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酒神国度

在友人眼中，莫斯科的冬天，最迷幻的并不是皑皑冰雪下愈加鲜艳的赤色古建，而是那些随时可能走入寒夜被冻毙的街头酒鬼，瞳孔中血色流转，宛如游魂一般。在客从外邦来的东西方旅居者与使臣笔下，对于俄国醉汉——这群“向死而生”的俄国人，伏特加是超越季节、历史与归宿的记忆。

酒神，在宗教之前踏足

信奉气候决定论的人群，普遍认定俄罗斯人与北欧民族一样天生爱喝烈酒，是因为这些酒水如同火焰一般能在极寒天气下促进血液流动。如果读者曾在酷寒时节痛饮烈酒，并亲身感受过它带来的温暖，也不会质疑这一答案。

但事实恐非如此，典型反例便是柏林与塔林（今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两者气候相差极小，饮酒差异却不啻霄壤——只是因为在19世纪，前者是德意志帝国首都，后者则归属俄罗斯。另外，伏特加酒覆盖范围一度越过了当今俄罗斯的边界，将波兰一分为二，这一边界恰好与沙俄帝国时代的边界重合。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在塑造区域饮酒文化的过程中，政治因素本身所起到的作用或许与气候因素同等重要。

事实上，对于刚刚迈过蒙昧的民族来说，最初的政治基于宗教。当伏特加酒还未主宰这片土地时，蜂蜜酒与格瓦斯酒已经牢牢扼住历史的咽喉。

基辅罗斯是公元9—13世纪（相当于我国晚唐至南宋时期）活跃于欧陆东端的一个地区强国，在其鼎盛时期，基辅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东斯拉夫民族的文化首都及历史原点，领土一度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覆盖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及俄罗斯西部的中心地带。同期关于俄罗斯民族起源的传奇故事被编入了《原初编年史》中，值得玩味的是，此书还记载了俄罗斯如何从多神教信仰转为一神教信仰国家的过程。

公元986年，一路攻城略地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停止扩张，并晓喻内外：出于内部政治考量，当前需要一种能凝聚共识、具备普世性的宗教。消息传出，在首都基辅，迎来众多一神教教派国家派来的使臣，他们不远千里甘冒风雪前来，都是尝试说服大公相信，他及他的臣民应抛弃泛神、多神信仰，转而投诚自己带来的信仰。据《伏特加政治》一书所言：最后一位到来的使者来自顿河下游大草原的保加利亚。当这名使者告知大公，在伊斯兰所信仰的来世里，信徒所有的肉欲都能神奇地得到满足，据《原初编年史》记载，“大公认真地听着保加利亚人的讲述，尤其是对教义中关于美女与纵欲部分颇有兴趣，并表示很愿意就这一话题深入”。气氛渐入佳境，但当这位穆斯林转而提及伊斯兰教的割礼、禁食猪肉和禁酒习俗时。大公面露难色，环顾四周，沉吟良久，最终婉拒了使者的传教请求，并留下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不喝酒我们活不下去。”

于回绝穆斯林使者的次年，弗拉基米尔一世及其臣民在第聂伯河河水中正式接受洗礼，毅然加入了君士坦丁堡教廷。自此之后，俄罗斯人虽屡遭内外兵燹政乱，但仍以东正教信仰作为民族主要身份认同标准。

宗教与酒神在北国雪原中结合，前者让酒精迅速深入所有节庆盛宴。从圣诞节到主显节这段时间，这片土地上的人将饮酒视为与主沟通的方式。酗酒行为迅速从个例扩大至群体，从宗教行为变成为社会行为，其扩张速度令时人咋舌。

历史的轮廓足够明晰，酒神在宗教之前，已踏足北国。

彼得一世：帝王酒桌上的交锋

为了达到宾主尽欢的地步，酩酊大醉是俄罗斯待客之道的基本特征。如果没能将客人灌到人事不省，这场酒宴便算不得圆满成功。酒宴之上的觥筹交错，还流露出一种交锋迹象，即，谁喝赢了谁？这一传统源自一位传奇君主。

