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皇冠珠宝失窃案

亚瑟·维卡斯全身心投入在阿尔斯特（爱尔兰的一个郡）首席纹章官的工作上。他负责爱尔兰贵族纹章和家谱相关的事物，在20世纪初期的爱尔兰，这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当时，大部分土地、权力和财富都掌握在贵族手中，谁才是遗产和头衔的合法继承人，这一问题不仅决定了议会中的一个席位，还涉及一大笔钱。维卡斯在都柏林城堡的宽敞办公室里工作，收入丰厚，受人尊敬，他对纹章和爱尔兰贵族的家谱充满热情。不过，他的工作还包括保护后来被称为“爱尔兰皇冠珠宝”的一批珍宝，包括一枚胸针、一枚徽章和一条项饰。那颗八角星形胸针直径约10厘米，镶嵌着数十颗巴西最纯净的钻石，环绕着中间由祖母绿宝石和红宝石形成的三叶草（爱尔兰的国花）。作为牧师的维卡斯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的这部分工作，但如果负责这些珠宝能让他继续他的纹章研究，他也能忍受。不过，1907年7月，刚过完45岁生日的维卡斯发现这些珠宝失踪了。

早在1830年，英国国王威廉四世下令制作了这批珠宝，1831年运到了都柏林，在1903年之前，这些珠宝多数时间存放在都柏林著名的珠宝商的保险柜里。在英国国王、王后或他们的代表访问爱尔兰并需要佩戴这些珠宝的时候，它们就会被送到都柏林城堡中的一个保险箱中。都柏林城堡里到处是军人和警察，因为那里也是都柏林大都会警察局的总部，而存放珠宝的保险箱只配有两把钥匙——一把钥匙维卡斯几乎从不离身，有时挂在脖子上有时放在口袋里，另一把钥匙则被他藏在自己都柏林的家中。都柏林城堡，尤其是珠宝保险箱所在的贝德福德塔楼，被认为是爱尔兰最坚不可摧、防御最严密的建筑。有媒体说：即使是最有野心的窃贼，也无法不被人察觉地进入贝德福德塔楼。

对于爱尔兰政府来说，1907年的夏天可不太平。盛大的爱尔兰国际博览会在5月拉开帷幕，计划11月闭幕，这期间吸引了250万游客到访都柏林。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维多利亚公主定于7月10日来访，出席博览会并履行一些皇家职责。此时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令人担忧，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浪潮不断高涨（爱尔兰独立战争将在十几年后爆发）。爱德华七世的这次访问并不顺利，在国王计划抵达都柏林的4天前，爱尔兰皇冠珠宝失窃了。这起盗窃案引发了一波性丑闻、各种指向爱尔兰和英国政府的阴谋论、一出降神会闹剧和一出虚假审判，最终结果是，来自政治高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作为让这些珠宝再也没有被找到。

保险箱被人打开了

1901年左右，维卡斯决定将办公室搬到都柏林城堡建筑群的更深处——从伯明翰楼搬到贝德福德塔楼。他还提议存放珠宝的保险箱应该放在保险库里，接着就发生了这个故事最具喜感的部分。工人们在把装珠宝的保险箱搬进全新的保险库的时候，却发现量错了尺寸，保险箱无法穿过保险库的大门。要想把保险箱搬进保险库，要么凿墙扩大门口，要么写一大堆文书，通过层层审批，换个小点的保险箱。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折腾之后，维卡斯和工程委员会决定不继续折腾了，他们选择把保险箱放在图书室里——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是之后的几年，维卡斯从未真正想过把保险箱从图书室中移走。存放保险箱的图书室也是维卡斯办公室的等候区，这意味着有源源不断的访客与珠宝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图书室也有好几个门，并不是所有的门都有士兵看守。

1907年夏天，贝德福德的安保出现了一系列预警信号，但都被忽视了。6月28日，维卡斯发现自己所有的塔楼前门的钥匙不见了，警卫给他开了门。7月3日，清洁女工法雷尔夫人发现维卡斯办公室的前门没有上锁，她告诉了警卫，警卫告诉了维卡斯。然而，维卡斯什么也没做，既没有检查保险箱，也没有请锁匠换锁。对于一个素来拘谨、挑剔、注重细节的人来说，这好像有点不寻常。

7月6日早上，法雷尔夫人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保险库（没有珠宝）的外门没有锁，内门仍然锁着。她把这事告诉了名为斯蒂维的警卫，斯蒂维环顾了一下保险库，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等维卡斯来上班时，斯蒂维向他汇报了此事，而维卡斯因为国王即将到来正忙得焦头烂额，对于此事并没有深究。

同一天晚些时候，都柏林的皇家珠宝商送来了之前他们修复的圣帕特里克勋章，这些勋章之前也存放在放爱尔兰皇冠珠宝的保险箱中。维卡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递给斯蒂维一把钥匙，让他去办这件事。

斯蒂维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锁孔，发现钥匙不能朝预期的方向转动。然后他吃惊地发现，锁已经被打开了。斯蒂维跑到维卡斯的办公室报告此事，维卡斯跟着他跑回了图书室，打开保险箱一看，几乎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圣帕特里克勋章骑士佩戴的金领饰，没了;装满珠宝的马霍尼家族的箱子（属于维卡斯的母亲所有），没了;爱尔兰皇冠上的珠宝，没了。这批失踪的珠宝共有394件。

箱子里倒还留有一条丝带。这条丝带原本系在爱尔兰皇冠珠宝的徽章上，维卡斯估计，要把它在不损坏珠宝的情况下解下来，需要10分钟的时间。此外，所有包裹珠宝的薄纸和棉布都被重新折叠好了。这不是争分夺秒的抢劫，而是彻头彻尾的挑衅。

