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林学人高攀龙的小品文创作及其理学渊源

中国传统古文在经历了唐宋时期的辉煌之后，日渐式微。尽管明代不少文人高擎复古大旗，其成就与前代相比仍难及项背，而原本作为古文附庸的小品却在明代中晚期大放异彩。吴承学先生称：“明代中期，散文创作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即注重散文的抒情性，并且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淡化了传统古文沉重的格调，呈现出向晚明小品转折的特征，唐宋派散文代表了这种倾向。”（《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明代中期以唐顺之、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文章家导夫先路，开启了晚明小品创作的先声。而后徐渭、李贽、汤显祖、屠隆、陈继儒，以及公安派、竟陵派等诸家匠心独运，掀起了晚明小品创作的热潮。继而刘侗、李流芳、王思任、张岱踵武前贤，将晚明小品创作推向高峰，张岱更是成为晚明小品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小品多抒发性灵，幅短旨远，富有情趣。不难发现，上述文学家多数都有阳明心学的哲学背景，或本身就是心学家，如唐顺之是南中王门的主要成员，李贽为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汤显祖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汝芳并十分推崇李贽学说等。而以程朱理学正脉自居，以抗击王学末流为毕生己任的东林学派领袖高攀龙同样创作了大量小品文。这些作品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取向，文笔简约，情韵悠长，具有晚明小品文的典型特征。高氏小品文流畅自如而无怪诞轻佻之气，时而真情流放，不受拘束，时而清雅超逸，充满道学气象，虽然在数量上与高氏创作的传统古文难以抗衡，但在反映高氏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可以说，高氏小品文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高攀龙的文学形象。

一、杂记、游记中的山水清音

今存高氏著述保留了大量杂记、游记，《可楼记》《水居记》《武林游记》《三时记》为代表篇目。清人李扶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选录高攀龙《可楼记》作为古文范文，归入“就题字生情”类。《可楼记》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即高攀龙自揭阳贬所告假归乡之后的第四年。时高攀龙三十七岁，其嗣父母、生父母均已去世，自此至天启二年（1622）起复入朝，二十四年间，高氏再未出仕。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远离尘嚣的修身环境，他在漆湖中的小洲之上构筑新居，起名“水居”，并在水居之中建“可楼”，记云：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为楼。楼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则湖山，北则田舍，东则九陆，西则九龙峙焉。楼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矣！”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栖焉。北抵燕赵，南至闽粤，中逾齐鲁殷周之墟，观览所及，无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楼耶？噫！是余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极力营其居处，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极力以营苑囿，而止于岁时十一之游观耳，将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为山水者一致也，则吾之于兹楼也，可矣。虽然，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斯楼其赘矣。

高攀龙在文章开始仅用寥寥数语便将可楼周围的优美环境勾勒出来。湖水、田舍、平陆、远山，宛如一幅江南山水田园写意图画。文章在描绘客观景物之后紧接着写“我”之主观感受，而这种感受并非实写，乃楼成登高之时所产生的种种遐想。山水清幽，和风徐徐，日月往复，作者委运自然，任情适性，自感“意之所可”，故起名曰“可楼”。之后，作者调转笔锋，谈他年少时游历大江南北，阅尽名山大川，竟“无足可意者”。文章继而论证“可”与“知足”的哲理关系，指出人的忧虑皆从不知足而来。最后，作者点出人生应当无可无不可，表现了超然物外的道学气象。《古文笔法百篇》引《观止》评论《可楼记》称：“先生道学中人，故胸中能如此洒落，而文直与《南华·秋水》诸篇并垂。信不虚也！”几乎作于同一时期的《水居记》同样有浓厚的庄子哲学色彩，兹不赘举。“作《水居记》和《可楼记》的高攀龙，与庄子实在太相像了。高攀龙这种悠然自得、豁然自足、与自然为一体的心态，确实是道家的心态。”（周炽成《复性收摄—高攀龙思想研究》）《可楼记》《水居记》两记，不仅仅是通过说理来表现作者的心性追求，作品极强的文字表现力也是文章的亮点所在。高氏以高超的语言艺术，将写景、抒情、议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布局精当，层层推进。他描写的景物僻静清幽，占据湖光之胜，用水将世俗隔离；所抒发的情感，淡泊平和，得性情之正；所阐发的议论并无说教之嫌，而是给人以当下体悟。文章轻灵简约，可称高攀龙小品文的代表之作。

