两天诊断结果出来，住院治疗就没事了。”

几天后，救护车将他送到小区对面的医院。父亲是一个极要尊严的人，他坚决不做放化疗，因为他害怕掉头发。可是如此下来，他的健康状况像自由落体一样往下滑。

有一天，父亲叫我打电话把内江老家的二孃、六爸、七爸叫来。父亲像预感到来日不多了，知道他再也回不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张家坝了，再也见不着门前的清流河了，再也踏不上那横卧在大清流河上的吴家桥了……于是，他很想见见让他牵挂的弟弟妹妹，见到他们就见到了故乡。

长辈们来了几天却进不了医院，父亲在医院里见不到他们，显得焦躁不安。看着他那样子，我的心被撕扯着，不惜违背医院的规定，在父亲还能勉强挪动脚步的时候将他带回家，让他与亲人们见一面，说几句话，吃一顿饭—虽然那时父亲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父亲的一切愿望都达成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了，但他再也撑不住了，仅两天时间，他就只能躺在病床上，没有疼痛，没有呻吟，神色平和。看着床头监视器的波纹一点一点地变成一条直线，我们知道父亲永远走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没有什么交代，没有什么不舍，甚至没有消瘦，好像在平静的睡梦中离开的。我想，对于祖母，他尽到了做儿子的孝道；病中安排好了母亲的生活，尽到了做丈夫的义务；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无限的父爱；对于他的弟妹们，尽到了兄长的责任。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是无愧的、满足的。他的生命就像一片从枝头飘落的秋叶，随风而去了，但于我们，他是大海，是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