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对浙西词派的继承和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清代大型官修图书目录，将一直被排斥于官书之外的词学收录其中，标志着词曲地位的提升。词起于唐，兴盛于两宋，元明两代走向衰微，至清朝又重新焕发生机。清初词坛呈现出流派纷争的繁盛局面。在清初众多流派中，浙西词派影响最大，绵亘康、雍、乾三朝。《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各词人词集的评价就体现了馆臣对于浙西词派的继承与发展。

一、《四库全书总目》对浙西词派的继承

浙西词派兴起于康熙初年，在清前中期影响最大。《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此时浙西词派仍然在词坛中处于重要的地位。馆臣对于词曲类的编撰势必会受到其词学理念的影响。

（一）馆臣对《词综》的认可

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其词风格独树一格，词学思想也影响颇广。《词综》由朱彝尊、汪森编撰而成，反映了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词人的词学倾向，是清代影响最大的词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收录“词选之属十二部”。其中，清初词选收录了三部：《御定历代诗余》《词综》《十五家词》。《词综》紧随《御定历代诗余》之后，足以见得四库馆臣对其的重视程度。并且，《四库全书总目》还给予了《词综》很高的评价。《词综提要》中写道：“是编录唐、宋、金、元词通五百余家。于专集及诸选本外，凡稗官野纪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鉴别……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四库馆臣对《词综》编纂体例、考订、收录等方面都表示认可，没有过多的批评，并且认为《词综》是词选中的佼佼者。在《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所收录的提要中，朱彝尊的词学观点、词籍序跋以及《词综·发凡》中的内容被频繁引用，有些甚至是直接挪移下来。朱彝尊有多种关于词籍的题跋，《四库全书总目》也常常引用。例如，《乐府雅词补遗提要》中直接引述：“前有朱彝尊序，称为常熟吴氏抄本。休宁汪晋贤购之长兴藏书家，而蒋景祁镂版以传云云。则康熙中始传于世也。彝尊序又称：当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岁月，惜今皆逸云云。其说亦是。”对于《词综》中有缺漏或是评价有失之处，《四库全书总目》也会说明情况并有所改正。例如，《类编草堂诗余提要》中写道：“朱彝尊作《词综》，称《草堂》选词可谓无目，其诟之甚至。今观所录，虽未免杂而不纯，不及《花间》诸集之精善。然利钝互陈，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错出其间。一概诋排，亦未为公论。”对于《词综》中有失公允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也会及时提出。《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其他词选时也经常与《词综》相对比。《花草粹编提要》中指出：“盖耀文于明代诸人中犹讲考证之学，非嘲风弄月者比也。虽纠正之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这也从侧面肯定了《词综》的“选择之精”。通过《四库全书总目》对《词综》的肯定和赞同，可以看出清朝官方的态度以及浙西词派在乾隆时期的影响力。

（二）“雅正”审美观念的继承

四库馆臣将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概括为三条：一是“以姜夔为词家正宗”，二是“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三是“论词出于雅正”。浙西词派尊南宋，以姜夔为词家正宗，推崇史达祖、张炎等词人的诗风，倡导“雅正”的审美取向。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明确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阙也。”词诞生在市井民间，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虽然经过了宋人对词体有意识的改造，但词卑体轻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而明朝词体不振，词的创作又多以应酬唱和的“艳词”为主，故而朱彝尊在此基础之上反思：“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四库馆臣对浙西词派倡“雅正”的这一观点十分赞同，认为“其立说，大抵精确”。馆臣继承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在对词地位的认识上，仍然保持着词为小道，是倚声末技的观念，故而在这种词体观的影响下，其主要的审美追求也向正统的“雅”的方向靠拢。这不仅体现在《词综提要》中，在对具体词人词作的评价时也能看出其尚“雅正”的倾向。《四库全书总目》对浙西词派最为推崇的姜夔的评价为：“夔诗格高秀，为杨万里等所推。词亦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永溶《白石道人歌曲提要》）一个“诗格高秀”足以见得馆臣对其评价之高。对浙西词派推崇的其他南宋词人，《四库全书总目》也不遗余力地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如盛赞吴文英为“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评价史达祖则是“词则颇工”“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诸如此类，皆可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浙西词派“雅正”审美取向的继承。

二、《四库全书总目》对浙西词派的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对浙西词派的理论并非全盘接受，四库馆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相较于浙西词派的理论，《四库全书总目》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了更为进步的词学观。

（一）雅俗兼容，以情动人

浙西词派发展至中期逐渐走向了偏激，盲目追寻清空、骚雅的词风，不接受除了姜夔、张炎以外的词人风格，词学眼界越发狭窄。但《四库全书总目》却不同于中期浙西词人对“雅正”的执拗追求，在认同浙西词派“雅正”的审美观念上又更近一层，在雅俗观上体现出了一种更为温和中正的态度。雅俗之辨一直是词史上争论的焦点。《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总序》和词曲类《小序》中未明言对词雅俗问题的看法，但在评析具体的文学作品时却有所阐述。《芦川词提要》云：“词曲以本色为最难，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孏窟词提要》云：“其词亦婉约娴雅，无酒楼歌馆簪舄狼藉之态。”可见，《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词应遵循“本色”，不必刻意雕琢，追求典重；也不应过俗，流露绮罗香泽之态。词曲类《小序》中提到词是乐府的余音，而乐府民歌的一大特点就是语言朴素但情感真挚，这与馆臣所言的“不尚新僻”“不尚典重”“情韵兼胜”不谋而合。或许四库馆臣正是按照乐府的标准来要求词的美学风格，既不同于诗教温柔敦厚的至雅，也非酒楼小曲绮丽香艳的至俗，认为词应介于雅俗之间而以情动人。这种词学观念使得《四库全书总目》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不同词人的创作。以柳永为例。

