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中的“闲适”与“超然”心态

苏轼以其多才多艺和卓越成就闻名于世。政治环境、社会变化以及生活经历使得苏轼形成了“闲适”与“超然”的心态。在文章中，苏轼以“闲适”与“超然”的心态，用生动的笔触、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风格，体现出他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的独特见解和情感。在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时，苏轼更是选择了用“闲适”与“超然”来调节自己的心境。究其一生，苏轼以“闲适”与“超然”创造了自己的人生，并在生活、文学上践行着“闲适”与“超然”。

本文旨在通过对苏轼散文中的“闲适”与“超然”心态的研究，揭示其文学创作与个人心态之间的密切联系，探讨他在面对人生挫折时所表现出的豁达与智慧。

一、“闲适”与“超然”心态的形成原因

宋代在经济文化上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政治党争、社会矛盾等原因使得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精神上的困惑与压力。苏轼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闲适”与“超然”的生活态度。

（一）政治环境对苏轼心态的影响

北宋时期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知识分子的命运深受影响。北宋初期，虽然国力相对强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的内忧外患逐渐加剧。王安石变法的推行和保守派的反对，朝廷内部党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安。苏轼作为一位直言敢谏的官员，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

苏轼一生中有三次重要的被贬经历，政治上的频繁打击，使苏轼不得不面对仕途上的起伏与挫折。在这种环境下，苏轼逐渐形成了“闲适”与“超然”的心态，以应对政治上的失意与不公。他选择用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通过对生活、自然景物等的描写，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以此获取内心的平静与超脱。

（二）社会环境对苏轼心态的影响

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接触到丰富的民间生活，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他在作品中常常描写农民的生活、地方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等，如在凤翔府担任判官时，写下的《喜雨亭记》，描写了亭子周围的景色和百姓对雨水的感激；担任俆州知州到石潭谢雨途中作《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描写了农村风光和农民的生活情态；在调任汝州时送苏迈任职，途经湖州游览了石钟山，写下了著名的游记《石钟山记》。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

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普及，使得文人们交流更加频繁，思想更加活跃。苏轼与许多文人志士交往甚密，如亦师亦友的欧阳修，“苏门文人”中的黄庭坚、秦观，“方外之交”的道潜、佛印，他们共同探讨文学艺术，互相启发。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提高了苏轼的文学水平，也使他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得到了深刻的启迪。苏轼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创作受到社会环境的滋养。

（三）个人经历的影响

苏轼“闲适”与“超然”心态的形成不仅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与其个人的经历和内心体验有关。苏轼在被贬黄州、惠州等地期间，虽然生活清苦，但通过与自然的接触，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苏轼出生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苏洵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对苏轼的人格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同时也被灌输了儒家的理念和价值观，如仁爱、孝道、忠诚等。这种家庭背景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生涯的波折频频，深深影响了他对人世沉浮的看法和态度。苏轼的一生起伏跌宕，历经诸多政治风波，屡次被贬谪、入狱，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态度。他因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多次被贬。晚年时期，尽管身处囹圄，他却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心态，表现出对人生的一种超越性的思考和看法。尤其是被贬谪岭南期间，这段时间的自由自在和与世隔绝的生活，使苏轼更加深刻地体味到人生的无常，他通过对自然的亲身体验和对生命历程的反思，从而培养了“闲适”与“超然”的心态。

宋代复杂的政治环境、繁荣的文化氛围和苏轼个人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他“闲适”与“超然”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展示了他对人生智慧的深刻理解。在政治动荡中，他选择了超然物外，以文学创作为寄托。通过对自然的热爱与敬仰，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超脱。

二、“闲适”心态在苏轼散文中的体现

（一）自然景物描写中的闲适情怀

苏轼的散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细腻生动，充满了诗意和画意。他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营造了美丽的自然图景，也传达了自己超然世外、闲适自得的心境。

苏轼一生多次遭受政治上的失意与打击，却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在被贬黄州期间，其《前赤壁赋》正是这种从容态度的最佳体现。《前赤壁赋》是苏轼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全篇以描绘赤壁之美和表达作者心境为主。在这篇散文中，苏轼用简洁而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一幅静谧优美的赤壁夜景，文章开篇即描绘了自己泛舟江上的闲适生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段描写既展现了赤壁的自然之美，又传达了苏轼一种超然脱俗的闲适情怀。尽管身处贬谪之地，苏轼依然能够沉醉于自然美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宁静。他与友人对饮谈笑，在清风明月下吟诗作赋，对自然进行赞美，一种悠然自得的形象跃然纸上。《前赤壁赋》是作者被贬黄州时的作品，文中这种闲适心态，正是在政治风波和仕途挫折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自我调适。在《前赤壁赋》中，苏轼继续描绘赤壁的自然景色，并通过这种描写表达自己的情怀：“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他用“空明”“流光”等词汇，营造出一种透明清澈的意境，反映了他内心的宁静与澄澈。同时，他又通过“渔歌唱晚”的场景，展现了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这种描写不仅是对自然景物的刻画，更是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记游庐山诗》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游记散文，苏轼记录了自己游览庐山的经历，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记游庐山诗》载：“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作者在经过庐山时，被庐山的奇秀风景所吸引，乃平生从未见过，后在人们的奔走相告之中作了七首诗（其中两首并未写入其中）。其中《题西林壁》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富有深刻的哲理并广为人知，可谓千古绝唱。《记游庐山诗》通过对庐山景物的赞美和七篇诗作，不仅展现了庐山的秀美景色，也表现了苏轼在大自然中获得的心灵宁静和闲适感受。这种感受，是他在仕途失意和政治压迫中的一种情感释放和精神慰藉。

