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了春节，一转眼就到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更是父亲九十岁的生日。父亲和娘早已离我而去，虽然双亲时常在心里、在梦里，但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爹，娘！在天堂的你们还好吗？”总想给父亲写一些文字，但思绪琐碎，难以下笔。在这灿烂烟花怒放过后沉寂的深夜，父亲从天国缓缓走来，浮现在我的眼前。

寒门苦子

我的老家在渑池县洪阳镇石盆村，因四面环山，中间低凹而得名。我家的大门口有一棵大可两抱的四百余岁的皂角树，一条无名小河从我家门前缓缓流过。小村山环水抱、民风淳朴，宛如世外桃源。

我们石盆侯姓先祖，自明永乐十四年（1416）从山西省洪洞县走到石盆村树林山下定居。从先祖一世开始，到父亲这辈，已繁衍至十九世。父亲这辈以上十代人，排辈的字为“昌、时、天、祖、君、永、之、定、万、世”，父亲为“世”字辈。我猜想，父亲的名字是太爷爷取的，因为这个“斌”字很讲究，文武双全。太爷爷是读书人，识文断字，做过私塾先生，这个讲究的名字应该是太爷爷对他的孙子的寄托。父亲的小名叫“续子”。爷爷是二十岁因病去世的，那年奶奶二十一岁。爷爷去世半年后，父亲才出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四面透风的破院子，生活了三代四口人，太爷爷、姑奶奶、奶奶、父亲。姑奶奶出嫁义马南河村舒家河后，三代三口人在这个破院里又生活了十多年。用奶奶的话说，三四口人住在这个破院里，孤寂得像星星一样。父亲的出生给这个残缺的家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一个破院，一个书生爷爷，一对孤儿寡母，这种光景，该是怎样的难挨。好心人曾劝奶奶带着儿子改嫁，但奶奶是很有主见的人，她执意留下来，要把父亲这个单根独苗拉扯成人，为侯家延续香火。我听说，父亲的小名是目不识丁的奶奶起的，“续”是延续香火的意思，至于“子”字，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的老家洪阳和新安一带的人不太讲究，给孩子取名时找一个字，再配一个“子”字；另一种可能是奶奶把这个“子”字当孩子、儿子讲，这种说法可能与父亲的身世更贴切。

太爷爷是个穷读书人，在我的记忆里，太爷爷总是坐在堂屋前檐下，戴着老花镜，捧着纸张发黄的线装书，抑扬顿挫地诵读。太爷爷一生置办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用来写字的条几、几个砚台，以及一摞一摞线装书。太爷爷一生连一个鸡窝都没垒过，更不用说盖一间房了。太爷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分家时，他分到了村西头儿的粉房，本是一大家人磨面的地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九岁那年，部队的士兵为了往南大岭送粮，看上了我家唯一能用的小骡子。小骡子把粮食送去还得牵回来，来回几十里路，翻山越岭，爬沟过坎，一家三口人，没一个顶用的。三口人大眼瞪小眼，只有让九岁的父亲去完成这个任务。那天，天还下着雨，脚下满地黄泥。父亲好不容易牵着小骡子把粮食送到了地方，一个调皮的士兵跟父亲开玩笑，让父亲把骡子留下，自己回去。父亲把小骡子的缰绳在手上缠了几圈，在地上撒起泼来。这时，一个穿着和士兵不一样的衣服的人走了过来，凶了士兵几句，给了父亲一些盘缠，打发父亲返程了。这是父亲的讲述，为考证这个事，我查阅了新安县志，访问了铁门镇的相关人员，都没有得到可靠的佐证。

从我记事儿起，我家院里北边有三间大瓦房，西边有三间瓦房，东边有两间瓦房。后来听老人说，北边的大瓦房是父亲十九岁时盖的，西边的瓦房是父亲二十岁时盖的，东边的瓦房是太爷爷的祖业。在那个年代，盖房用的石头得一块一块从河滩往回背，椽子和荆条得一捆一捆地从仁村马跑泉附近的山上往回扛。怎么也想象不到，父亲是怎么在两年内把这两幢房子盖起来的。

父亲和爷爷没有见过面，连爷爷的骨头都没有见过。按老家的风俗，若是遗腹子，父亲的骨头是不能让儿子见的。2003年12月，奶奶去世。需要将爷爷和奶奶合葬进老坟，本家的叔叔和哥哥们就把爷爷的墓挖开了，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雨，爷爷的白骨早已和黄土融为一体。我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爷爷的遗骨和干硬的土块分离，小心翼翼地放在小匣子里。父亲始终没有见到他的亲生父亲，想必这是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是遗腹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度过了那段风雨飘摇的苦难岁月。奶奶无论有多艰难也要把父亲拉扯长大成人，父亲也从小立志要对奶奶守孝报恩。父亲从小读过《三字经》《弟子规》，对孝道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父亲常对我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亲还说，“出必告，反必面。”听父亲说，他有好几次出去工作的机会，一次好像是义马煤矿上，一次好像是山西省夏县农科所，但想到孤独的奶奶，他都婉言谢绝了。父亲只要在县内，不管天多晚，摸黑也要赶回去。父亲知道，无论多晚，奶奶都会拄着拐棍坐在家门口东南路边那块黑不溜秋的石头上，佝偻的身子前倾着，半眯着双眼，望眼欲穿地等候她相依为命的儿子。为了不在外过夜，父亲经常走夜路。

