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颜色词研究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思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颜色词的运用非常独特。在她看来，颜色词所代表的不只是颜色本身，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和情感内涵。本文基于张爱玲小说文本的创作，统计小说中关于颜色词的使用情况，分析颜色词在运用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在创作中与人物塑造的关系，从而探究颜色词反映的文化与社会现象。

一、颜色词的概念界定

关于描述颜色的词汇，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如颜色词汇、色彩词汇、色彩描写词汇、色泽词汇以及色象词汇等。最常见的观点是将其简称为“颜色词”或“色彩词”。潘峰在《汉语颜色词文化义论》中将“颜色词”和“色彩词”从内涵、语用、词源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颜色词”这个概念比“色彩词”更能够涵盖两个下位词—物色词、色物词。李红印在《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中把现代汉语中的颜色词分为单纯颜色词和合成颜色词两大类，合成颜色词又分为复合颜色词和派生颜色词两部分。本文运用“颜色词”这一概念，探究张爱玲小说中的颜色词，认为其可分为复合颜色词、单纯颜色词和派生颜色词三类。张爱玲擅长描绘小说中各种层次的色彩，运用各种冷暖色调的颜色词，为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强烈冲击。

二、张爱玲笔下的颜色词

张爱玲小说主题的形成、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与细腻的色彩描写联系紧密，对张爱玲小说中颜色词的探讨是研究张爱玲小说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颜色词的运用

吴福辉研究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统计了其中出现的颜色词，有红色、白色、黑色、黄色、青色、绿色、蓝色、紫色等色彩。根据统计结果，红色词的出现频率最高。石融雪在《张爱玲小说语言研究》一文中将张爱玲小说颜色词出现的频次进行了统计，因为石融雪的统计全面而清晰，本文通过借助其统计图表（见表1）分析张爱玲小说中颜色词的使用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张爱玲小说中，红色、白色和黑色是使用频率最高的颜色词，其次是黄色、蓝色和绿色，青色和紫色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在张爱玲小说中，有时候相同的颜色词会重复出现在一段话中，或者多种颜色词搭配使用，如此对颜色词的运用，不仅能生动地表达情感，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1）遍地的蓝影子，帐顶上也是蓝影子。（张爱玲《金锁记》）

（2）鸟笼上蒙着黑布罩子……小黄灯也像在黑罩子里睡着了。（张爱玲《连环套》）

在这两个例子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颜色词的重复出现，以此传达隐藏的情感和意境。例（1）中，蓝色一再出现，营造出了阴郁、恐怖的氛围；例（2）中，黑色的重复使用，将所有事物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暗示了尧芳即将离去，霓喜前途未卜。通过颜色词的重复使用，作者生动地表达了内在的情感和隐喻性的意义。

（3）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张爱玲《倾城之恋》）

（4）雪白的脸上，淡绿的鬼阴阴的大眼睛，稀朗朗的漆黑的睫毛，墨黑的眉峰，油润的猩红的厚嘴唇。（张爱玲《第一炉香》）

在例（3）中，作者以绿色为背景，衬托出“红”“橘红”“粉红”等鲜艳的色彩，营造出一种刺激性和视觉冲击，暗示了白流苏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这些强烈对比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评价的“刺激性”“犯冲”“厮杀”，生动地反映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在例（4）中，作者以“雪白”为底色，点缀以“淡绿”“漆黑”“墨黑”“猩红”等色彩，塑造了一个成熟老练的交际花形象。这些颜色的运用，不仅勾勒出人物的外貌特征，更隐喻了一种“肃杀之气”，表达了作者对这种时代环境下年轻女性遭受摧残的惋惜和哀叹。通过对色彩的精心运用，张爱玲生动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二）颜色词的结构特点

张爱玲在其小说中运用了丰富多样的颜色词汇，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红、白、黑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也占了大多数：

第一，并列式。并列式类词语在小说中的使用最为广泛。这种表达方式将两种颜色的字词组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颜色词，如灰黄色、红棕色、青紫色、黄红色、蓝绿色等。小说中也有在颜色词前加上表达色彩深浅的字词，比如暗紫色、暗蓝色。然而，个别词的组合显得有些生硬，其意义也让人无法领会，比如红蓝色。

第二，偏正式。通过在描述颜色的词语前添加限定或修饰词，可以使所描绘的色彩更加生动和形象，如瓷蓝色、夜蓝色、肉红色、淡赭色、鹦哥绿色、明油绿色、蟹壳青等，此种表达方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出特定色彩的细节和特点。

