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叔的“难题”
作者: 张可今年76岁的达叔是一位成功的机电商人。1948年,他出生在澳门,父亲在香港做厨房帮工,母亲在澳门街头做小贩,卖些自己煮的白粥、油条和炒面。家贫,且兄弟姐妹众多,他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开始打工生涯——一边打工、一边学做机电。上世纪80年代,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从澳门来到内地,承接工厂搬运、机器安装的业务,由此积累下一副“身家”(粤语中“家财、家产”的意思)。上世纪90年代,达叔被选为茨林围“村公所”的带头人,“村公所”即今天所说的“大三巴哪吒庙值理会”。20年前,澳门旧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干事向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你想要3亿元现金,还是想要哪吒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达叔说“哇……这个好难选啊!”
澳门有两座哪吒庙,一座在柿山,一座在圣保禄教堂旁。1888年,圣保禄大教堂已经被火烧了3回,只剩下了门面——“大三巴牌坊”,附近一带十分荒凉僻静。离教堂不远的一个围村,叫作茨林围,居民众多,此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一场瘟疫骤然袭来。达叔小时候听老人说起,这场瘟疫有可能是鼠疫,一时病死无数。围村的居民便商议,在围村附近建庙供奉哪吒,以辟瘟除疫。在古老的中国神话中,哪吒本是天神,投胎人世为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三子,因不慎惹怒龙王,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自刎而死。此后,哪吒却借莲花与鲜藕再度复生。据说,自从围村修了哪吒庙,疫病便得以平息。

达叔是在五六岁左右搬进的围村,那是上世纪50年代。围村最重要的活动是每年农历5月16、17、18日举办的哪吒宝诞。那三天内,哪吒庙值理会成员,也就是围村的居民们,会举办一系列诸如哪吒神像巡游、“飘色”巡游、采青、神功戏、盆菜宴等庆贺活动。达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抬神”游街——从大三巴牌坊出发,巡游到议事亭前地,一路上他和围村伙伴们把哪吒宝座抬到每一间商店前,商户便会捐资上香,这些捐赠是哪吒宝诞活动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庙前还有“神功戏”——足足要唱5天9场大戏,夜间5场、日间4场,买票入场。除此之外,达叔和一班细路哥(粤语指“小朋友”)还会走到关前街去乞捐,希望来来往往的行人捐个一块两块的。达叔说:“以前我们围村是请香港的大佬倌来做戏的!神功戏唱着,还有盆菜宴。”——那时的盆菜宴和现在大为不同,贫穷的围村人是自己煮的,多数都用“下滥野”(粤语指“不值钱的东西”),猪头肉、豆芽菜、花生、猪皮……煮一大锅,整个围村有几百口人,加上附近关前街、牌坊脚下的居民,煮盆菜、分盆菜、吃盆菜……大家都拿上自己的盆碗,装上盆菜,在庙前吃,或者带回家里吃,别有滋味。以前没有电视,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哪吒宝诞是最重要的社区活动,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上世纪60年代末。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澳门社会历经了一系列政治风波,哪吒宝诞的庆贺活动也只得停办,这一停就是28年。达叔初中辍学后,上夜校,做机电工人。后来,得蒙邻居介绍,他进入政府部门,做维修的杂役工作。30几岁时,达叔开始创业,逐渐成为一个有“小小基础”的商人。当时他已经多年不住在围村了。老人家去世了,“细路哥”长大了,都陆续离开了围村。童年时哪吒宝诞的种种仪式和习俗,早已烟消云散。1990年,达叔当选“大三巴哪吒庙值理会”的带头人,这是围村实际的自治机构,他的父亲生前也是值理会的一员。在哪吒宝诞不再举办的28年间,哪吒庙已经坍塌损毁,成了烂庙一间;值理会会址也只剩下柱子。澳门回归之前,身兼会长的达叔唯有自己“拨荷包”(粤语“出钱”),找来专业人士重新修葺,他一桩一件地询问围村还健在的老人家,关于哪吒宝诞活动的种种——上午做什么、中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力图将庆祝的传统完整复原。香港的“大佬倌”请不起了,做不起大戏,但还可以唱折子戏;还有祈福米、烧猪、神功戏、盆菜宴、巡游……达叔的意愿很简单,如果值理会都不再延续这个习俗,古老的围村记忆就会被遗忘,哪吒庙也就成了空庙一间。


2005年,达叔经历了他自己的“香港小姐”时刻——身为哪吒庙实际的管理者,教科文组织的干事用了一天时间访问他——文化局长提醒只有初中学历的达叔,那些尖锐的问题不要回答,就像香港小姐比赛,回答问题只有一次机会,“答错呢,就没机会啦!”达叔很谨慎。他记得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是想要3亿元的现金,还是哪吒庙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回答“我不是很有钱的人,3亿元对我来说,这个银码都好大。我不是不中意这个3亿。因为这里面(哪吒庙)有很多故事,我找出很多黑白照片作为申报资料,我希望这些故事可以写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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