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文中的生死观

说到死亡的话题，世人似乎总是很避讳。生命的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推动着自然界不断前行。人们喜欢新生，因为新生代表着希望，而死亡代表一切的结束和未知的恐惧，我们恐惧死亡，却也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没有一个生命会成为意外，人们不断探求着生命的奥秘，古来圣贤对人类的终极问题也都有着自己的思量。东晋诗人陶渊明，敢于直面生与死这一人类终极问题，并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与探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哲学思考，更透露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忱。

一、生死观与陶渊明的生存困境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这期间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百姓流离失所，文人以及上层的达官贵人也无法幸免。陶渊明的一生恰恰处于晋宋两朝更迭的乱世时代，东晋在政治上采用门阀士族政治，这一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官场局面，寒门子弟几乎无法获得晋升的机会，陶渊明的仕途之路无疑是坎坷的。

陶渊明生性豁达、本性自然，但是陶渊明自幼就是一位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谈道：“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的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影响下，陶渊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振家族的兴旺，在二十岁时试图走上仕途。但现实的政治黑暗和官场的虚伪权谋，使他的心灵饱受折磨。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陶渊明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深感自己的心灵与这个充满虚伪和权谋的官场格格不入，因此他发出了“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的感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归田园。这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自我理想的坚守。然而，晚年的陶渊明生活并不如意。由于一些变故，他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甚至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地步。这种生活上的巨大落差，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困扰。在这一时期，陶渊明自然会对生死有更加深刻的思考，面对如此生活，陶渊明仍然能以理性的态度和独特的见解思考人生，阐述自然的人生观和超脱的生死观。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我国历史上的至暗时期，但是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虽然给予了文人创作的灵感和底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他们逼到了绝望的死角。自东汉末年起，儒学大一统的地位开始动摇，统治者们有意识地不再以儒家思想统御国家，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衰弱。此时，老庄思想在人们不断注解后有了新的内涵，玄学不断兴起，佛教也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文人开始对生命的本质进行深入探索，使他们开始对生死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陶渊明面对礼崩乐坏的黑暗的社会环境，政治理想始终得不到实现。在各种思想的共同作用下，陶渊明在思考人类终极问题上也表现得反复横跳、矛盾不断，这让他开始不断探索、寻找排遣心中郁结的有效途径。陶渊明的心灵困境伴随他的一生，在一次次的思考中悟出了自己的生命哲学。

二、陶渊明与儒释道的生死观

魏晋时期，佛教与儒家、道教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共同影响着士人们的思想。统揽三家思想，他们都承认死亡的必然性，陶渊明也承认这一点。但是陶渊明对儒家的“三不朽”说、佛教的“轮回”，以及道家“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和修炼成仙的观点，持有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他汲取其中有价值的观念，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对儒家生死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是肯定死亡的必然性的。儒家生死观中有一种“顺天命”的理念，荀子认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生死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过程，属于宇宙规律的一部分。生命的起伏变化是不可抗拒的命运，但是儒家强调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道德和人性的完善，所以儒家采取重生恶死的观点。儒家超越死亡的方式是重视生，在一生中不断地修身养性、追求仁爱、尊崇礼义等，在死亡到来之前使个体的心灵在精神上得到升华，实现道德上的超越。儒家的生死观实质上是用有限的生命无限提高自己的价值，不畏惧死亡而畏惧没有价值的死亡。

陶渊明思想中有很强的儒家思想成分，他吸收了儒家对待死亡的理性精神，“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二十首》其十五）。陶渊明认为生与死是人类的本质，这一点与儒家的观点是相通的。陶渊明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儒家的人生理想，在诗人的晚年，还不曾丝毫忘怀，正如诗人所说“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形影神三首》）。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让诗人的济世之梦完全破灭了。儒家的进取思想不仅没有让陶渊明很好地安顿生的问题，对死的恐慌倒是因为儒家理想赋予他的对于生命的执着而显得更加迫切，所以他放下为官宦奔走的一身疲惫，放下积极入世的生命“形制”，选择回归。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而选择建功立业，实质是将其变成生命的外在枷锁。儒家倡导文人通过这一手段来使得生命变得有意义，从而来降低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手段非常容易被名利的枷锁束缚，陶渊明能够挣破这一枷锁，这是他的一大进步。

（二）对道家生死观的继承和发展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原则、万物的根源，而人应当追随自然，顺应道的法则。在生死观上，这意味着个体的生命和死亡都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无须刻意去追求或回避。道家生死基本观念是：人类由“生”至“死”，犹如四季更替，是自然而然的，即所谓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齐一”。《庄子·大宗师》中提出：“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尽管道家看起来似乎对死亡的问题很乐观，但道家并不是不重视生的环节，而是要人们意识到从生到死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应该善待生命、立足现在。尽管道家主张顺应自然，但在一些文献中也可以看到道家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这一观念在魏晋道家几乎演变成了长生不老、修道升仙。

