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会馆：播迁与跨越

海外华人会馆：播迁与跨越0

会安潮州会馆

旧金山四邑会馆

会安福建会馆。是会安最壮观的华人会馆

会安中华会馆

1695年春，广州僧人大汕渡海前往越南弘法，次年秋初在会安候船返航时留意到会安河道各国客货码头林立，沿河三四里“唐大街”夹道的商肆皆闽人经营，其中建有关夫子庙，是“闽会馆”。当年庙祝向他求赐一篇歌颂关公的祭文，原来每年5月13日，260名会员船商将在庙中集体庆祝“关公圣诞”，“祭文”是用于赞美关帝的“忠义”情操，正好可以表达船商们“义中取利”“肝胆相照”的心声。

透过大汕的笔触，我们了解到海外华人会馆发韧期的3个特征：海外华人会馆起源于洋商;会馆既是洋商集会和议事的场所，也是他们的组织形式;“忠诚仁义”作为团体互助的最高价值原则吸引、凝聚着泛海市舶的游子。

17世纪以后，华人跨境流动和移民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200年间，会馆如同携带着“华人自治”基因的种子随华人足迹四处播迁。随潮起潮落，无论土地贫瘠还是岁月峥嵘，它总能在华人聚居处落地生根，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可以与时俱进，发育出各种联合形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漂泊的种子：洋商会馆

1685年海氛廓清，朝廷开海贸易，江浙闽粤等省船只、海员、船商快速增长，到18世纪中期，仅闽粤的海船数量已经上百，从事海运和商贸者四五十万。此时，亚洲的海上贸易与宋元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不同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对西洋和东洋航路上的几个重要港口实行了武装管理，使一些自由港衰落。殖民者建立的垄断贸易原则冲击了以文化背景为准入原则的贸易传统。东西洋航路上只有那些仍然保持自由贸易的港口才能形成华商自由居住的自治环境，产生最初的洋商会馆。日本长崎和越南境内的若干港口正符合这个条件。

17世纪30—80年代，中国洋商一共在长崎建设了4座寺庙作为祭祀和宴集的场所，相当于“会馆”——1623年南京籍富商捐地兴建“兴福寺”（“南京寺”），1628年泉漳商人建立“福济寺”（“泉州寺”或“漳州寺”），1629年福州建“崇福寺”（“福州寺”），1678年广州船商建“圣福寺”（“广州寺”）。泉州华侨在长崎的人数最多，他们聘请泉州僧侣觉悔法师奉天后圣母（妈祖）金身渡海开山“福济寺”，永续香火，因此该寺也成为长崎“天后宫”的祖庙。日后漳州海商扩增庙宇，使之成为长崎最大的中国寺庙，日本禅宗佛教的开山鼻祖——明代高僧隐元禅师及其徒子徒孙相继主持该庙，该寺声名一时无两。可惜的是，原寺部分建筑在1945年毁于原子弹爆炸。

1688年后日本德川幕府取消自由贸易政策，建设“唐馆”限令华侨洋商在馆内居住，洋商会馆也失去了发展的机会。直至明治维新重新恢复自由海上贸易后会馆才得以恢复，不过，“南京寺”改为“衷唐三江会所”（于1878年），“漳州寺”改为“星聚堂福建会馆”（于1892年），“福州寺”改为“三山公所”（于1899年）。

洋商会馆在越南各港口的发展比在日本幸运得多。17世纪20年代以后，华侨海商在南海的主要航路是经中南半岛南至巽他群岛而东，北上至马尼拉，再北而至长崎，最后南下返回中国港口。当时越南的黎、阮二朝均欢迎中国商人入港贸易，因此在河内、庸宪、清河、会安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洋商会馆。会安是当时区域贸易的核心港口，洋商会馆数量众多。

如前所述，会安闽会馆1690年由闽南海商醵资兴建，最初“祗编茅为庙，供奉天后圣母，颜曰金山寺”。60余年后，商人再次醵资改建瓦庙，名为“闽商会馆”。1741年，“闽、广、琼、客”洋商把兴建于明代的江浙会馆作为共同的议事场所，称为“洋商会馆”，制定了《洋商会馆公议条例》，规定了会馆运行、入港贸易管理、会员管理帮扶，贸易纷争、海难善后等海上贸易公共事务的处理办法，把洋商会馆变为港口管理和贸易公共服务机构。

此时，会馆运营的两个社会基础已经形成：一是经费共担共用。他们移植闽粤乡间宗族共管公产的“公司”传统，制定会员按货抽厘（每两叁厘）公积金制度，开创了“平等”的自治原则。二是确立了“敦礼重义”的组织文化内核。会馆不但是议事之所，更是以纲常道义为价值核心凝聚个体、建构海外华人生存共同体的普适制度。

顺着洋商会馆的发展线索，19世纪后越南的华侨洋商业会馆纷纷大兴土木。以潮、琼、惠、徽、客为名号的商业会馆在各地涌现，引入了丰富多彩的侨乡文化传统和象征符号。今天，在各潮州会馆，可以看见岭南崇奉的水神“伏波将军”，它是东汉南征交趾平叛的大将马援，南越阮氏政权赐谥号“本头公”。在海南会馆，可以看到琼府乡民信仰的“昭应公”，传说他们是1887年在顺化经商被杀害的“一百零八”琼籍海商。福建会馆内的“妈祖”和“关圣”，则常常由会馆分香各处，成为海外华侨的核心信仰。

