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西家族文化视角下王安石文学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而家族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在宋代已然成为地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本文以江西家族文化视角出发，探析王安石文学思想的内涵及成因，有利于在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特色之余，展示江西一域从古至今薪火相传的家族学术影响力。

一、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构成概述

宋代文坛有个较为显著的现象，就是文学家族的繁富。据明郭子章《豫章书》载：“宋豫章有四洪，朋、刍、炎、羽，皆黄山谷（黄庭坚字）之甥也，皆能诗而位不显；鄱阳有三洪，适、迈、遵，皆洪忠宣之子也；皆能诗文，而位俱显。当时临川有三王，南丰有三曾，临江有三孔、有二刘，亦极一时之盛。”江西地区产生的文学家族数量可观，据黎清《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构成及其分析》中的统计，宋代江西至少涌现文学家族151个（含宋属徽州今属江西的婺源），各家族产生的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人数占据了宋代文学家总额的1/3。并且，在这151个江西文学家族中，出现进士的家族有95家，出现成员入仕的有143家，出现女性文学家的有4家。而以上三点皆有涉及的文学家族，唯临川王氏已矣。王氏家族名声最旺者，官阶显赫者，文学成就瞩目者，当数王安石本人。本文就临川王氏家族入手，对王安石个人的文学思想作简单探究。

二、家族文化影响下的王安石文学思想概述

（一）王安石文学思想概述

王安石本人的文学理论著作缺乏，但他的文学思想已从他诗词文章等的创作上显现出来。他一度以政治家立命，而耻以文士自居，以至于诗文创作也呈现政治化的倾向，融合儒家思想，倡导经世致用—“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这是王安石文学思想的一大体现。

其散文现存56卷，题材集中以政论为主，体例繁多，涉及论议、奏疏、章表、启、记、杂著、墓志、书信等类别，这些作品无不蕴含强烈的致用思想。作为改革派，王安石的散文多处涉及变法主张，且都有明确的政治举措，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立法度、移风俗。像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文中，他着力强调了变法的重要性，认为北宋中叶社会局势严峻，“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而造成这种积贫积弱局势的原因就在于“不知法度故也”。因此，他上书仁宗皇帝从“教、养、取、任”四道的角度出发，培养造就能够胜任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人才，来适应变法需求，最终达到国富、民强、兵壮的目的。从这一视角看，王安石散文有法家思想的指导。奈何仁宗并未重视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反而是多年后神宗皇帝即位，起用王安石，采纳王安石的观点，大力推行新法，变革社会现实。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为了获取人才，他认为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最终是为了作用于人，这一“以民为本”的思想源于儒家。王安石一直尊崇孟子，甚至说出“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并且对儒家六经也极为重视，可见儒家之道于他要高于法家。他主张以仁义治国，赞扬孔子的贤能，高于先王尧、舜。如其《王霸》一文，着重分析了王道与霸道对于施行仁政的不同：王者治理之道，不追求实利，以仁义礼信作为自我德行的标杆，从而使实利归属他。霸者治理之道，必求得实利，却又要借助王者所行之事来伪装自我，来达到天下人亲附的目的。然则，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又不局限于儒法，他还重道、尚佛，表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学特点。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评论儒生如果只“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可见他并不排斥儒家之外的思想，反而认为吸纳诸子观点，方能全面思考。但面对当时学者“挟庄以谩吾儒”“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的行为，他又以为不妥，于是，他批驳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道德经》）的观点，进一步引出自己的政论观“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认为脱离儒家礼乐教化而一味强调自然无为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一定程度上对儒道思想作出了调和。

在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儒家的“有为干预”思想之中，王安石是更偏向儒家的。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问政，王安石奏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宋王朝开国百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赋税等问题一一进行了陈述，尖锐批判宋初因循守旧、颓靡苟安的国家形势。这篇奏议可称为王安石政论文的代表作，明代茅坤评：“此篇极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仁宗皇帝）处，可谓搏虎屠龙手。”（《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章借对仁宗的明褒暗贬来劝告神宗皇帝变法改革迫在眉睫，是必然之举，鼓励神宗采取积极举措，行有为之法。

诗歌方面，王安石现存诗歌有1531首，题材多样，以咏政、怀古、写景、抒情类最突出。与散文相似，其诗歌总体具备现实性、政治性。王安石在其早年作品《张刑部诗序》中就明确反对北宋初期诗坛“西昆体”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作风，主张作诗要有思想内容，强调儒家“诗言志”的传统，他的咏政诗歌往往着眼于民生问题，以政治家的视角描写百姓疾苦，探索社会问题。例如，《收盐》中的“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可见王安石继承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直指社会弊端，展现其敢于抨击并改革时政的决心与勇气。怀古诗也独具政治家的敏锐，如其《乌江亭》《明妃曲二首》一反前人观点，将问题的矛头指向统治者本身。《乌江亭》一诗反对杜牧所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得出全新的结论：项羽卷土重来已无可能，自刎乌江是必然结局。原因在于项羽刚愎自用，导致江东子弟早已丧失信心和战斗动力，不再甘愿效力。诗歌进一步肯定了民心所系的重要性，将百姓放在了成就帝王霸业的第一位，具有鲜明的儒家意识。《明妃曲二首》写昭君出塞这个历代文人乐于阐发的主题，却又别出心裁，区别于前人的描写，将因缘归于汉元帝的昏聩无能，同时以昭君自比，感叹“人生失意无南北”，这是对昭君的惋惜，也是对自我才华不被看见的遗憾。议论之处，尽是创新，无不体现出改革家独有的悖于传统诗教的政治主张，慧眼如炬，敏锐且机警，引来其师友欧阳修、曾巩等人纷纷和作。

