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对王实甫《西厢记》英译的文化误读与误译

许渊冲先生是中国译界的魁斗，其所译的《西厢记》向英文读者展示了中国优秀的戏曲文化和传统文化，堪称译界典范。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许渊冲先生对《西厢记》中社会文化、语言文化、信仰文化、物质文化的解读有一定的误区，其文化再现也出现了失真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

王实甫的《西厢记》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厢记》先后七次被中外翻译家译成英语，译出方向的有国内学者熊式一和许渊冲两位译者，译入方向的有美国汉学家哈特（Henry H. Hart）、威尔斯（Henry. W. Wells），以及奚如谷（Stephen H. West）和伊维德（Wilt L. Idema）的合译，还有英国汉学家杜·威廉（William Dolby）以及国内外译者赖恬昌（T.C.Lai）与珈奇恩（E.Gamarekian）合译本。该剧作以文学和戏剧的形式走出国门，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戏剧的特殊魅力。

一、许渊冲《西厢记》英译本国内研究现状

《西厢记》是许渊冲先生唯一的戏曲译著，其译文标题为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199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在2000年被《大中华文库》收录，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境外传播影响深远。

国内学界对许渊冲先生《西厢记》英译本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研究主题可大致分为：其一，境外传播的文化影响研究，如李安光（《美国的元杂剧译介及其特征》）描述了其在美国译介与接受情况。其二，许渊冲《西厢记》英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化翻译理论的解读、文化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等几个方面。郭喆（《戏曲剧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研究》）以许渊冲《西厢记》译本为例，对《西厢记》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游忆（《改写理论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学外译实践探究—以许渊冲〈西厢记〉英译版为例》）以改写理论为研究视角，评析了许渊冲《西厢记》英译本的外译策略。其三，译本间文化因素翻译的比较研究，集中以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特色、译本影响等方面比较分析《西厢记》双译本中文化因素翻译的差异及背后的成因。黄清霞（《从文化预设角度看〈西厢记〉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从文化预设的角度，选取许渊冲和奚如谷、伊维德的译本，比对研究了不同译者对《西厢记》中佛教专有名词、典故、称谓语和成语谚语文化负载词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从以往研究可见，学者们对许译《西厢记》大多持褒奖态度，认为该译著文笔优美，译文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然而，纵观该译本，却发现其中有许渊冲先生对不少中国传统文化词汇的理解与表达有误，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

二、许渊冲《西厢记》英译本中对传统文化的误读

（一）文化误读现象及产生原因

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将后者又细分为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五种文化因素，认为这些方面最可能使译者产生误读。一般而言，误读可分为三种：译者无意造成的文化误读、译者有意造成的文化误读以及译者被动传播原语文本中存在的误读现象。译者无意造成的文化误读主要是由于译者对源语语言或文化了解不够。译者有意的文化误读则不利于译文读者真实全面地认识、把握异族文化的真相与原语文化的精神本质，从而导致文化交流的质量大打折扣。译者有时还不得不被动传播原语文本中存在的文化误读现象。产生这种现象跟原文作者不无关系。原文作者也只是处于特定社会、特定环境的普通人，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总是有局限性的。不管是无意造成的文化误读还是有意而为之的误读，绝不仅限于语言，还包括范围更广的文化方面。译者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都会产生误读。

（二）许渊冲《西厢记》英译本中的文化误读

1.对社会文化负载词的误译

社会文化负载词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通常反映在人物称谓、社会活动、历史典故、节日习俗等方面，具有民族特有性，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读者较难理解。正因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有意造成误译。如例一：

有几多六朝金粉，三楚精神。

How many beauties like me have pined away，by heaving sigh on sigh！

上例出自许译《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混江龙》。崔莺莺因情思不快，向婢女红娘感慨。其中，“六朝金粉”引申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美人。“三楚精神”指的是屈原精神，屈原为了兼济天下的最高理想，与坎坷的命运不断斗争，但始终郁郁不得志。此处，许氏只对唱词的深层含义进行了翻译。尽管这成功避免了读者的阅读障碍，且音韵和意境优美，但省略了原作中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也不失为一种损失。

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官员的品阶作为对其的敬称。然而，因中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官员设置及品阶各不相同，若要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此最贴切的对等语是一大难事，稍有不慎，则易造成文化错位。《西厢记》中有很多官员的称谓词，如第一本第一折中出现的“相国”和“礼部尚书”之称。相国是朝廷臣中最高官员的称谓，是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官员。尚书在元代是在六部中的管理者，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在翻译时，许渊冲先生将“相国”译为Prime Minister，后者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内阁首脑的中文通称，如英国、日本的内阁首脑。很明显，这种翻译给读者造成了文化错位，误以为中国古代也是君主立宪制。然而，许氏对“礼部尚书”的翻译则较为妥帖。“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贡举的大臣。许氏将该职衔译为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Rites，则充分体现了该词在古代所象征的社会地位。

又如，许译《西厢记》中“太医”一词也较为单一。太医也称御医，是专门为帝王、宫廷及官宦上层阶级服务的医生，其学识渊博，医术精良，与普通医生即古称“郎中”大不相同。许渊冲将“俺着人去请太医”译为“I sent for a doctor”并未突出中国古代“太医”这一社会文化词所蕴含的特殊文化意义。

2.语言文化负载词的误译

汉语表意丰富，很多词汇都有脱离表面含义的深层内涵。同时，汉语的表达形式多样，如多使用叠词、四字词语、押韵等特殊的语言形式，这使得译者在翻译汉语文学作品时，很难做到语言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每一个词语在新的语境下都是一个新词。”以“好事”为例，该词《西厢记》第一本中就出现了9次。其表面含义为好的事情，是褒义词，然而，语言环境的不同致使该词的表意也大不相同。整体而言，许氏在翻译该词时，表意较为模糊，不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如例二：

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第一本第二折）

when it will suit him to perform the religious service for my late master...

