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上的自由与悲哀之歌

作者: 周涛

《末路狂花》既是美国公路片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是女性主义电影中不可忽视的里程碑。本文将对《末路狂花》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进行分析,结合公路片的特点,分析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建构,去探寻公路片的自由精神如何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并思考女性主义叙事所遭遇的困境。

毫无疑问,《末路狂花》在女性主义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所谓女性电影,主要是指讲述女性在家庭、婚恋、生活中的故事及其群体性或个性化的思想特征的影片,甚至可以更进一步限制为由女性导演执导的电影。女性主义电影的定义是有争论的,而《末路狂花》也并不为女性导演所执导。但《末路狂花》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困境,以及女性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使得它成为一部我们无法忽视的女性主义电影。《末路狂花》以公路片的外壳向我们展现了一段女性反抗的故事,它讲述了互为好友的两位女性在烦琐的日常生活中决定进行一场旅行。然而,在旅途中不断遭遇伤害,她们为此反击,由此踏上了一场不归路,一场再也无法回头的旅行。

一、公路片模式的选择—以自由和反叛为旨归

首先,美国公路片的模式决定了《末路狂花》的基调。这是一场以自由为归宿的反叛之旅。受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影响,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的思潮,最初的公路片开始应运而生。其中往往充斥着犯罪、对规则的破坏等等反叛元素,主人公的旅途伴随着美国西部场景的荒漠、旷野、峡谷,更造就出一种叛逆、粗犷、自由的气质。这种粗犷和野性的气质,也导致了传统公路片的主人公通常设置为男性。

《末路狂花》的创新性不仅在于其女性主义的叙事方式,也在于其对传统公路片的突破。导演斯科特表示曾经有嬉皮士追求自由的公路片,如今我们同样也可以创造一部女性追求自由的公路片。《末路狂花》作为公路电影,本身就秉持了公路类型电影的反叛基调,但在此基础上,其又对公路电影自身进行了反叛。这种双层反叛,更增添了其不同寻常的色彩。

女性主义影视采用公路片模式进行创作还有其他原因。公路片所包含的反叛精神和自由精神,对人物内心的迷茫与困境展示,寻找自我身份的主题等,这些所要表达的内容与女性主义的诉求又是契合的。除此之外,这也是对一个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领域进行挑战与颠覆。另一层面,公路片是随着时代浪潮不断发生变化的。由最初的表现嬉皮士的生活,如《逍遥骑士》;再到后来表现美国家庭生活的《阳光小美女》;而在后女性主义思潮之下,在女性主义与反女性主义的纠葛之中,《末路狂花》产生了。直至今天,公路电影的主题仍在不断地创新,比如反对种族歧视的《绿皮书》。

公路作为美国青年反抗主流文化的空间,在女性主义的思潮迸发之际,也对自身进行反叛,标识着一种强烈的反身性。就像汽车在公路片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其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在电影中又作为逃离工业文明的工具。这就暗示了公路电影的命运,它会不断革新自己,唯一不变的是对自由的追求,公路叙事始终秉持的是反叛自由之内核。随着不同思想潮流的更迭,公路空间更成为各类少数群体、边缘性群体放逐自我、寻找自我的首选场所。他们将时代的颜色涂抹其中,与之共同构成了浪漫、绚烂的公路之歌。

女性因为要摆脱其自身困境,因而选择进入到公路这一意味着逃离的空间。但是这一空间又常常充满着男性气质。那么,女性将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与自我气质相悖的空间里,如何去构建自我的主体性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对电影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来探讨《末路狂花》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二、公路上的逃离—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

影片中,塞尔玛和路易斯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并且她们身上带有鲜明的社会身份的特征。比如说塞尔玛,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形象;而路易斯,作为饭店的侍应生,她与塞尔玛既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又因其身份与职业具有一定的边缘性。

在现代美国电影中,家庭主妇类的角色出现在许多影片之中。纵然,其性格各有特色,但大致也逃不脱电影中常有的两种女性形象—“天使”和“魔鬼”。在这种背景之下,往往会塑造出两种角色:一种是机智勇敢的家庭主妇,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各种各样的家庭危机,以维持家庭的幸福和稳定;另一种便是出走的家庭主妇,她们无法忍受现实困境,因此决定与家庭决裂,去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塞尔玛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她日常的活动场所通常为家庭。她的丈夫无法为其提供情绪价值,甚至总对她的自我与付出抱有鄙夷的态度,她连出门旅行的自由也难以获得,只能在家庭中经历着琐碎的日常和自我怀疑。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塞尔玛注定要成为出走的家庭主妇。她在旅途中遭受了酒吧陌生男性的性侵害,朋友路易斯射杀了这个男人,塞尔玛因此彻底走向远离家庭的道路。

而路易斯作为一个具有中性气质的女性,与塞尔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塞尔玛天真、不谙世事,路易斯则成熟,深谙社会的险恶。这种性格特点离不开人物的人生经历,随着影片的展开,我们会发现,路易斯可能也是曾经的塞尔玛,只是她比塞尔玛更早经历了来自男性的侮辱和伤害后,不再轻易相信男性,也不再相信这个以男性利益为先的父权制社会了。她比塞尔玛更早地觉察到父权制社会的现实,也因此带领塞尔玛走上了逃离和抗争的自由之路。