高攀龙游记有很强的小品文学色彩。严格来说，高氏游记篇幅较长，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小品文。但他按照游览的时间和地点依次写成，每一个片段单独来看，均饱含真情，文采斐然，即使置于晚明小品名篇之列，亦不显逊色。高氏曾作《武林游记》，记录其万历十八年（1590）第一次游览杭州的情形。在游览杭州之前，他在苏州阊门等候同科举人华德元，一同赴浙江平湖拜访了两人乡试时的主考官沈懋学，顺便至乍浦观海：

舟抵泎浦，不暇呼舁人，疾趋而前。过泎浦堡，至海滨可三里，未见海数百武，已闻涛声，若风撼万树。须臾苍茫接天，绀赤无际，历历远山在天水缥缈之间，疑为浮云，徐观之皆山也。潮至，亦无他奇，但渐盈坎而来。初海塘去海可半里，潮至，则直逼塘，观益旷，洪涛撼足也。徘徊良久，心目旷然。

无暇招呼轿夫，疾步径直向前的情形将高攀龙即将见到大海的兴奋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其后写未见大海之貌，先闻大海之声；再写海中远山在天水之间若隐若现，海潮次第涌来。此段观海的描写，情感酣畅逸荡。之后，高氏一行取道嘉兴奔赴杭州。自八月十一日抵达杭州至十九日离开，高氏在杭共约八天时间。其间，他几乎游遍杭州所有名胜，其中包括苏公堤、三贤祠、林处士墓、灵隐寺、飞来峰、龙井泉、狮子峰、石屋洞、陆宣公祠、虎跑泉、吴山、万松书院等著名景点。高氏将游览的详细情况及心理活动均记录了下来，文辞优美，笔触细腻，如游岳飞墓及西湖观月的情形：

已至武穆祠墓，肃衣冠拜谒，至瞻遗像，绕墓三匝，南枝萧萧，秋风飒然，便欲泣下。汝定持巨石击桧贼头，声硁然，稍为吐懑。归舟，复泊漾碧轩，临台小坐，游人纵横，歌声笑语，顿失秋山萧瑟。已而明月满湖矣，复次望湖亭，平波印月，远树笼烟，野色苍茫，渔灯隐没，心境一佳。

秋风萧瑟之景和吊古幽愤之情交融在一起，使作者几欲泪下。友人持巨石击打秦桧石像之首，作者非但没有阻止，而且拍手称快。写景、抒情、叙事在寥寥几笔之间完成。传神简约的语言把友人的动作、心理皆描写得惟妙惟肖。转而写湖中赏月之情形，空灵逸远，潇洒自如，前后心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武林游记》中，高攀龙的感情相当丰富，而且波动较大，如乍浦观海时的兴奋、西湖赏月时的欢喜、吴山览胜时的达观，以及谒岳王祠时的愤懑、过林逋墓时的惆怅、游万松书院时的失落等，各种情感构筑了一个血肉丰满、情感丰沛的高攀龙形象，而与后来老成持重、中正平和的醇儒形象相去甚远。高氏在创作《武林游记》时任情涂抹，直抒胸臆，彰显了强烈的个性和不羁的精神。这种性情恰恰是晚明小品文的显著特征之一。就连高氏门人陈龙正在读过《武林游记》之后也无不感叹道：“志正气豪，文彩飚发，后来暗淡静深之基筑于此矣。”（《高攀龙全集》）他甚至感到惊讶：“未知其三十以前英豪忼慨、锦心绣肠有如此者。”此外，《三时记》中的诸多片段同样语言简洁，文采飞扬。高攀龙将贬谪揭阳及回乡途中所见、所闻、所悟记录下来，尤其对大明山川之秀美、江河之壮丽不乏精彩描写。这段短暂的宦游经历对高攀龙的学术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称学术之精进“得山水之助殊不小也”（《高攀龙全集》）。不过，与《武林游记》所不同的是，《三时记》中的山水已不单纯是高氏抒发真情的载体，而逐渐变为助力其修身悟道的工具了。

二、祭文、像赞中的曲尽人情

晚明小品在表达个人情感方面较之于传统古文更加收放自如，而祭文中的小品往往曲尽人情，更能摄人心魄。高攀龙创作的祭文篇幅短小，骈散相间，把人之常情委婉曲折地缓缓道来。这种情感与他经常标榜的理学修饰下的性情有所不同，在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难以体会到，因此显得尤为宝贵，如《祭华完冲文》写道：