王安石后期所作写景抒情类诗歌较多，这一时期的他退居江宁，远离官场，政治热情渐趋退却，诗风开始转向佛家的闲适清淡。例如，《岁晚》写深秋的某个夜晚作者夜游赏景，流连忘返，用“澹”“窥”“幽”几个字突出景物清静之感，也透露出作者对山林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佛家超然物外思想的推崇。归隐前期王安石也曾有过顾虑，有过徘徊与矛盾，所以他写《两山间》，对钟山的两座山峰中间部位作描写，“临路爱山好，出山愁路难”，一方面表达自己对山林生活的喜爱，另一方面展现自己对仕途生涯的忧虑。他虽远离朝堂但又心忧天下，追逐王维的空灵又受经世思想的束缚，一度在禅理和用世这两“山”之间来回盘旋，直到归隐后期这种矛盾才有所转换。人届暮年，体弱多病，历经了宦海浮沉，两度任相，又两度被罢相，加之长子王雱早逝，王安石此刻的心境早已不同当年，他退而投奔山林，将烦琐世事抛诸脑后，或游山玩水，或漫步田园，或诵诗谈佛，显得悠闲自适。与内容一致，他在艺术上也加以变换，讲究创作技巧，将他对宦海数载生活的体悟和诗歌艺术的积累融为一体，浑然天成，陈师道《后山诗话》评：“荆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

（二）宋代家族文化视角下王安石文学思想形成原因

1.宋代重文风气盛行

众所周知，宋代自开国皇帝赵匡胤始，“重文轻武”风气盛行，宋太祖为削弱武将权力，形成“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扩大文官的选拔渠道，大幅提升了文官待遇，“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也为宋代文学以及宋代家族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力支撑（参见本文第一点，宋代江西文学家族构成概述）。在这一政治环境影响之下，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以及学术上都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作用。王氏家族也自先祖王贯之始，脱离农民身份，半耕半读，以诗书传家，进而发展为文学世家。王安石由此深受政治风气影响，学术思想倾向为政治改革服务，倡导“经世致用”，主张文学的实用价值。

2.家族文化思想的传承与渗透

临川王氏家族为有宋一代著名的文学望族，曾巩在《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中提及：“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由此，现今普遍将其家族称为“临川王氏”而非“太原王氏”。其家族渊源有名可考者，可追至其曾祖王明，然王明出身仅为普通农民，在文学方面亦未放光彩。后世普遍认为王氏家族文学的兴盛起于王安石叔祖王贯之，由他至安石父王益，再到安石及其兄弟，安石子王雱，皆由科举致身仕宦，在文学上也饱受赞誉。王贯之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官尚书主客郎中。王安石父亲王益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榜，先后在各地方任职做官。王安石自小受父亲言传身教，获益匪浅，他说：“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答韶州张殿丞书》）父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长于改革，且为人谦和有礼，是王安石效法的最直观对象。在家族传承影响之下，王安石自小就以家国为己任，整日以读书为业，与杜甫一样坐怀壮志，窃比稷契，力求安邦治国、大兴改革，这在他从政以后的散文中都有所体现。

3.家族文学思想共性熏陶

若要深入研究王安石，则不可仅局限于其个人著作与思想，还需广泛涉猎其亲友的生平事迹，以及深入剖析其家族所传承的性格特质与文化脉络。一个家族的性格，往往可以决定一个家族的兴衰。王贯之、王益两人在仕途上的明敏强干，早已演变成一种家族门风而世代相续。此后的王家几代都依科举取士，重视文学修养，王安石同母弟王安国、王安礼以及长子王雱皆享有文名，时称“临川三王”。他们才华卓越，诗文兼擅，思想上亦有包容共通之处，文学也呈现相近的特点，如崇经尚道，长于说理，恪守道统，维护礼法。这点同王安石本人的文学思想高度一致。此外，王安石母家系抚州金溪望族，家族文人荟萃，道德修养高。舅父吴氏有《灵谷》三十二篇，王安石为之作序，序言：“君姓吴氏，家于山址，豪杰之望，临吾一州者，盖五六世，而后处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学知名于时，惜乎其老矣。”母亲的家族素养决定了王安石“仁义礼信”的美德，端正了王氏共有的廉政家风，熏陶了王安石创作思想。

综上，王安石个人的文学思想必定与宋代整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家族的家学渊源关系紧密。从政治上看，宋代江西科举兴盛，江西籍文人大量跻身统治集团，且江西一带人口众多，书院林立，加诸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各项产业繁荣昌盛，奠定了文学发达的物质基础，使这一时期的家族文学得以长足发展。其次，从临川王氏内部看，其家族重视文化教育、文人品德修养，对家族成员走上文学道路也起到引领作用。从历史的角度上看，王安石及其家族成员在文学上的成就，又必然对江西一域文学的繁荣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抚州临川地区而言，临川自古就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勤劳智慧的抚州人民创造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临川文化”，成为“赣文化”的主要支脉。自宋至清，江西一域在科举考试中共录取举人1029人，进士731人，著书立说者数量也很丰富，著述含5580多卷，其中有770多卷被列入《四库全书》。尤其在宋代，与王安石并肩的文人还有晏殊、曾巩等，明朝又有享誉世界的汤显祖。而自1977年以后，临川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又长期居于江西省前列，无一不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系2022年抚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江西家族文化视角下王安石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2SK2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