彼得一世当政时期，一种新酒开始进军北国宴席。这种酒被称为“伏特加”，传说诞生于丘多夫修道院，由修士用黑麦、小麦、山泉水酿造而成，它被郑重命名后，一度传遍了曾经的东正教传教范围。迈入16世纪后，俄国积极开展农业革命，谷物产量获得极大提升，然而新增谷物因路况、运力过差导致送往市场利润过低，不得不转向蒸馏法造酒。意外惊喜随之诞生——相比发酵的啤酒或蜂蜜酒，蒸馏酒几乎不会腐烂变质，它的价值可以被长久储存，而且这种价值很容易被衡量、细分及出售，成为了超越距离、种族、阶层的货币。

对俄国人来说，彼得大帝的功业彪炳千秋，其中随使团周游西方、回国奋发改革之举最为人称道。当彼得乔装混入使团时，俄国相较西方诸国在文化、造船与军工业方面的差距甚大。在当时大多数的西方人看来，俄国作为遥远冰原的蛮荒古国，是黑暗幽深的中世纪化石。而用20世纪西方近代史、国际关系史权威学者泰勒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的话来说更显直白：“在心灵深处，英国人与法国人（后者在程度上要轻一些）都把俄国人当作一个半亚洲国家，比土耳其的水平高不了多少，根本超不过中国的水平。”

但在俄国人看来，被迫与奇装异服的西方异教徒沟通本身就形同受辱，面临的巨大风险是放任对被视为生命的信仰的冲击，西方的礼仪、风俗、审美、器物等处处都须审慎观察。在出访之时，国内颇有顾虑，内部叛乱血迹未干，外部邻国诡谲难测。

为了防止自诩文明的西人蔑视和窥探，在这轮互存芥蒂的出访中，彼得参与的每一次酒宴都精心设计。

彼得时代，百姓与贵胄的饮酒截然不同。前者饮酒，更多不是为了社交，而是为了忘记。忘记自身饥寒困窘的遭遇，捱过一地鸡毛的生活。污秽不堪的酒馆内，男男女女用自己的值钱物品甚至衣服做抵押，以换取一大杯接一大杯的伏特加。而在酒宴之上的彼得，属于后者。贵族的豪饮社交属性浓厚，但需彰显的是自身的高贵、慷慨以及目空一切的男儿气概，这一点甚至被视为领导者的特质。酒宴上的华服交锋，常常能凸显出主宾双方的风采。

彼得在酒宴之上的勇猛，丝毫不逊于他在战场之上的表现。根据彼得的侍从回忆，“（酒精）根本打不倒他，他总能保持清醒……没人及得上他……他从未放下自己的烟斗和酒杯。”在彼得年轻时，这种无节制的豪饮并没有耗尽他的体力，让他陷入堕落，反而能让他精力十足地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中去。他常与使臣们彻夜痛饮，而后于拂晓时分在一片鼾声中起身，丢下尚在沉醉的酒友，干起木匠活、造船时动作如风，这一切行云流水，鲜有人能跟上他的节奏。

除了豪饮的气概，更难得的是在席间释放的善意。在柏林欢迎酒宴上，英国汉诺威选侯夫人索菲亚与其女勃兰登堡选侯夫人索菲亚·夏洛特得以近距离观察传闻中的彼得：“他在10岁的索菲亚·多萝西娅的头上吻了几下，把弗里德里希大王未来母亲的发型弄成一团。”随即他也拥吻了14岁的乔治王子，此人后来成为英王乔治二世。那天晚上，两位选侯夫人仔仔细细地把沙皇观察了一遍。她们发现，他远非传言中那样是个未开化的年轻野蛮人。“他举止自然，无拘无束，我们对此很高兴。”索菲亚·夏洛特写道。“当他挤眉弄眼扮鬼脸时，效果也并不像她们所预料的那么可怕。”

在两位一贯挑剔的选侯夫人眼中，远方来访的沙皇身材颀长，容貌英俊，举止高贵，应答有节，妙语如珠。在观察者眼中，彼得拥有渊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与随和的性格，丝毫不像一位固步自封的东正教皇帝，更像一位开明的新教君主。毫无疑问，彼得在酒宴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西方君臣对这位“东方君主”都印象不错。