星火燎原：华人同乡会馆和同宗会馆

18—19世纪，英、荷、美等国开始在华招募华工，建设海外殖民城市或补充殖民地种植园劳力，引发了华人出国的新浪潮。此时，除了贩洋海商，贫民华工成为海外华人移民主流。海外华侨社会逐渐形成，以方言、籍贯、血缘为原则组成的华侨团体是这个新兴社会的重要单元，它们被称为“同乡会馆”或“同宗会馆”。此时的华侨出国人数约有100万，已10倍于前代;出国目的也从商旅贸易转为跨境劳务输出;移民向亚、美、澳、非各新兴殖民地点迁移，遍布全球。会馆的发展与这3个新特点相适应。

在越南的同乡会馆雨后春笋般发展。据《嘉定通志》（1820年）记载，港口柴棍（曾称西贡，现称胡志明市）开埠三四十年后，福州、广东、潮州会馆以及温陵会馆、漳州会馆、霞漳会馆林立官道左右，全越会馆的数量估计超过30所。《新加坡华族会馆志》记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00年间成立了至少90所海外华人会馆，其中32所同宗会馆是会馆的新形式。日本有将近二三十所同乡会馆。赴北美淘金的华人也于19世纪中叶成立了6所旧金山华人同乡会馆，之后又在加拿大等地发展出分会。南美种植园内的华工也成立了四五所以会馆为名的组织。加上澳大利亚、非洲的二三十所华人会馆，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成立的华人会馆组织至少有200所。

随着华人新客的增加，越南、英国等政府制定了“以华制华”的政策，各州、府华人必须成立相应自治组织以应对政府公务，这是海外华人社会兴起时会馆数量暴增的主要原因。许多新建同宗、同乡组织早期以“公司”为名，常常与秘密会党相混淆，后多改名为“会馆”，所以，此时的会馆类型逐渐多样化。

为跨境劳务服务的“权力机构”

1819年2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莱佛士的商船行驶到新加坡海面，因摸不准当地土人的脾气和实力，他不敢贸然登岸。来自广东台山的木匠曹亚志一马当先，乘小艇登岸，把英国国旗插在一座山岭之上，莱佛士始登“星岛”。作为回报，莱佛士奖赏他一块殖民政府特许的土地，享有永久地契并可免税。曹亚志为了显耀功绩和曹氏宗亲，在这块地上建立了“星洲谯国堂曹家馆”（曹操是沛国谯县人）。建立“曹家馆”后，曹亚志招徕了许多同姓工匠前来建设新加坡港。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各新兴殖民地引入华工时会馆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当地政府对会馆的积极态度。大量的单身华工长期留滞外国而产生的居住、求职、教育、公共福利和丧葬等需求，因为无法及时成家而统统变成社会公共问题，同乡、同宗会馆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来缓解这些问题，保持华人社会稳定。

美国旧金山的7所同乡会馆（宁阳会馆、肇庆会馆、合和会馆、冈州会馆、阳和会馆、三邑会馆、新安会馆）不但提供到岸服务，而且，贫苦华工出国也必须通过会馆开创的移民机构，它可以为华人新客垫付远洋船票和旅费，到岸后接送到站、提供膳食、介绍工作、解决华人纷争，甚至限制华工离美。这使得会馆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后逐渐从一种平等的自治互助组织，变为华人社会的权力机构。

会馆联合为帮群

新客华工寓居异乡六七十年后，丧葬和祭祀成为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但需要专业的礼仪服务，更需要相当财力购买坟地。在菲律宾马尼拉，会馆通过前期积累的社会号召力、公信力，发展出一种多会馆联合的帮群组织，共同经营华侨义山，为华侨提供身后的保障。在东南亚，这种以会馆结成的帮群多以“亭”命名，据说这来自明代“设亭立约”的乡族联合传统（后期注册为华人社团时以“公所”为名）。这样的会馆联合组织有恒山亭、碧山亭、青云亭、绿野亭、泰山亭等，大小数十个。每个“亭”往往下辖几个或十几个会馆，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掌握华侨的数千万捐款和数百亩的山场、地产。

新加坡有名的碧山亭公所创立于1870年，下辖9个会馆：广州府南顺、番禺、东安、中山、宁阳、冈州、三水7家会馆以及惠州府惠州会馆、肇庆府肇庆会馆，1947年后增加为16所。他们早期主要经营坟冢，后期也广泛参与海外华人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如修路搭桥、创办教育、兴办慈善等。

会馆时代：中华会馆

19世纪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海外华侨社会进入稳定期。同乡、同宗会馆成了华侨最普遍的自由结社形式。根据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1956年在新加坡的调查，在20世纪中期华侨妇女数量足以解决单身华工的婚姻问题之前，新加坡华侨每人平均要参加2个华人社团，一般是宗亲会或同乡会。会馆在海外华人生活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战时华工流入欧洲的人数日益增加，在重点的工业城市也出现了会馆组织，数量虽远不及其他各洲，但也说明会馆是最能适应华人生活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

然而从全局来看，会馆以地域、血缘划界的组织形态又常使华人社会处于矛盾和纷争之中。尤其是会馆通过公共服务而逐渐掌握华人社会的权柄，帮群隔阂常常演变为激烈的争斗。在美国，19世纪50年代末，各华人会馆之间的矛盾与世仇就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旧金山华人界的首领们在1854年决定成立中华总会馆，1862年改名为中华公所，1878年又改为中华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