第三，派生词。这种类型的词语主要是重叠的，以ABB式的数量最为突出，如白灿灿、蓝汪汪、紫郁郁、乌沉沉、青浩浩、绿莹莹、灰扑扑、黄澄澄、红焰焰、黑油油、黑漆漆、粉馥馥、白烨烨等。这类颜色词的语义重点在于表达颜色和形态，重叠的后缀只是对该颜色的描述，同时起到调节韵律的作用。刘钧杰将此类词分为纯颜色词的生动形式，“所谓生动，系指生动地描写客观事物的色彩及生动地表达说话人的感情”（《颜色词的构成》）。

（三）颜色词与人物塑造的关系

文学运用颜色词的一个最大优势便是可以将人物性格及内心世界的变化用色彩语言来描绘。张爱玲小说中的颜色词经常与人物性格紧密相关，颜色词通常代表着人物特有的情感和气质。张爱玲在创作时，会通过颜色词的逐渐变化来呈现情感的变化过程，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一件磁青薄稠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磁青”薄稠旗袍被乔琪乔的“绿”眼睛一看，变成了“青色”的壶，薇龙变成了食物，白色的热腾腾的牛奶，青色与白色互相搭配使用，衬托出薇龙的秀色可餐。乔琪乔喜爱薇龙，从他的绿眼睛透出的喜欢是生命体对食物与生俱来的欲望，表现出乔琪乔贪婪虚伪、色迷心窍的样子。小说用逐渐变化的颜色词描写人物，既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又将人物的内心感受表现得细致入微。再如《色·戒》中，胡兰成和王佳芝的衣着颜色所代表的不同气质和性格特征显得非常突出，如胡兰成穿着深色西装呈现出的高傲和自信，与王佳芝清新素雅的白色羊毛衣相比较，呈现出的则是轻盈和纯粹。从颜色词与人物心理方面来看，张爱玲小说中的颜色词经常被用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和心理状态：

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有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张爱玲《半生缘》）

通过衣物颜色的搭配，侧面反映了沈世钧内心中的曼桢是个温柔雅致的女孩子。颜色词所代表的情感清晰地反映了人物内心的悸动，从而更加深刻地表达小说的人物与主题。

（四）颜色词对人物命运的塑造

颜色词在张爱玲小说中还常常被用来表达个人或者特定群体的命运和身份，如白色所代表的纯洁，清白经常被用来象征女性的高贵和清白，而黑色则往往被用来象征罪恶和死亡，如梁太太：

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梁太太一亮相，仿佛以统治者的姿态示人。她脸上遮盖着黑纱，给人一种压抑感，而绿色的蜘蛛闪烁着，散发出神秘的氛围，预示着未来充满变数。然而，这一切似乎注定了未来只能是一片漆黑。

三、颜色词反映的文化与社会现象

在小说中，张爱玲选择运用某些颜色词的文化意义，读者只有唤醒头脑中已经积淀的文化涵义才能领悟其写作意图；但张爱玲在小说中也消解了一些颜色词的传统文化意义，赋予了色彩以自己的主观意义。张爱玲的小说中，红色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固有的对红色的理解是激情、希望、热烈的颜色，“红玫瑰”应该是热烈的情人、浪漫的爱情，但在张爱玲的笔下却成了让人恶心的蚊子血—“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红色的蚊子血出现给人一种肮脏的感觉，同时也含蓄地传达了一种无法得到的痛苦，这种描写消解了传统上对红色的主观理解。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红色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所传递的含义也发生了转变。白色在西方文化中是纯洁、美好的颜色，往往代表着清白和祥和。在小说中，原本应该象征圣洁妻子的“白玫瑰”，却变成了衣服上的饭粘子。在振保这样的男人眼中，得到的永远不是自己所想的，他既虚伪又矛盾，冷漠自私，无所谓感情。再如《封锁》里有一段对女人手臂的描写：“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在其小说中，白色在不同的背景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既有天真善良之意，也有空虚和绝望之意。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进行，白色的意义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逐渐与西方的文化相融合，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颜色词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具体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例如，红色在不同的时代的代表意义就有所不同，同时，颜色词运用的频率也发生了变化，如在张爱玲的早期作品中，黑色的运用较少，而在晚期作品中则逐渐增多，反映出张爱玲个人风格的转变。通过对颜色词的运用情况分析，不仅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张爱玲小说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和风格。

颜色词在张爱玲小说中不仅与文化、社会、时代有关，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小说中的人物及情节，反映了人物内心情感、性格特点和命运之间的纷繁复杂关系。通过颜色词的运用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红色、白色和黑色是使用频率最高的颜色词，其次是黄色、蓝色和绿色，青色和紫色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大多数颜色词都是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从这些颜色词所反映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来看，我们发现张爱玲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颜色词的文化含义，读者只有唤起已有的文化涵义时，才能领悟到她的写作意图；但张爱玲在小说中也消解了一些颜色词的传统文化意义，赋予了色彩以她自己的主观意义。

本文系2024年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项目“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短视频提高汉语口语流利度和文化理解实证研究”（项目编号：319202400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