维卡斯立即致电都柏林大都会警察局。警察们侦查后发现，塔楼前门、保险库和保险箱的门都没有被撬，也没有发现任何粗糙的复制钥匙留下的划痕。因此，窃贼要么使用了专业复制的钥匙，要么使用了原本的钥匙。贝德福德塔楼前门有6把钥匙，分别由维卡斯、斯蒂维、法雷尔夫人和维卡斯的3名助手持有;保险箱有2把钥匙，一把维卡斯随身携带，另一把他放在自己家里，藏在书架抽屉里的一堆文件下面。

灵媒来了，警察走了

盗窃案发生后，爱德华七世推迟了对都柏林城堡的访问。他非常生气：这些珠宝象征着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它们的丢失，意味着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消失。都柏林警方开始了大规模调查，但一无所获，于是苏格兰场参与进来。一位名叫约翰·凯恩的探员于7月12日抵达都柏林，经过调查，他向都柏林警方提交了一份报告。凯恩也是爱尔兰人，他确信这宗盗窃案是内部人所为。然而，凯恩的报告被都柏林警方断然否决，凯恩和他的团队被送回了伦敦，这份报告再也没有出现。当时有报纸猜测这表明凯恩发现了太多，给出了让当权者难以接受的答案，所以他就出局了。

维卡斯认为，他的工作人员不会做监守自盗的事，而且失踪的珠宝很可能会自己出现。丰厚的悬赏带来了大量的消息。有位女士给维卡斯写信，说她的女儿看到了与盗窃有关的幻象。维卡斯对此很感兴趣，他请好朋友弗朗西斯·沙克尔顿安排了一场降神会。在降神会上，维卡斯被告知这些珠宝埋在都柏林郊外一个小镇的墓地里，但灵媒不确定是哪一块墓地。维卡斯派人在几个墓碑周围挖来挖去，没有发现任何珠宝，但这个故事登上了报纸的头条，维卡斯成了大众嘲讽的对象。

除了斯蒂维和清洁工之外，维卡斯还有3名助手（也就是案件的3名嫌疑人），这3个人的职位是无薪的，主要是一种荣誉。其中，弗朗西斯·沙克尔顿是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弟弟，欧内斯特是当时前往南极的探险家，是英国的超级名人。弗朗西斯英俊、聪明、机智，魅力非凡，在都柏林和伦敦的上层社会中人脉颇广。他是一名股票经纪人，但是否真的擅长这行就不那么确定了，他似乎对聚会更感兴趣。沙克尔顿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度过，但他有时也会来都柏林，就住维卡斯家。尽管每年只在都柏林待一个月左右，但沙克尔顿支付了维卡斯家一半的房租。沙克尔顿也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这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是非法的。沙克尔顿的情人是一个名叫理查德·戈尔吉斯的上尉，他在南非服过役。沙克尔顿的社交圈子中还有罗纳德·高尔勋爵，他是一位贵族雕塑家和传记作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奥斯卡·王尔德笔下几个角色的灵感来源。此外，沙克尔顿还和爱德华七世的姐夫过从甚密。

第二个助手皮尔斯·马奥尼家世显赫，是维卡斯同母异父兄弟的儿子，比维卡斯小十几岁。维卡斯和皮尔斯的父亲感情非常好，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维卡斯忠于英国王室，而马奥尼则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虽然皮尔斯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格兰，但是他比沙克尔顿在维卡斯办公室度过的时间要多。

最后一个助手弗朗西斯·贝内特-戈德尼非常富有，他的家族世代经营古董，他将大部分收藏捐献给了坎特伯雷的一家博物馆，因此成为该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并搬到了坎特伯雷市，被选入市议会，后来当上了市长，最终被选入下议院。雄心勃勃的贝内特-戈德尼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1905年，他在一次古董收藏家会议上遇到了维卡斯。贝内特-戈德尼直接要求在维卡斯的办公室内担任一个职位。他于1907年5月（盗窃案发生前两个月）正式宣誓就职。

是谁偷了这些珠宝？

盗窃案发生后，爱德华七世要求维卡斯辞去职务。维卡斯拒绝了，声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并要求成立皇家委员会对他进行公开审判。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一场审判，在维卡斯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被判定未能履行职责，被解雇了。马奥尼动用了自己可以动用的一切关系帮助叔叔。一位国会议员告诉马奥尼，众所周知，维卡斯与品行不良的人有联系。马奥尼得知这位国会议员并不是唯一一个了解沙克尔顿的人，爱德华七世也知道他。

爱德华七世和他的亲信们希望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似乎比找回珠宝更重要。他们给维卡斯提供了全额退休金，前提是他不再要求进行公开审判。英王还向爱尔兰报纸施加压力，不让揭露任何丑闻。然而，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的媒体不受管制，在1908年7月刊发了一篇重磅文章，称沙克尔顿“涉嫌犯有无法形容和令人作呕的罪行”，文章中还说都柏林城堡是政府官员举行狂欢会的地方。

爱德华七世国王对谣言深感不安，因为有前车之鉴，那就是1906年至1907年的德国尤伦堡事件。很有影响力的记者马克西米连·哈登多次指责威廉二世的内阁和社交圈中的几个人有同性恋行为，这一丑闻是以被告之一、尤伦堡王子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而菲利普是威廉二世最亲密的朋友。媒体的笔伐口诛让威廉二世的很多亲信被迫辞职。威廉是爱德华七世的外甥，虽然爱德华讨厌威廉，可能也很希望看他陷入困境，但爱德华绝对不想自己也卷入类似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