奶奶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还有胃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父亲对奶奶的病非常挂心。奶奶只要稍有不舒服，父亲就四处给奶奶求医抓药。父亲经常请医生到家里给奶奶治病。寒门出孝子，父亲这棵被风吹雨淋的独苗，在奶奶的护佑下，顽强地生长，并守护着奶奶和这个日渐兴旺的家。

小村里的全把行

在那样不堪和困顿的岁月里，奶奶还让父亲读了五年私塾。父亲有私塾的底子，在村里算识文断字了。父亲和我讲道理时，《三字经》《弟子规》里面的句子随口就来。父亲有天赋，还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农村算是全把行了。

父亲的毛笔字虽然不是太好，但也拿得出手。父亲在煤窑沟矿上干过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也教过我打算盘。“三下五除二，三一三十一”，加减法还行，乘除法我就犯迷糊了。

父亲在村里称得上是能工巧匠了，最拿手的是方地场和泥瓦匠。方地场其实就相当于现在建筑行业的规划放线，要把地基规划得方正和水平。村里谁家需要盖新房，就上门来请父亲去方地场。父亲指挥着小工在计划盖房的四个角插上木橛，缠上白线绳或麻线。父亲端着水平尺指点着两头的人上下挪动线绳，直到水平为止。父亲求房基的方正从来没用过三角尺，手拿一截儿短线在四个角比画着，指点着角上站着的人左右挪动线绳，直到方正为止。方地场虽看似简单，但一个村子能够操作的人并不多，三五个人而已。父亲是高水平的泥瓦匠，村上能上手的泥瓦匠并不少，但能够揽下挂砖墙、把角、瓦房顶叠屋脊的工匠少之又少。在我的记忆里，全村也仅有父亲和乱子叔、富现叔几个大工匠能够胜任。起屋盖房是村人一辈子最大的事情，不管是方地场还是泥瓦工，只要乡邻们一张嘴，父亲就放下手上的活儿，掂着水平尺或夹着瓦刀就去帮忙了。方地场的活儿半晌工夫而已，泥瓦工总得三五天，一座座新房在父亲的手里起来了，自家的活儿却堆成了堆。特别是夏季，锄过的玉米地、谷子地，十天八天不见，野草又疯长起来。任凭荒了自家的地，但只要乡邻们一招呼，父亲又毫无怨言地去了。

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里，父亲也算是多才多艺了。父亲会领戏，也就是业余剧团团长加导演。冬闲的时候，春节一天天近了，在父亲的张罗下，一场场大戏开拍了。拍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荫南姑父演李玉和，三姐和仝家嫂子演李铁梅，现子叔演郭建光，李奶奶、沙奶奶和阿庆嫂的角色记不清了。去拍戏的人不挣工分，也不挣工钱，纯属个人爱好和奉献。父亲不是村干部，也不是生产队长，领戏真是个难事。父亲脾气不好，还有要求，经常为拍戏得罪人。三姐就经常在戏场上被父亲吆喝，甚至挨父亲的打。小时候，比我长几岁的几个同学经常在我的面前学着父亲唱戏的模样取笑我，让我很难堪。我们村不唱戏的时候，邻村的德厚村会邀请父亲去拍戏，我也跟着去过几次。德厚村比石盆村大得多，戏楼在村东头儿的小学校里。父亲被请去拍戏，我能够感受到邻村人对父亲的尊重。父亲还会拉板胡，板胡是豫剧伴奏的头道弦，在戏开演的时候，父亲也会拉着板胡伴奏。我不知道父亲从哪学来这么多东西，我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还会打猎。寒风彻骨的冬夜，父亲就约了同伴去北坡上打猎。往往在睡梦中，奶奶把我姐弟们喊起来，让我们吃父亲打回来的野兔肉。父亲打猎回来已近半夜，奶奶为了让我们吃上野味，连夜做好兔子肉。等我们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几碗香喷喷的野兔肉已放在我们面前了。

