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未来: “朝九晚五”过时了吗？

最近，一位在美国从事信息技术（IT）工作的朋友跟我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家工作的他，特别喜欢与两个年幼孩子共度时光，于是他调整了工作时间。现在，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在家开始工作，这样就可以在下午较早地从幼儿园接孩子们回家，给他们做晚饭，安排他们睡觉。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很糟糕，迫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他并非特例，无数的人开始重新思考工作这件事。

在中国，如果说2020年是“内卷元年”，那2021年则是“躺平元年”。很多人决定放弃靠拼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以求过上一种慢生活。而美国则在2021年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辞职潮，仅4月就有创纪录的400万人辞职。有些员工为了更高的薪水、更有利的条件而辞职，有些则选择退休，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生。之前人们可能觉得，任何工作都比失业好，因而坚持工作，而现在人们则正在用脚投票。

《哈佛商业评论》2021年的一项全球调研结果显示，有62%的受访者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倦怠期，有85%的受访者觉得幸福感降低，更有8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场生活状态每况愈下。

雇主们正在面临挑战。有些雇主想方设法招聘工人，以解决驾驶重型货车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有些公司则采取强制和福利相结合的方式让雇员接种疫苗，返回办公室工作，或者完全取消办公室，采取远程办公优先的政策。

有些公司，比如奈飞（Netflix），为了遏制员工中的激进思潮，主动开始变革原有的企业文化。在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迫使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承诺改善招聘政策，增加公司中黑人员工的比例。

应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速了工作实践的变化。麦肯锡202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三分之二接受调查的高级管理人员“表示他们正在或多或少地加大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AI）的投入”，这意味着工人不久后能够从最枯燥或最危险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否则就会失业。

自2020年以来，各国政府和众多公司正在尝试创造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要想设想未来的工作模式，需要我们首先去了解工作的历史。

职场文化史 

办公室的未来就藏在它过去的历史中，这是荷兰社会历史学家扬·卢卡森在他的巨著《工作的故事》中告诉我们的，他把我们目前对白领工作的反思放在了更广阔的背景中，那就是人类70万年的历史。本书描述的地域辽阔，横跨几大洲，工作者的状态多样，既有狩猎采集者，也有奴隶和开视频会议的打工人，可以说，本书审视了“除了睡眠和休闲时间之外的所有人类追求”。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其著作中指出：“在 20世纪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人的工作与我们今天所知的为了薪水而从事的工作完全不同，他们的工作环境也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卢卡森也同样主要关注无偿的家务劳动，包括20世纪家庭主妇的劳动。他认为，工作的历史不仅仅是竞争，还有合作，“即使孤独的鲁滨逊，也找到了他的星期五。”他这样写道。

从1800年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庞大，工作的世界变得更加同质化了，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管理学的兴起。回顾过去的两个世纪，卢卡森写道：“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以类似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工作。人们也从未如此努力地改善集体和个人的劳资关系以及劳动环境。”

在今天的工作文化中，依然可以看到公司以前对待员工的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在其1956年的著作《组织人》中说：在20世纪中叶，公司试图为员工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对那些经历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人们来说，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为了获得这种安全性，员工需要对公司忠贞不渝。“工人们顺从了，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他们也确实得到了真正的好处：工资、养老金，还有持久的工作保障。”

当时的工人们需要公司提供稳定性和安全网，但是同时公司要求他们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创造力和大部分时间。不过，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当时美国经济开始停滞、衰退。从1980年到1988年，美国的《财富》500强公司减少了300多万个工作岗位。公司开始背弃他们最初的承诺，不稳定性又回来了，那些围绕公司安排一生的人被抛弃了。最终，美国进入到了很多人一生中会从事多种工作的时期。

不过，美国仍努力在工作文化中找到一定的稳定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初创公司渐渐发展成为大公司，在此过程中也创造了一种工作场所文化，比如说，将管理视为事后的补救措施，用空洞的津贴代替实际的福利，对人力资源疏于管理，迷恋生产力，依赖灵活的合同工，在公司园区提供免费的食物和免费洗衣服务等等。

在美国，千禧一代（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被迫进入了一种“搏命文化”中，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成为极端工作狂。《纽约时报》2019年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在硅谷，朝九晚五是失败者的标签》，文章中说：尽管数据已经证实长时间工作并不会带来效率或者创新的增长，但过度工作的神话仍不绝于耳，因为它能把一小部分精英对巨额财富的攫取合法化。