呜呼！壬午之秋，吾邑同举者六人，二十年来，惟吾两人在耳。余在锢籍，兄亦归田。余好兀坐，蠹鱼一编。兄开芳圃，垒石疏泉。天游之堂，逍遥之舫，名花不绝于目，清歌不绝于耳，佳茗不绝于口，妙香不绝于鼻。春秋佳日，花月良夜，余少年饮酒赌拳，飞扬舞蹈而不容自己者，皆已化为蒲团滋味，黄卷绸缪。每过兄所，此兴辄勃勃复动，因陶陶自遂，以为一快。兄之所乐，不异余之所乐。人有所乐，一切不乐者销归此乐，无不乐矣。余尝笑曰：“吾过天游，兼得兄之所乐，私自矜诩。”而今已矣，不可复得矣。

此文当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是时东林书院尚未落成，不过高攀龙已经开始组织较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如“二十九年辛丑”，“偕四郡同志会讲于乐志堂”。万历十年（1582）应天府壬午科乡试，高攀龙仅二十一岁，与同邑士子共六人中举，而二十年后唯余高氏一人在世。他称自己喜欢静坐读书，而华完冲喜欢筑园自乐。华完冲的私家园林名曰“天游园”，通过对园中名花、清歌、佳茗、妙香的描写，呈现了天游园幽静清乐之景。高氏罕见地回忆了自己少年时在天游园中饮酒赌拳、兴来起舞的场景。“每过兄所，此兴辄勃勃复动，因陶陶自遂，以为一快。”他在此处袒露自己的心理活动，称每次路过天游园皆蠢蠢欲动，总想如年少时一般醉饮博戏，欢歌起舞。二十年的理学修为和沧桑世事仍难以抑制他那颗狂放不羁的少年之心。与其说此文是对华完冲的追思，毋宁说是高攀龙对青春的祭奠。文章情感真挚，毫无雕饰，乃高氏祭文中难得的佳篇。文中所描写的少年高攀龙形象及高氏心理活动与他毕生修持的理学思想多有相悖，以致高氏门人陈龙正在编纂《高子遗书》时，为了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醇儒形象，有意将此文删汰不录。再如，《祭归季思》云：

余有水居，踞漆湖山，子往有荻秋，在野塘藂竹间，皆豁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筑陶庵于郊坰，茅屋三楹，树槿自蔽。三人者相过从，味世俗所不味，骎骎乎乐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往有举业累，兄有病累。私相期以三人者一旦脱去所苦，表里萧萧，得数十年枕琴卧书，餐山茹水，死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独贫独鳏，独得旦夕居陶庵中。吾二人每过兄，未尝不窃叹以泉石之福，兄独擅其全，眼中无复有败人意事矣，是将何病不可愈耶？兄之病去，吾两人累亦渐次解除，以兄为依，终吾暮年之乐。而何意兄之一旦舍吾去耶？

高攀龙筑水居，吴志远筑荻秋庵，归子慕筑陶庵，三人交游甚密，感情极笃。文章将三人的志趣、各自的困扰以及未来的约定娓娓道来，平实真切。作者称自己为世俗婚嫁人情所累，吴志远久困场屋为科举所累，归子慕则长年忍受疾病的侵扰。不独如此，归氏既贫且鳏，孤苦伶仃的生活使其本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三人相许一旦脱去各自所苦，遂相依相靠，以山水琴书之乐消遣人生有限之年，而现实是归子慕久病难愈，溘然早逝。高氏门人魏大中之子魏学洢曾记录三人相聚的场景，其《雪鸥阁记》载：“长天万里，鹅溪绢也。短篱茅屋，颓枝残雪，疏疏而密密者，龙眠画也。西风摇落，草木萎黄，有怀伊人，川上徘徊，则潇湘而洞庭也。子吴子尝与玉峰归子、锡山高子，咏歌于其间，谓可以寄趣也。”魏学洢笔下三人聚会的场景犹如一幅古意盎然的高士图卷，其风雅可见一斑。高攀龙将对人生知己的深痛哀悼以平淡真切的笔触缓缓道出，发乎真情，生动凄美。除祭文外，高氏所作像赞亦深情绵邈，如《约轩先生像赞》：

其貌谡然，其身炯然。肃宁令之勤其民也，屹乎细大不捐，以至于惫而病，病而无年。六月乌台，一腔丹赤，如逝水往于溟渤，飘云尽于长天。独此谡然之貌、炯然之神点染丹青者，犹见其乘鞭骢马、端笏鹓联，夙夜在公之翩翩。呜呼！尽瘁厥躬之弗延，厥庆永传，是以后人之多贤。

高氏由约轩先生遗像炯然光明的样子联想到其生前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将斯人已逝形容为水流奔汇于沧海，云朵消失于天际，文辞优美，意味深长。高氏所作像赞并不算太多，因文体和应制所限，情感虽不及祭文真挚，但仍短小隽永，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