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谶”与儒家天命观

“谶”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现象，通过符号、预言等形式假托神意预示人间吉凶祸福。《史记》明确提出了“谶”的概念，本文将《史记》中的“谶”分为天象、歌谣、梦象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指出“谶”所具有的政治功用，乃是受到儒家天命观的影响。《说文·言部》曰：“谶，验也。从言谶声。楚荫切。”《广雅·释诂四》曰：“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从古书中的这些解释可知，“谶”本义有效验、应验的意思，语义晦涩难求，是指能够灵验地预测未来、吉凶，上天给予人间启示的一种符号。“谶”这种符号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比如文字、图画，称为“谶言”“图谶”。

河图洛书被认为是最早的谶书，张衡《文选》引《仓颉篇》云：“谶书，河洛书也，谶文曰谶验也。”段玉裁注《说文》：“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然而河图洛书的来由成谜，但据孔安国《论语注》之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是上古时期的首领伏羲氏得河图画八卦。能够推测，“谶”在原始部落时期便已经存在，唯有圣人可以得到上天的旨意，预知祸福。

有学者同样指出“谶”和殷商时期的巫术卜筮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产生起便是上天意旨的体现。殷商时期，天被称为“帝”“上帝”，被认为是自然秩序的掌管者。先王可以上宾于天，求雨祈年或祷告战争的胜利，而上帝对于时王则可以降祸福、示诺否。“卜筮”就是王沟通人神、探询上帝意旨的方法，当时的占卜多根据卜骨的兆象推断天意，作出吉凶祸福的预测。被记录下来的“卜筮”之言就是谶言。

预言虽自古有之，但在《史记》中才最早提出“谶”的概念，谶言在秦代明确出现，称为“秦谶”。《史记·赵世家》中借扁鹊之口说出秦缪公所梦的预言：“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之后“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这时的“谶”大部分为不占之辞，直接假托上天之言出现被记录，其真实性自然无法考证。当然事实上也只有之后被验证的“谶”才能被记录下来。

之后提及“谶”，往往是与“纬”合称为“谶纬”，谶纬是两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基础所流行的社会思潮，当时独尊儒术，经书盛行，假托孔子以神仙迷信观念来解释经义的著作而被称为“纬书”，其中方士儒生引用和创作编造了大量的谶。这个时期“谶”是依附于“纬”的，以“谶”释“纬”的主要目的是神化经义。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谶”和“纬”只是名称不同，本质上为一种，如陈槃《谶纬释名》云：“由谶至纬，不过形式上一转变，从而标新名目，其实质则谶、纬一也。”但笔者认为，“谶”与“纬”虽有紧密的联系，但并不能同一而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从“谶”起源的角度也能看出“谶”是早于“纬”的，只是在两汉时期因“谶纬”之学而兴盛，而在“谶纬”被禁毁后，“谶”也没有就此消失，甚至与佛、道等宗教融合存在。

从“谶”的源流来看，《史记》中能观看到“谶”在最初未被“纬”影响的本来相貌。本文接下来就以《史记》为探讨对象，将其中所记载的“谶”大致可以分为天象、歌谣、梦象三种类型。

一、天象

《史记》中有许多以天象作为“谶”的反映，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祸福。《史记·天官书》记载：“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

祥瑞的天象出现预示着圣明君主的出现或是国家兴起。《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渡河时遇白鱼入舟，又有红鸟落在武王的房顶，“白鱼”“红鸟”皆被视为祥瑞之兆，预示商朝将归于周室。《史记·高祖本纪》中秦始皇与吕后皆言：“东南有天子气”，“所居上常有云气”。汉高祖的居所有象征天子的“云气”，以特殊的天象来说汉高祖为天命预兆的君主。《史记·天官书》记载：“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高祖建立汉朝，也有异常的天象来预示。