（二）日常生活中的闲适体验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琐碎细节的描写，展现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情感体验，传达了一种对内心宁静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苏轼在散文中常记录一些日常琐事，通过这些细节展示出他的生活态度，坦率地表现出一种随缘自适的个性。例如，在《记游定惠院》一文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与朋友游览定惠院的情景：“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黄州定惠院的海棠花开，作者一定会带着三五好友置办酒席，已经醉了五次。今年又和好友去，但园圃已换了主人了。“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醉酒就在小板阁上入睡，醒来便听见朋友在弹琴，这种悠闲惬意的生活通过苏轼的文笔鲜明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晚上作者和朋友们又去了城东散步，顺便买了大木盆，何氏在竹林间造了一间屋，就在竹荫下摆了酒，一场欢乐愉快的酒宴便开始了。“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藂橘，移种雪堂之西。”朋友们还想喝酒，但作者兴致已尽，便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还讨要了小橘树，种在雪堂西边。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写了赏花、醉酒、听琴、品味，作者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苏轼将平常的生活小事写得详细且有趣，既表现出他日常生活的闲适，也体现了他对这种闲适生活的满足和享受。

《记承天寺夜游》一文，通过对月下庭院的描写，表现出作者随缘自适、悠然自得的心境和闲适情怀。他与同样被贬黄州的好友张怀民夜游承天寺，对月色和美景进行了描绘：“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作者和友人在宁静的夜晚享受闲适时光，“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但像这样的“闲人”也就我们两个罢了。“这篇短记激动人们之处在于认识了一个既寂寞又自悦、遭际困于他人而在精神生活上超出常人的灵魂。”（王水照《唐宋散文精选》）两人月夜同游，苦闷的心境在这一刻也消失殆尽了。

三、“超然”心态在苏轼散文中的体现

尽管多次被贬谪，苏轼在散文中却常常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在《放鹤亭记》中，苏轼通过描写放鹤的情景，表达了对官场得失的淡泊心态。文章结尾写道：“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仙鹤飞回来，落在了东山之北，一位隐士在弹琴，他自己耕种自食其力，把多余的食物喂给仙鹤，呼吁着让仙鹤归来，西山不可久留。这一段表达了仕途艰难，官场险恶，不知吉凶，不要迷恋其中，暗示了苏轼对官场的厌倦，对隐居之乐的向往，通过对仙鹤和隐士的描写，体现了苏轼在生活上超然的心态。

苏轼在逆境中始终坚守本心，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在《超然台记》中，他写道：“余自钱塘移守胶西。”“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苏轼从钱塘调任到胶西，人们会怀疑他会不高兴，但一年之后苏轼却面容丰腴，以前的白发也变黑了，他喜欢上了这里淳朴的风气，这里的百姓和下属也习惯了他这个“庸才”。苏轼以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仕途上的失意，坚守着自己的本心。“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在密州苏轼登高台之事被苏辙知道后，苏辙写了一篇文章，还把这座高台取名为“超然”，以此来表明无论处于何种地方，苏轼都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能超然于物外。“张孝先曰：‘游物之外则随寓皆安。世之胶胶扰扰、患得患失以终其身者，岂足以知公之胸次乎？’”（张伯行选评，肖瑞峰点校《唐宋八大家文钞》）《超然台记》以一个“乐”字贯穿全文，尽管苏轼遭遇了许多挫折和打击，但他始终未曾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反映其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能够在逆境中始终保持超然的心境，坦然面对一切挑战。

凤翔太守陈希亮为登高远望，在后圃筑台，名为“凌虚”，请苏轼写篇文章作为纪念，苏轼便作了《凌虚台记》。对于事物的兴废成毁苏轼写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凌虚台尚且不能持久于世，更何况人事的得失呢，不过是忽往忽来而已，由此表现了作者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

《前赤壁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达作者的观点。面对客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苏轼答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只有自然界的万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是自然界的宝藏，这也是苏轼和客人可以共同享受的。在苏轼看来，即使个体的生命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般短暂，但也要豁达乐观。个体在浩瀚的宇宙中如同一粒微小的尘埃，在面对人生的短暂和宇宙的无限，苏轼展现了一种豁达的超然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使他在逆境中依旧保持创作热情，更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哲理和智慧，激励了无数后人。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表现了“闲适”与“超然”的心态，这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也体现了宋代士人对待生活和自然的独特方式。苏轼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和对哲学思想的阐述，将“闲适”与“超然”的心态生动地表现出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