历代文人对柳词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大多持批评的态度。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评价柳词：“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称柳永“其词格固不高”。张炎的《词源》亦指出柳词“失其雅正之音”。朱彝尊虽然没有直接评价过柳永，但在《词综》编选中，多选录前人对柳永的负面评价，对柳永作品的编选也多以符合浙西词派清雅风格的为主。而到了中期，王昶则是直接否定了柳永的词风，认为其不过是“俳优”之句。“词，《三百篇》之遗也，然风雅正变，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士大夫，庄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彦辈不免杂于俳优。”（《姚苣汀词雅序》）但《四库全书总目》却看到了柳永对于词境的开拓。《东坡词提要》中写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柳词变“雅”为“俗”，将词从闺阁情趣、雅致生活转向了市井民间，给词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四库全书总目》并没有因柳词的俚俗而否定其价值，将柳永视为词中的白居易，这一看法显然是客观且公允的。

纵观前人对柳永的评价大多集中在批评柳词过俗的问题上，虽然也有称赞，但大多也是对其在词境、慢词创作以及音乐性等方面。而《四库全书总目》在批评柳词“以俗为病”时，也提到了柳词“近情”的特点。情感的真挚冲淡了“俗”气，故而“好之者终不绝”。过于关注雅，就容易忽略柳词中俗笔掩映下的真情；而过多关注俗，就容易淡化柳永对雅词的开创性。柳永的词是雅俗兼具的，二者相辅相成，这种风格也影响了后世许多词人的创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柳词的评价恰到好处，馆臣不在雅俗的问题上作过多争论，而是追求本色真情，以一种雅俗兼容的态度去审视词本身。这种词学观点相比前人显然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二）正体与变体兼美

在词的正变观上，浙西词派以清雅为正。这种新的正变观虽然为词学开拓了新的方向，但随着浙西词人的眼界逐渐狭窄，对其他变体持排斥的态度，“尊姜史而厌辛刘”，这种正变观也成了一种束缚。《四库全书总目》在词的正变观上采取了更加开阔的视角，它博采众家之长，最终糅合成了更加辩证科学的正变观。

两宋时期，关于词体的正变问题就已端倪渐显。苏轼以其豪迈雄放的风格、豁达洒脱的词境在北宋词坛脱颖而出，耳目一新的创作方式立刻引起了文人的探讨。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念，她认为词与诗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协律与否。除此之外，李清照还提出词要尚雅，不能有格调低俗的作品。可以看出宋代虽未明确词的正宗，但已经呈现出以花间词婉约清丽、音律和谐的风格为传统的创作遵循。至明代，词的正变观才确定下来。明人张綖《诗余图谱·凡例》后附识云：“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今之词手’。”其明确地划分出了词“婉约”“豪放”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并且认为自晚唐花间词一路传承下来的婉约词风为正体，是词的“当行本色”，豪放派则为变体。清朝的词人亦受“婉约为正”观念的影响，清初云间词派的纲领性文章《幽兰草题词》中就提到“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明显能看出崇尚南唐、北宋词风之意。一度引领清初词坛的王士祯也沿袭以婉丽为正、豪放为变的传统观念，但还在《花草蒙拾》中提出：“名家当行，固有二派。苏公自云：‘吾醉后作草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黄鲁直亦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由此可见，王士祯同样肯定了“变体”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正确看待了婉约与豪放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

在这些名家的影响下，《东坡词提要》中说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词以婉约为正体，但亦不能忽视变体的价值。在评价辛弃疾的词作时，馆臣亦是遵循这种正变观，即便辛词词风与“婉约为正”大相径庭，但《稼轩词提要》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较之浙西词派以清雅为正的正变观，《四库全书总目》仍保持着婉约为正的传统观念，但其词学眼界更为开阔，能以正确的态度来评判词的正体与变体，兼收并蓄，无论是婉约、豪放，抑或清雅，《四库全书总目》均以一种包容的视角来评价。

浙西词派作为清前中期影响最大的词派，其词学理念必然会对《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的编撰产生一定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浙西词派的一些观念，高度评价了浙西之祖朱彝尊编撰的《词综》，对其中所提到的浙西词派的词学理念予以肯定，认可浙西词派“尊南宋，倡雅正”的词学观念，并在具体的实践中以此为标准来评价。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对浙西词派的理念又有所发展：在词的雅俗观上，其秉持着中正的态度，雅俗兼容，以情至上；在词的正变观上，其博采众家之长，正确看待正体与变体的不同风格。只有正确理解《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对浙西词派的继承与发展，才能更加明晰《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