相反，灾异出现就预示着大凶，《史记·周本纪》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预言“周将亡矣”。用地震预示国家灭亡，“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日食、荧惑、彗星等星象的出现往往预示灾祸、战乱的发生，甚至是国家的灭亡。例如，《史记·天官书》记载：“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史记·孝景本纪》记载：“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丞相青免。”《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史记·天官书》记载：“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史记·天官书》还记载：“越之亡，荧惑守斗。”

二、歌谣

歌谣是“谶”的重要载体，被称为“谣谶”或“谶谣”，一般流传于民间，语句简单，易于传唱。例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向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于韩。’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史记·赵世家》记载：“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民斗讹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三、梦象

上文所提“秦谶”便为梦象之谶，即做梦者收到上天的启示，梦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说出预言。

除秦谶外，还有诸如《史记·管蔡世家》中的梦象：“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强，许之。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亡，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曹，无离曹祸。’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孙强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伯阳大悦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史记·赵世家》中的梦象：“四年，王梦衣偏裻之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见金玉之积如山。”筮史认为此梦为不祥的征兆。之后，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

从上述《史记》中“谶”的记述中可以发现，“谶”大部分与政治相关联，用于对政治的附会解释。这实际上也是基于儒家天命思想。

自周代开始，周人从前代夏商的灭亡中，看到了“天命转移”。君主“受命”于天，为天命所归，但“天道靡常，惟德是辅”，如果不能德政治国，就会失去天命，受到惩罚，天命将转移到新的“受命”者身上。周代统治者反思夏商天命转移的历史，吸取教训，不断强调“敬德”“用德”“明德”“奉德”，奠定了儒家“以德配天”的政治论说。同时，周人又将“天命”与“民意”相勾连，《周书·泰誓》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代之“德”更多是指在上的治国之道。《周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

先秦时，孔子更是将“德”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取向，“天生德予于人”，天命会赐予有德之人，君子尤其是君主应当修行自身，做有德之人，君主的德行决定着天命之所在。

到东汉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与人可以互相感应。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只有政治修明，积德累善，才能令大地阴阳平衡，风调雨顺，“天瑞应诚而至”；反之，则以灾异示警、谴告，即便是谴告，仍是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之心，如同臣子是对圣君贤王的一种劝谏。董仲舒虽然强化了天命，但并不是复归殷商时期的宗教天神信仰，而是保留儒家政治思想的内核，借天命来规范君主德行，实行德政。

另一方面，《史记》创作于西汉武帝时期，整个社会由汉初百业待兴、民生凋敝，经过高、惠、文、景四代的休养生息，走向繁荣。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董仲舒之“神化”儒学。社会整体的环境势必会对司马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反映在作品之中。司马迁本人也继承其父司马谈的易学、天官等思想，不仅学习孔子儒家思想，还曾受业于董仲舒。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自己作《史记》的创作目的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究天人之际”便是想要探讨天与人的关系。《史记》并非谶纬之学，而“谶”是自原始时期产生，上天预示人间祸福的预言，自然被司马迁所关注，记述“谶”，阐述政治人事。

由此观之，《史记》中的“谶”具备了政治的功用也不足为奇，以“谶”提示君主要时刻警惕。例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还记述了天象之“谶”，象征灾难的彗星出现后，臣子晏子对君主进行劝谏，不要重赋苛刑。

在民间出现的歌谣之“谶”更是同时兼具“民意”与“天意”，不少“谣谶”都存在着人为虚构，甚至被政客利用，成为一种舆论工具，以“上天意旨”去影响民众的群体意识，又以“民意”去影响国家政治，实现天命转移。其实质还是建立在圣德的君主是天命所归的观点上。例如，《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想要人为制造“谶”—“大楚兴，陈胜王”来笼络民心，造成天命所归的假象，获得政治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谶”作为灵验的预测未来、吉凶，上天给予人间启示的一种符号，受儒家天命思想的影响从而具有政治功用，在此之后“谶”也带着这种政治工具性与“纬”合流，走向了“谶纬”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