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帽”之下的明与暗

得知菲利普·劳德汉姆被捕后，卡莱尔先生感到正义得到了伸张：一个毒杀亲侄子的恶棍落网了。

劳德汉姆35岁，单身，借住在寡居的姐姐家里，没有固定职业，把时间都花在写没用的诗和画卖不出去的画上。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穷光蛋。他的姐姐杜普林太太，生活也不富裕。与姐弟俩同住的，还有他们的侄子查理，12岁，是孤儿，没有兄弟姐妹。杜普林太太负责监护查理，在侄子成年以前，她可以领取一笔教育津贴。

11月，天寒地冻，查理患了感冒，休学在家，没去看医生。他恢复得很好，到了周三，脉搏、体温都正常了，胃口也不错。杜普林太太看天气太冷，仍然让他卧床休息。查理觉得午餐不好吃，杜普林太太在下午出门前问他晚餐想吃什么，他说想吃蘑菇。他一直很喜欢吃蘑菇。杜普林太太去了好几家商店都没有买到，终于在拉金顿的店里找到了一些不起眼的干蘑菇，买了半磅。

当天晚上，劳德汉姆去查理的卧室，和侄子共进晚餐，下楼后，他说小伙子看起来活蹦乱跳的。杜普林太太在睡前去看了看，发现侄子睡得很香。半夜，她被惊醒，听见侄子的卧室里传出怪声，前去查看，看见侄子躺在地板上，抽搐着，眼睛睁得很大。杜普林太太吓坏了，大声呼救，叫劳德汉姆去请医生，叫女仆去拿嗅盐。查理被抱回床上，大约半小时以后，就断了气，那时医生还没有到。

斯拉克医生接受了法院的传唤。他在周四凌晨被劳德汉姆叫醒。当他抵达病床边，病人已经去世。斯拉克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认为病人食用的蘑菇很可疑，因为病人的症状完全符合“黑帽蘑菇”中毒。他解释说，那种俗称“黑帽蘑菇”的鹅膏菌，在成熟以前，看起来很像普通的蘑菇，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根本无法分辨。他还向人们呼吁，不要食用野生蘑菇，哪怕是生长在自家树下或者篱笆旁的，也不行。

拉金顿先生也站在证人席上。他还记得杜普林太太来买过蘑菇。那批蘑菇是邻村的一个熟人给他的，大约6磅。其他购买并食用了这些蘑菇的顾客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拉金顿说自己绝不会售卖对顾客健康不利的蘑菇。他认为问题一定出在餐具上。

验尸官发现死者确实死于“黑帽蘑菇”中毒。专家英格潘尼指出，尽管毒素是“黑帽蘑菇”的成分之一，却不一定来自“黑帽蘑菇”，也有可能是人造的。

卡莱尔先生协助苏格兰场调查此案，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新线索，比如，杜普林太太在法庭上说，查理一死，她无法再获得相应的津贴，却没有说，本该由查理继承的大笔遗产现在落到了她和劳德汉姆手里。又如，在周三下午，有人在特伦尼恩街看见过劳德汉姆。在那附近开店售卖化学试剂的莱特克拉夫特先生，卖出了一份毒药，出于谨慎，他要求客人留下身份信息，而客人填写的姓名、住址全是假的。卡莱尔还获悉了两点确凿的事实：第一，那份毒药的成分正是“黑帽蘑菇”所含的毒素，也就是致使查理死亡的那种；第二，毒药交易完成的时间是下午4时30分，和劳德汉姆在特伦尼恩街逗留的时间相吻合。在这些线索的帮助下，苏格兰场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劳德汉姆为了继承钱财，摆脱贫困，毒杀了侄子。于是，案发一周后，劳德汉姆被捕。他拒绝认罪。对于这一点，卡莱尔的评价是：“恶棍都是这样。”给犯人定罪的事，就交给苏格兰场和法庭好了。卡莱尔的心态放松下来，就在这时候，麦克斯·卡拉多斯来访了。

“你想看到菲利普·劳德汉姆上绞刑架吗？”卡拉多斯问。

“从私人角度出发，我不想看到任何人上绞刑架。”卡莱尔说。

“机会来了。我恰好知道了一条线索，可以证明他的清白。”卡拉多斯说，“格斯特林太太，一个常年被丈夫冷落的贵妇人，大约一年前，结识了一个画家，总是画着乡间小路和金色的落日，那些画总是卖不出去——我们当然能猜到这个画家是谁。那个常年冷落妻子的丈夫绝不允许妻子背叛自己。格斯特林先生不肯离婚，同时严禁妻子和劳德汉姆有任何来往。于是，那对苦命鸳鸯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