大概是1985年吧，父亲带着我在楸树沟种了四亩六分的西瓜。西瓜马上要成熟，我和父亲在瓜地的南边搭起了瓜庵。刚下过一场雨，晚上我和父亲睡在瓜庵里看瓜。夜半，父亲的一声吼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朦胧的月光中，父亲大吼着“别走”。可能是邻村的孩子们在我们村看完了电影，在回头的路上，借着月光，看见了我家的瓜庵，想顺手牵羊摸几个西瓜，不料被警觉的父亲发现了。我知道父亲的暴躁脾气，这一声吼，把我吓得心揪成了疙瘩。第二天早晨，父亲才说是吓唬人的。我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父亲不仅是个种田能手，而且在农业科研方面还钻研出了名堂。1972年，大队从三个小队抽调了几个社员成立了农业科研站，村里人叫试验田，父亲是负责人。科研站在村东南方向的大路边，五六块地，十来亩，南边邻河，西边邻着一队。父亲盖起了两间工作房，这两间瓦房什么时候盖的我并不知道，但从我记事儿起，我和弟弟就经常去那里玩耍。印象最深的是房里有好多做实验的化学器材，酒精灯、滴管、装种子的玻璃杯……应有尽有。父亲带着人在房子的西边打了一眼大口机井，我和小伙伴们都围在井口上看稀奇。后来，父亲又在大队的支持下，用老母猪寨的青石在东场边上盖起了一排五间的窑式大平房。这个设计样式是父亲去新安县时看到一处这样的房子照葫芦画瓢“移植”过来的。父亲是个有心人，出差开会、外出参观时处处留心。这五间青石砌成的窑式大平房成了村里的地标。如今，这五间窑式大平房已走过近五十年，虽历经风雨，但依然坚强地挺立在村口。每每从这里路过，我都会想起父亲，当然还有我青涩的童年。

记得科研站和父亲一起工作的有南石盆的玉成伯、海川叔、妞子奶奶、北石盆的改凤姑、爱荣姑。后来，他们都成了农业科技的能手。父亲专攻小麦育种方面。虽然我去农专读的是农学专业，但对小麦育种还是半懂不懂，更别说实践了。可父亲一个仅念过五年私塾的农民，聊起小麦育种，一开口就是遗传、变异、自交系、杂交种这些专业的名词术语。父亲的手边放着农学家李德炎编写的《小麦育种学》，绿色的封面，16开本，近砖头般厚。在这几块被父亲和同伴们整理得水平如镜，地堰用石头砌得规规整整的试验田里，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创造了小麦亩产过九百斤，棉花皮棉过百斤的奇迹。试验田的成功经验，迅速在全村推广开来。全县参观学习的队伍也纷至沓来。父亲还选育出了两个小麦品种，命名为“石选1号”和“石选2号”，在全县还推广过几年。父亲的成绩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父亲经常参加渑池县和洛阳地区的会议，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父亲最风光的一次是参加了1978年河南省的科学大会，会议好像有十天左右，父亲回来时牵回了上级奖励的戴着大红花的南阳黄牛大种牛。

改革开放后，科研站解散了。村里开始发展烟叶，父亲又被乡上聘请为烟叶技术员。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学会这十八般武艺的。我在家的时候，也经常去给邻里们帮忙。我也曾去建筑队打过一次工，但干的都是搬砖头、掂泥兜的活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音乐老师教我吹笛子，我笨得始终没学会几句。父亲的勤学、爱学和钻研精神对我们兄弟影响深刻。我虽然爱好广泛，却都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想到自己的不才，我对父亲愈加钦佩。

辛勤的耕者

父亲像一头老牛，拼尽全力、埋头弓身拉着一大家人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架大车；父亲像一头老牛，双眼瞄着安居乐业这个目标，默默耕耘，奋力前行。

在村里，父亲是出了名的“狠活儿”。父亲没有起早的习惯，但有贪晚、贪黑的习惯。父亲上地的收工时间应该是全村最晚的，往往是邻居们在大门外端着碗吃饭，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过村串巷往家回。中午，眼看着日头早已过头顶，我们姐弟几个早已饥肠辘辘，可父亲依然埋头干活儿，我们大气也不敢吭。傍晚，太阳早已落山，月亮星星出来了，父亲才收工。父亲不胖不瘦，不高也不矮，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劲头儿。正子表哥经常说起父亲用铁锨铲石子的情景。父亲铲石子时，铁锨在石子里，绝不停顿，绝不拐弯，随着金属和石头摩擦的声响，父亲把满满的一锨石子端了出来。我家盖房用的石头就是父亲一块块从西河滩里背回来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领着我们盖东边的房时，我已十四五岁了。父亲带着我们姐弟去老母猪寨坡上起檐石。老母猪寨坡上整架山几乎是一块石灰岩，我们当地叫青石。刨石根、抡大锤的重活儿都是父亲的。我们只干些铲土、捉錾子之类的辅助活儿。一块块五六尺长的青石条在父亲的手上从山体上剥离，装车，再运到家。砖和瓦是父亲带着我们姐弟在东沟砖瓦窑上一块块做成的。房顶用的荆笆和木椽是父亲和姐从仁村马跑泉后阴坡上砍的，来回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披星戴月。我听叔们说，父亲去山里拾柴火或割荆条，只嫌担得少，每次都要捆上粗壮的两捆才往回走。叔说，父亲担起两大捆柴火或荆条，快步如飞，一口气就是几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