但看似醉眼朦胧的彼得，眉目顾盼之间颇有威势，每每斜睨要员，不经意问起军国大事，如君臣秉性，民众荣枯，要害之地，其间目光灼灼也让宴中使臣心生忌惮，不敢有轻慢之色。但，酒精的癫狂让他的君王日常气息也变得阴晴难测、喜怒无常，心情的指针在兴高采烈与猝然暴怒之间剧烈摇摆。彼得对待侍从、属下有多么亲昵随和，就有多么暴戾血腥。动辄挥拳相向，让身边人血溅殿堂，丝毫不顾及场合。少顷便和颜悦色，柔声安慰一旁悚然心惊的看客。这种毫无征兆的暴怒，让身为政治家的彼得每次决策都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例如，一次在宴会上，彼得忽然发难，先是声色俱厉地指控属下用军官官职做现金交易。紧接着便疾步走出宴会厅，询问在勒福尔宅周围站岗的士兵，“究竟有多少个寸功未立的团长和团级军官是纯靠花钱从这位总司令手中获得任命的？”

伏特加走近寻常百姓

让万千百姓仰望的彼得，给底层民众留下丰厚的伏特加遗产。这份遗产不同于外来的烟草与器乐伴奏（当时俄罗斯人信奉宗教应采取无人声伴奏，对外来器乐伴奏极为排斥）般惹人诟病，伏特加酒能频频出现在国宴之上，标志了其本身地位及身份认同。

而彼得执政时国势的蒸蒸日上，也让伏特加得以走进千家万户，与此同时，东正教会特意将饮酒加进宗教庆典中，以便更好地让帝国边缘的农民放弃他们的异教传统。这一举措成果显著。帝国疆域内，一时间伏特加的普及度迅速超过俄语、政令的覆盖范围，并带动了对俄罗斯国家实体的认同，万千国人同饮一樽酒，是难得的宣教（政）时刻。

传统俄罗斯酒类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因此酒馆和酒类批发商店都是国家的“耳目”，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民众通过伏特加变得同质，变得纯粹。除此以外，伏特加酒有助于使俄罗斯人保持沉默温顺的状态，这对强势政府来说如美酒般受人欢迎。尽管在俄罗斯的每一次政变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伏特加的身影，它让暴力显得戾气十足。

美酒严重侵蚀了民众的健康，更让许多中产之家因酒破裂，从彼得时期起，俄罗斯百姓的寿命上限被再次下调。直到近代，俄罗斯男性的寿命超过65岁的概率，甚至低于一些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而其答案绝非是由于营养不良。

酒精，攘外安内的手段

彼得意识到了酒精可以用来搅乱核心集团的平衡：他让最亲近的战友（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饮酒过度来套出他们最真实的想法，让他们暴露自己的真正意图。只要这些人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目的就已经达到——他们将继续相互猜疑，也就无法协同合作来推翻当权者的统治。除此以外，酒精也是测试对手与属下的绝佳手腕——以饮酒测人心性。这一举动，在东方不乏先例，传为诸葛孔明所著《将苑》中说“醉之以酒而观其性”。这种动机也在后来的统治者身上得以体现，俄罗斯首位沙皇伊凡雷帝的密友库尔布斯基评价他称：“他并没有强迫人们给神祗献祭，而是命令人们和他一样成为魔鬼，强迫清醒戒酒的人沉溺于酗酒之中，而所有的邪恶都是从这种酗酒的状态中衍生出来的。”

而酒精对于客人（外国使者）来说，总显得两难：要么参与其中并戕害自身的健康，要么逃避它们然后受到主人（甚至是沙皇）的冷遇。向对手敬酒，在其口中获得情报，或者索性用酒精摧毁他们。酒精成为政治家手中的利剑，可以撬开对手的嘴，毁灭对手的健康。同时，酒精也可以成为护盾，保护自身不受伤害。

1807年6月13日，在提尔西特的涅瓦河畔，水声潺潺。大河两岸分别陈列着数万精锐，旌旗猎猎。西岸俄军军阵以墨绿色为主，东岸法军军阵以红白蓝为主，军容严整，气氛肃杀浑然不像是在和谈。

就在这一年的1月26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麾下部将本尼格森在埃劳与拿破仑本人鏖战一场，堪堪打成平手。俄军损失2.6万人，法军损失2万人。一直到6月2日俄军都保存了优胜力量，但在这一天，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大败本尼格森。俄军再次损失2万人，这次伤亡超过其主力一半。事已至此，国门轰然洞开，亚历山大一世需要立刻议和。这场水畔和谈，对于亚历山大一世与俄国而言，是城下之盟。双方同意在提尔西特会面，双方的工兵在涅曼河（法俄帝国彼时边界）中央专门搭建的木筏上搭起了一座白色亭子，两位皇帝脚步轻盈，从各自雄踞一方的帝国中抽身迈入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