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叔的“难题”

今年76岁的达叔是一位成功的机电商人。1948年，他出生在澳门，父亲在香港做厨房帮工，母亲在澳门街头做小贩，卖些自己煮的白粥、油条和炒面。家贫，且兄弟姐妹众多，他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开始打工生涯——一边打工、一边学做机电。上世纪80年代，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从澳门来到内地，承接工厂搬运、机器安装的业务，由此积累下一副“身家”（粤语中“家财、家产”的意思）。上世纪90年代，达叔被选为茨林围“村公所”的带头人，“村公所”即今天所说的“大三巴哪吒庙值理会”。20年前，澳门旧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干事向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你想要3亿元现金，还是想要哪吒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达叔说“哇……这个好难选啊！”

澳门有两座哪吒庙，一座在柿山，一座在圣保禄教堂旁。1888年，圣保禄大教堂已经被火烧了3回，只剩下了门面——“大三巴牌坊”，附近一带十分荒凉僻静。离教堂不远的一个围村，叫作茨林围，居民众多，此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一场瘟疫骤然袭来。达叔小时候听老人说起，这场瘟疫有可能是鼠疫，一时病死无数。围村的居民便商议，在围村附近建庙供奉哪吒，以辟瘟除疫。在古老的中国神话中，哪吒本是天神，投胎人世为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三子，因不慎惹怒龙王，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自刎而死。此后，哪吒却借莲花与鲜藕再度复生。据说，自从围村修了哪吒庙，疫病便得以平息。

达叔是在五六岁左右搬进的围村，那是上世纪50年代。围村最重要的活动是每年农历5月16、17、18日举办的哪吒宝诞。那三天内，哪吒庙值理会成员，也就是围村的居民们，会举办一系列诸如哪吒神像巡游、“飘色”巡游、采青、神功戏、盆菜宴等庆贺活动。达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抬神”游街——从大三巴牌坊出发，巡游到议事亭前地，一路上他和围村伙伴们把哪吒宝座抬到每一间商店前，商户便会捐资上香，这些捐赠是哪吒宝诞活动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庙前还有“神功戏”——足足要唱5天9场大戏，夜间5场、日间4场，买票入场。除此之外，达叔和一班细路哥（粤语指“小朋友”）还会走到关前街去乞捐，希望来来往往的行人捐个一块两块的。达叔说：“以前我们围村是请香港的大佬倌来做戏的！神功戏唱着，还有盆菜宴。”——那时的盆菜宴和现在大为不同，贫穷的围村人是自己煮的，多数都用“下滥野”（粤语指“不值钱的东西”），猪头肉、豆芽菜、花生、猪皮……煮一大锅，整个围村有几百口人，加上附近关前街、牌坊脚下的居民，煮盆菜、分盆菜、吃盆菜……大家都拿上自己的盆碗，装上盆菜，在庙前吃，或者带回家里吃，别有滋味。以前没有电视，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哪吒宝诞是最重要的社区活动，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上世纪60年代末。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澳门社会历经了一系列政治风波，哪吒宝诞的庆贺活动也只得停办，这一停就是28年。达叔初中辍学后，上夜校，做机电工人。后来，得蒙邻居介绍，他进入政府部门，做维修的杂役工作。30几岁时，达叔开始创业，逐渐成为一个有“小小基础”的商人。当时他已经多年不住在围村了。老人家去世了，“细路哥”长大了，都陆续离开了围村。童年时哪吒宝诞的种种仪式和习俗，早已烟消云散。1990年，达叔当选“大三巴哪吒庙值理会”的带头人，这是围村实际的自治机构，他的父亲生前也是值理会的一员。在哪吒宝诞不再举办的28年间，哪吒庙已经坍塌损毁，成了烂庙一间；值理会会址也只剩下柱子。澳门回归之前，身兼会长的达叔唯有自己“拨荷包”（粤语“出钱”），找来专业人士重新修葺，他一桩一件地询问围村还健在的老人家，关于哪吒宝诞活动的种种——上午做什么、中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力图将庆祝的传统完整复原。香港的“大佬倌”请不起了，做不起大戏，但还可以唱折子戏；还有祈福米、烧猪、神功戏、盆菜宴、巡游……达叔的意愿很简单，如果值理会都不再延续这个习俗，古老的围村记忆就会被遗忘，哪吒庙也就成了空庙一间。

2005年，达叔经历了他自己的“香港小姐”时刻——身为哪吒庙实际的管理者，教科文组织的干事用了一天时间访问他——文化局长提醒只有初中学历的达叔，那些尖锐的问题不要回答，就像香港小姐比赛，回答问题只有一次机会，“答错呢，就没机会啦！”达叔很谨慎。他记得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是想要3亿元的现金，还是哪吒庙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回答“我不是很有钱的人，3亿元对我来说，这个银码都好大。我不是不中意这个3亿。因为这里面（哪吒庙）有很多故事，我找出很多黑白照片作为申报资料，我希望这些故事可以写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代一代传下去。”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