对于经历过经济衰退和经济衰退后的动荡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进入其中的工作文化：一直在工作是常态，不知道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要求什么，也不知道工会可以做什么。

2020年3月以后美国的很多办公室被迫关闭，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虽然有不少打工人必须亲临工作场所工作，但大约42%的美国人开始远程工作。现在，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不少公司开始制定重返办公室的计划，不过，很多公司开始提供灵活的工作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来重新思考工作的形式——包括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

远离办公室

英特尔技术专家梅丽莎·格雷格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自我优化、自我提升的商业书籍激增。许多类似的书籍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提高效率的责任如今更多地落在了每一个个人身上。但真的应该这样吗？格雷格指出，有时候人们不成功的原因并非在于自身，而在于整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要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一些公司进行了尝试，比如在疫情初期，美国社交媒体整合管理公司Buffer就在薪资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采取4天工作制，基于效果极有可能永久执行下去。而GitLab公司则采取不同步的工作制度，而Ultranauts公司则增加了信息透明度，所有会议的会议记录，员工都可以查看。提高工作效率的根本在于信任员工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而不是让他们把时间浪费在打卡上。

查理·瓦泽尔和安妮·海伦·彼得森是一对夫妻，他们远离办公室，在蒙大拿州的家中工作，瓦泽尔为《纽约时报》、彼得森为美国的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 工作。2021年末他们的著作《远离办公室》出版，作为远程工作的热情拥护者，他们在书中写道：将一群白领以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集中在办公室或其他地方，现在显然是多余的。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将自己从办公室工作中最有害、最令人沮丧的那一面中解放出来。不仅是改变工作的地点，还要重新思考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我们分配给它的时间。工作不应成为我们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友谊、个人价值或归属感的主要来源”。

瓦泽尔和彼得森热情称赞远程工作，不过他们也承认，远程工作应该和办公室工作交叉，作为一种混合工作模式，这会让人更快乐、更健康，让人成为更好的朋友、当地社区的模范成员和更平等的伙伴。他们认为，这也是让员工更团结的手段。

为了让员工拥有健康的工作文化，需要让他们在工作之外拥有健康的生活。瓦泽尔和彼得森认为，如果你能够让工作不是生活的中心，如果你设法将精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而不是全部消耗在工作上，那么，你就有机会把你的时间、精力、承诺、奉献精神转向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和你的社区。

早在2019年，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就宣布了一项计划：向远程工作者支付1万美元的津贴，以便他们搬到社区并在那里做志愿者。塔尔萨的生活成本很低，这促使更多所谓的“笔记本电脑民工”申请了该计划。瓦泽尔和彼得森认为，该计划不仅对公司、城市、个人有利，而且对这一切都有利。

瓦泽尔和彼得森认为，只把时间花在工作上也会在政治层面产生负面影响。一直工作的问题在于，除了工作、个人、家庭和直系亲属外，很难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这会让人向内转。当你以专注于保护个人的方式投票时，就不会去思考整个社会该如何运转，政府应该如何全面考虑。在家工作及其提供的灵活性，实际上可以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到社区中，可以让你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了解世界上谁更需要照顾。

《不在办公室》迎合了那些认为自己正遭受“工作主义”之苦的读者，“工作主义”这种“新宗教”将我们的职业身份神圣化，但却损害其他的一切。像卢卡森一样，瓦泽尔和彼得森也相信我们现在有机会塑造我们的工作模式，悠久的工作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从工作中找到意义、合作和公平。

当谈到工作趋势时，历史经验警告我们不要盲目乐观。英国1833年颁布《废奴法案》，1865年第13条修正案被纳入美国《宪法》，似乎预示着奴隶制走向了终结，但是100年后又出现了“希特勒的强制劳动”。另外，总有意外改变历史的进程，比如：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英国实行了强制休假政策，让一些企业的员工带薪休假，这一政策持续了19个月。英国政府数据显示，到2021年10月强制休假计划结束，政府花费了690亿英镑来支付员工薪资。如果将个体经营者的补贴计算在内，疫情期间此项计划的总费用达到了970亿英镑。而美国，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影响，政府通过直接向民众发放支票的方式来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英国和美国的政策绝对不可想象，这让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想象正在发生变化。”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