此处，“好事”即“丧事”。因“死亡”“丧事”等词语在中国文化中预示不吉利，故大家在表达时措辞委婉，表意含蓄，甚至换称“白喜事”或“好事”等说法。然而，因中西方在风俗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科学观点上的差异，西方社会对于个体死亡的态度更真实和直接，较开放和坦然。因此，许氏将“好事”译为religious service，这种含蓄模糊的翻译反而容易造成文化误读，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又如例三：

曲廊，洞房，你好事从天降。（第一本第二折）

The winding passage leads to your cell;Out of the blue comes the charming belle.

例三中的“好事”与前文洞房相对，指洞房之事。因中国人比较传统且性格内敛，在表达时也较隐晦。许氏的译文为“Out of the blue comes the charming belle”，指一位美女突然款款而来。尽管该译文体现了许氏所倡导的“形美和音美”，也体现了国人对性态度的含蓄，但该译文在表意上和原句差异较大，charming belle的着墨点在人，原句的重点却在绘事，两者表意大不相同。

3.文化信仰词汇的误译

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化信仰一直是关照中国文学发展的维度之一。《西厢记》全本中富含文化信仰词汇，如“天”“神仙”“仙山”等等。在翻译过程中，许渊冲先生对其英译方式多样，或移译，即选取对等语，重在突出文化信仰词汇在本民族文化中的特点或顺应，即将该文化信仰词的文化语义依附于目的语文化衍生或嬗变，即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新词，原文化信仰词汇的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几近泯灭。如例四：

是兜率宫？是离恨天？我谁想这里遇神仙！（第一本第一折）

Is this a paradise or a sorrowless sphere？Who would have thought I'd meet an angel here！

例四中的“兜率宫”指天上的宫殿，环境优美，神圣而严肃，喻指浪漫完美的地方。“神仙”则是指能飞天遁地、能力超群、长生不老的一类虚拟人物的总称，是人最高层次的状态，为道家词汇。paradise表示天堂或乐园，原为亚当和夏娃居住的伊甸园，后喻指完美理想之地。angel本义指上帝的使者，代表圣洁、良善、正直，后喻指美好的化身。在翻译过程中，为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许渊冲分别将“兜率宫”译为paradise（天堂），将“神仙”译为angel。从字面解释来看，“兜率宫”与paradise、“神仙”与angel表意大致相同，但隶属于不同的信仰文化。许渊冲并未试图将我国佛家或道家思想传递给目的语译文读者，而是借助于英语读者更熟悉的基督文化信仰词汇来替代，尽管便于读者理解，但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文化的错位现象，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文化信仰一致。

4.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词汇在《西厢记》全本中出现的频次最低。因其是生活中最常用的词汇，且大部分物质都是人类所通用的，故其误译的情况较为少见。然而，《西厢记》中部分物质文化词汇为我国所特有，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误读或误译。如例五：

自昨夜听琴，今日身子这般不快呵！（第三本第一折）

I have been feeling uneasy since I heard the lute last night.

上例中的“琴”指的是中国古代的瑶琴，其为长条装，多用犀玉金彩装饰，木用材质上乘，非常名贵。译文中的lute是欧洲古乐器鲁特琴，与瑶琴同为曲颈拨弦乐器，其外形与吉他、琵琶相似，但与瑶琴不大相同。在此，许渊冲用鲁特琴来代替瑶琴这一古典乐器，尽管极为接近，但在一定程度上让目的语读者误以为欧洲古乐器也在中国古代盛行。又如例六：

早苔径滑，露珠儿湿透凌波袜。（第三本第三折）

Slippery is the mossy way，Her stockings wet with pearls of dewdrops indiscreet.

“凌波”出自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凌波袜指女子的袜子。

此处，许氏直接将其译为了stockings，并未将该物质文化词独有的婉约与美感翻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漏译、误译。固然，中西部分物质文化词汇各有其特点，但翻译时还是应极尽可能地传情达意，将其独特性、专有性的特点翻译出来。

王实甫的《西厢记》辞藻华丽，富有诗意，其“曲词警人，余香满口”。想要翻译这种高度凝练传神的语言艺术，绝非易事，而许渊冲老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高超的翻译技巧为我们树立了模范。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许渊冲先生的翻译难免有不足之处，如对社会文化负载词有意的漏译、对语言文化词汇的有意含蓄、对文化信仰词词义的嬗变等都是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文化“走出去”。

本文系2022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王实甫《西厢记》译本中宗教文化形象的再造研究”（项目编号：22C036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