有意思的是,两人在最初的外形上也有着一定的对比,其性格与穿着打扮相对应。路易斯最初一头利落的盘发,她穿着宽松的衬衣和牛仔外套,打扮得随意自然。与塞尔玛相比,她更具有中性气质。塞尔玛则留着长长的大卷发,穿着白色的连衣短裙,在风格上更为性感,更加女性化。而路易斯作为一个女性,她的打扮是较为中性的,这种中性象征着她对于自我的保护。结合路易斯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从她的身体装扮来推断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路易斯是渴望获得权力的。但是,这种权力并不是来源野心,而是来源自我保护,摒弃女性化的装扮,或许可以减少来自男性的目光和威胁;另一层面上,摒弃社会建构出的女性特质,以此获得社会给予男性的种种认同和权力。两人真正的自我在出走以前都被隐藏了,所展现的是被阉割的自我与顺从的自我。

真正的主体性建构是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一切都从路易斯向暴力开枪开始,她无法再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剧在自己身边上演,更无法忍受他人对其自尊的侮辱。至此,她们发起了反抗,被当时的社会所抛弃,但也获得了解放和更加充分的自由,其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在这场风波后,塞尔玛和路易斯开始认识到社会现实,认识到身为女人的现实。这个世界不会体会她们的境况,冰冷的社会机器和舆论会将她们送入监狱,让她们失去一切。既然回去意味着失去一切,两人随即决定与社会决裂,这样起码还有自由,还能够寻找新的开始。

在旅途中,塞尔玛和路易斯渐渐体会到真正的自由。从最初的慌乱无措和情绪崩溃,到后来的洒脱自在,塞尔玛和路易斯再也不愿回到曾经的生活,而是享受这段旅途带来的狂野与自由。两人从被动出走,再到对自由的主动追求,她们走上了真正的自我觉醒之路。塞尔玛一改往日的懦弱,变得机智、勇敢;路易斯重新审视内心的伤疤,变得更加坚强、冷静。她们开始不断反抗,每一次反抗都是对男性社会的控诉和决裂的宣言。主体性在每次反击成功后便得到确认,她们意识到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安全、获得尊严。自我与西部的自然风光相融合,两人的形象也越来越牛仔化,这种勇敢狂野的美国西部精神不是男性的专属,是每个美国人所带有的文化记忆。路易斯和塞尔玛在认识到作为女性的自我后,更深入地认识到作为“人”的自我,带着美国文化的印记,两人建构了新的自我。

在这场逃亡之路上,两人反击的武器是来自塞尔玛丈夫的手枪;塞尔玛解决困局的方式是模仿欺骗她的“牛仔”所讲的故事去抢劫;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她们将查验证件的警察关进警车的后备厢中。反观这些对抗方式,她们采用的是男权社会的暴力方式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并且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这也就展现了一种悖论,这样使女性解脱困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也能够更加反映出人物的无奈和社会的压抑。

《末路狂花》的成功之处在于两位女主人公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抗争。在以往的传统影视之中,女性虽然作为叙事的中心,但是她们仍要通过获得男性的帮助来实现自我的成功。而《末路狂花》有意颠覆这种现象,在影片中设置了一位男性警探形象,他惋惜于塞尔玛和路易斯的命运,努力想要为其寻找出路,但是塞尔玛和路易斯毅然决然地拒绝警探的援手,选择与社会彻底决裂,为了自由走向了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路易斯和塞尔玛的反抗方式似乎是经过有意设置的,似乎只有这种暴力方式才能使她们在美国西部的荒野中一直行驶下去。那么,这种女性主义叙事究竟是一种不彻底的女性主义,还是无奈之下的反讽呢?另一方面,路易斯和塞尔玛的反击之路又给观众带来心理和视觉上的快感,所以说,这又或是大众文化之下的一种市场策略呢?

总之,这种悖论的后果往往导致女性的主体性难以真正建立,甚至让女性自我最终走向毁灭。

三、自由的实现—以生命为代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女性的自由和安全是通过复制暴力来实现的。这样的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不能算是完整的,它的结局自然也是容易失败的。但两人身上的女性气质是压抑不住的,她们向我们展现了面对困境时的强大韧性。即使处境如此糟糕,路易斯和塞尔玛仍旧会向往着美好,沮丧之后收拾好自己,在美国荒凉的公路上,成为疯狂而又绚烂的双生花。可是这些仍旧无法对抗庞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两人的自由就像烟花一般,在悬崖之上绽放了一瞬间,即使画面定格,我们也知道她们是短暂和易逝的。女性拥有了自我,却是以失去生命为代价,这更揭示了父权制社会下的压抑与无奈。

《末路狂花》作为好莱坞电影中女性主义电影的先驱,为我们塑造了如此鲜活的女性形象。而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文艺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多元化女性形象对“永恒女性”的解构,展现不同女性个体的真实处境。但是在这些女性形象背后,还是难逃女性主义叙事的悖论。以女性为主题的影视,或是以情爱来掩盖冲突,消解某个女性群体的真实困境;或是面对冲突,女性的反抗是不彻底的。

那么,真正的女性主义叙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从否定的角度出发,我想它不应沦为社会暴力的辩护者,也不应建立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当今的思想潮流所追求的是人们多元的身份认同,性别无法被抹去,交叉性理论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性别问题上出发,在性别问题的基础上还应该对种族、阶级等问题进行复合分析,简单用性别去看待问题是不够准确的。因此,我们不应让性别的讨论使社会进一步分裂,而应对整个社会所造就的诸多不平等进行反思。既要深入女性个体的真实困境,也要对复杂的社会进行把握,或许这样能够更有助于我们突破父权制社会的压抑,想出新的对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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