“这种情况下，他们急需一笔钱，来改变命运。”卡莱尔干巴巴地说。

“上周三的下午，他们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在特伦尼恩街见面，在一个废弃的候车室里，共度了短暂的时光，4时14分到4时45分。他们通过报纸上的通讯专栏来互通信息、约定时间地点，报纸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劳德汉姆为了保护情人，没有说出他们之间的事。在他被捕后，杜普林太太冲到伦敦，找出了弟弟的情人。昨天，格斯特林太太来拜访我，告诉我这些事，请我帮忙。”

“他们在候车室见面时，被什么人看见过吗？”

“他们选择那个地方，就是为了不被任何人看见。”

“麦克斯，劳德汉姆就要上绞刑架了！”卡莱尔激动地说。

“让我们检查一下绳子。”卡拉多斯微笑着，用他一贯的语气说，“说起来，我对莱特克拉夫特先生的记忆力很有兴趣，咱们去和他聊聊吧！”

“还能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新的东西？我全都问过了。”

“你那时是为了证明劳德汉姆有罪，可我现在是为了证明他无辜。”

莱特克拉夫特一点儿也不欢迎他们，甚至拒绝和卡莱尔对话。“有法庭审理案件。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像鹦鹉一样重复地说。卡莱尔简直想捂起耳朵。

“抛开案件，您总可以介绍一下那种毒药吧？”卡拉多斯问。

“我的时间很宝贵。”莱特克拉夫特背对着他们。

“麦克斯·卡拉多斯先生的时间和您的时间一样宝贵。”卡莱尔忍不住说。

“卡拉多斯先生？”莱特克拉夫特转过身来，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盲人，“您光顾小店，让我倍感荣幸。”

“也许您会让我尝尝那种毒药？”卡拉多斯问，“您这里还有吧？”

“麦克斯！麦克斯！”卡莱尔警告道，“那可是致命的！”

“我想莱特克拉夫特先生知道怎么把控稀释的比例。”卡拉多斯说。

莱特克拉夫特熟练地操作起来，最后把一杯稀释过的毒药递给卡拉多斯。卡拉多斯用嘴唇碰了碰，略一沉吟，擦干净嘴，又要求闻闻毒药。莱特克拉夫特拔掉瓶塞，把药瓶递给他。

“炖蘑菇的味道！”卡拉多斯评论道，“它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莱特克拉夫特回答。

“那么您为什么把它留在货架上？整个伦敦城里，持有这种毒药的化学试剂店不超过6家。这东西没有商业用途。”

“那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发现。摄影界就要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了，只要将这种毒药稍加应用，我们就能摄制彩色相片。实验虽然还没有成功，但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莱特克拉夫特忽然有了兴致。

“真可惜，我看不见。”卡拉多斯说，“您对摄影感兴趣？”

“那是我一生的爱好。”

“彩色相片，真是大好的商机，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实验吧？”

“不。知道其中原委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我们有一个小团体，这个发现目前只有内部成员才知道，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

“除了您，没有别人会做这个实验了吗？”

“如果有，那就是保尔登了。我毫不怀疑他正在不断地重复实验。他很久没在团体里现身了。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就算他来这里买东西，我也认不出来——那天不会真的是他吧？”

几个小时以后，卡拉多斯和卡莱尔来到一栋大宅的门前。“莱特克拉夫特就是一根芦苇，往哪个方向倒都可以，没个准。现在，无论这事是个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卡莱尔说。

门开了，一个穿戴得体的中年妇女对他们笑脸相迎。“你们是来拜访我丈夫的吧？”她问。

“是的，只要几分钟而已。”卡莱尔说。

“他正在忙。如果你们来是为了拉选票，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丈夫对政治毫无兴趣。”

“我们也是。”卡莱尔说，“其实，我们来是为了一件私人的事。”

“又是那些秘密的事吧？”保尔登太太会心一笑，“他正在暗室里忙着呢。”

“可以带我们去暗室的门口吗？”卡拉多斯问，“我们能隔着门和保尔登先生说话就好。”