陶渊明吸收了道家对于死亡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与其恐惧，不如自然接受生命的一切馈赠。“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他面对生死问题时展现出的坦然与超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他明确指出，人的生死是自然运化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他借用“委运任化”的哲学观点，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死的看法。他顺应自然，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选择以道家的自然观来观照生死问题，从而得出一种更为豁达和超脱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不仅是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魏晋时期追求长生不老、背离死亡客观规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陶渊明的生死观不仅源于庄子，更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魏晋道教继承了道家唯心主义观点，在升仙的路上越走越远，背离了死亡的客观规律。陶渊明自是不认同这一点的，人生规律必有始终，谁也无法改变，道教的羽化而登仙不过是人类美好的一个幻想。

（三）对佛教生死观的继承和发展

朱志先在其论文《略论佛教的生死观》中写道：“在中国，儒释道三足鼎立，而儒者慎言生死，故生死之事多由佛教包揽，因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蔚然称盛。”佛教对生死的看法是其核心教义之一，主张超越轮回，实现涅槃，其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形尽神不灭论”。佛教认为人的外在形体是会死亡的，但精神或灵魂可以在转世轮回中得到永生。这种观念下，死亡被视为一种轮回中的自然过程，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因此，佛教教导人们要多行善事以求来世幸福。

陶渊明在《神释》中说道：“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他认为肉体与精神必须是相互依存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按照佛教所谓的死亡只是外形的死亡而灵魂依然存在的话，那么“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而且陶渊明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持有怀疑态度，这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中窥见一二。他一生行善，期望得到善报，但晚年陷入贫困和疾病的困境，这使得他对佛教因果报应产生了怀疑。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陶渊明诉尽衷肠：“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按佛教思想来说得到的应当是现世的善报，可结果却是“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诗人自述从结发成年起便开始做善事到现在四五十岁的遭遇：弱冠之年，世道乱离；始室之岁，妻子离世；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挨冻受饿，现在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这些事实无不在说明佛教就是骗人的幌子，诗人用自身半生的遭遇说明了佛教的因果报应、鬼神思想都是无稽之谈。

但是，佛教徒对于死亡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忧虑情绪和恐惧情绪的，相反，他们把死亡称为“涅槃”，他们对死亡是持一种达观的态度，这与陶渊明是相互一致的。此外，陶渊明的诗文中“空”“幻”“化”等字眼屡见不鲜，这与佛教典籍也是十分契合的。

由上可知，陶渊明的生死意识均受到了儒释道的影响，但陶渊明对其思想都是有所汲取，经过自己的吸收与思考，悟出了自己的生命哲学。

三、陶渊明的死亡观

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确实深刻而独到。他认识到生老病死是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无论贤圣愚者，都无法避免这一必然结果。因此，他主张人们应该顺应自然，平静地面对生命的终结。生命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活出真我，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他反对过度执着于生命的长度，提倡顺应自然。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死的坦然态度。“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是自然规律，早逝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短暂。“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其三），表达了对死亡的无畏和坦然，认为死后身体将与自然融为一体，回归大地。

在《自祭文》中，陶渊明将人生比作一场短暂的旅行，而死亡则是我们永久的归宿。他将人世比作逆旅之馆，而自己则是即将辞别这暂时寄居之地的游子。他期待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这既体现了他对死亡的坦然接受，也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他明白，没有人能够永远在人世间漂泊，步入死亡才是真正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这种态度充满了哲理和深思，让人感受到陶渊明的豁达和超脱。

《形影神三首》组诗则更进一步地探讨了生死问题。陶渊明通过形、影、神三者的对话，展示了不同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并最终以神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形所代表的享乐主义生死观，主张追求当下的快乐，尽情享受生命的美好。这种观念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过于沉迷于物质享受，容易忽视生命的真正意义。影则选择了儒家传统的“立善遗爱”来摆脱生命的困惑。它强调通过行善积德来留下美好的名声和回忆，以此来超越死亡的恐惧。然而，这种观念过于依赖外在的评价和认可，可能使人陷入对名声和地位的追求，而忽视了内心的平静和自由。而神作为最终的辩惑者，提出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对生死问题的深刻了悟和超脱，告诉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变化，不要忧虑和恐惧，尽情享受生命的过程。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一诗中，进一步体现了他的了悟与超脱。他选择在墓地柏树下游玩，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生与死，这种态度显示了他对死亡的无畏和坦然。他在引人伤感的地方能够“为欢”，是因为他能够勘破俗谛，消除对死亡的畏惧。他明白生命的短暂和空虚，但并不因此而沮丧或绝望，反而能够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陶渊明的生死观，展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超脱态度。他的田园诗，源于对生命的真切感受，是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的体现。他并不回避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而是通过诗歌来表达和释放这些情感。他能够在饮酒中暂得快乐，在歌咏今朝中把握实在的人生。他不再执着于过去和未来的虚幻，而是专注于当下的生活体验。这种超脱和了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面对生死和生活的新的视角和启示，也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