保尔登太太领着他们穿过大厅，来到暗室门口，敲了敲门，说：“亲爱的，有两位先生来见你。”

“是吗？”声音听起来相当烦躁，而且越来越尖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见任何人，你知道的！”

“是的，亲爱的。”保尔登太太温柔地说，“但是，他们就在门口，如果你能抽出一点时间……”

卡莱尔听见屋里的人走近了，看见卡拉多斯也向门边靠近。他正在想卡拉多斯大概要做点什么——卡拉多斯重重地踩了他一脚。卡莱尔忍着疼痛，明智地闪开，让盲人自己寻找支点。盲人精准地抓住了门把手，拉开一条缝。保尔登先生对家庭的纪律过于自信，甚至没有锁上房门的习惯。

光亮涌进暗室。“整件事都被搞砸了！”保尔登先生愤怒地喊道。

“我很抱歉。我想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想靠近这扇门，和您说话。”卡拉多斯用懊悔的语气说，“那么，真的很严重吗？”

“实验正在紧要关头，一束光照进了暗室！”

“只有一丝光。”卡拉多斯说。

“已经够多了！我想，您知道明与暗的区别。”

“不巧，我不知道。”卡拉多斯用无辜的语气说，“我是个瞎子。”这是他百试百灵的方法。卡莱尔听见保尔登太太发出一声饱含着怜悯的尖叫，看见保尔登先生露出自责的表情，就好像发现自己刚刚伤害了一只饱受苦难的动物。保尔登先生结结巴巴地道了歉，然后开始礼貌地接待客人。保尔登太太恭顺地离开了。卡拉多斯开门见山地说：“有一起中毒案，有一个嫌疑人，卡莱尔先生和我，分属控方和辩方两个阵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保尔登先生惊讶地问。卡莱尔从口袋里取出纸笔，开始记录。

“您的实验中，用到一种毒药，正是涉案的毒药——‘黑帽蘑菇’，鹅膏菌，这些词您一定很熟悉。介意告诉我们，您是在何时何地获得这种稀有药品的吗？”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用那种毒药？”

“这里面有些瞎子的秘密。”卡拉多斯说，“保尔登先生，在您正式回答我刚才的提问之前，我想告诉您，那起罪案本来和您没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有一个男人被捕，对他不利的主要线索就是，上周三下午4时30分，特伦尼恩街附近的莱特克拉夫特先生向某个人卖出了某种毒药，半盎司。”

“我对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没兴趣。没错，那天买毒药的人是我。我想刺探莱特克拉夫特，又不想让他知道我也在做实验，就留了假名和假地址。”

“您的行为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卡莱尔一边做笔记，一边说。

“您不必太在意，毕竟您和此案无关。”卡拉多斯宽慰道。

“苏格兰场必须找个替罪羊，不然没法对人们交待。麦克斯，你知道的，这个案子上了各大报纸。”卡莱尔坚持说，“最终会有一个人被定罪。”

“我不这么认为。”卡拉多斯说，“在案情水落石出以后，劳德汉姆会受到严厉的警告，因为他没有老实交待行踪，干扰了调查。莱特克拉夫特先生会因为售卖剧毒药物被处以罚款，保尔登先生会被告知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实验了。每个人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没有人会被定罪，我想是这样。”

劳德汉姆蹲了一周班房，被无罪释放，回到姐姐家。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都穿着黑衣，一语不发。卡拉多斯的信，他们都已读过。信中既没有表示同情，也没有表示祝贺，只说会在当晚9点来访，希望那个时候全家人都在。门铃终于响了。“你不去接他进来吗？”杜普林太太对弟弟说，“他是盲人，你知道的。”

卡拉多斯把帽子、手套和一只小皮箱交给劳德汉姆。与杜普林太太互相认识以后，他找了张椅子坐下。劳德汉姆开始喋喋不休地表达感激之情：“卡拉多斯先生，大恩不言谢。多亏了您，格斯特林太太完全没有受到牵连。当然，这些您全都知道，姐姐也知道，我就不兜圈子了。这么说吧，我现在得到了一笔像样的财富，我会敦促格斯特林太太离婚，然后，我们会尽快结婚，并且试着忘记发生过的一些事——虽说是这些事促成了我们的婚姻。您不觉得我们该受到责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