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的“爱”与“怕”

离婚有时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会相遇，也会分开，但分开并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就失败了。怎样算是失败？是你操控着伴侣或者被伴侣操控继续过着灰暗的生活，是不再相信爱情，是假装爱或者向不爱我们的人祈求爱，是因为害怕孤独或者害怕别人评判而勉强维持虚伪的自我。

为了缓解离婚潮带来的社会影响，中国在2020年设立了“离婚冷静期”，要求夫妻双方在登记离婚申请30日内，重新思考婚姻关系，任何一方都可以撤回离婚申请。作为听着传统中国爱情故事长大，又在成年后接触西方爱情小说和电影的一代人，我们可以发现，当中国人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的是如何通过牺牲而达到永恒;当西方人在谈论爱情时，他们谈论的是如何通过牺牲而获得成全。中国人的爱情是一年只能在鹊桥上相会一次的牛郎和织女，祖训一般揭示了男女在一见钟情时迸发的火花，需要你付出一生不厌其烦的努力才能维持它的闪耀。因此，离婚问题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里显得尤为棘手：你们确定、一定、肯定真的不再相爱了吗？

意大利则是一个被浪漫故事所包围的国家，爱情在这里来势汹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来自意大利，甚至连情人节都源自意大利。他们似乎天生擅长恋爱，也擅长制造浪漫的故事，爱情与美食是意大利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之间，他们都习惯于用“亲爱的”或者“甜心”来称呼对方，以此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往往先从试探开始，但意大利人却习惯于一脚跨过试探的门槛，热情洋溢地传递他们的爱。爱情在意大利来得太快，他们不畏惧表达爱情：在博洛尼亚的火车站发车口，有一个专门为恋人们设立的“吻别点”，可以让恋人们在离别时也能拥有美好的回忆。在这个爱情迸发的国家，结婚率却是全欧盟最低的，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相爱很容易，离婚却很难。

意大利式离婚

1945年11月，自由派天主教历史学家阿图罗·卡洛·耶莫洛将意大利的家庭制度描述为一个紧密相扣的“钢铁胶囊”，它在脆弱的社会结构中显得独具一格——从19世纪末开始，这些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集体顽强地抵御着来自其他西方社会价值观产生的腐蚀般的影响，坚定地维护着家庭的荣誉和保守理念。意大利的家族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来自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们以创办银行、发展金融业务为基础，为整个家族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实力，在家族成员相互扶持下，越来越多的美第奇家族成员跻身于政治、宗教和王室行列中，并且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赞助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随着战争和时代的变迁，许多大家族分裂成了小家庭单位，仍然延续了家族制度的观念和思想。对意大利保守派和天主教高层来说，紧密的家庭结构为战后意大利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可以维持社会平衡，值得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维护这样的秩序。

其中一种家庭的保护形式自然是“一夫一妻制”，它利用情感承诺与责任为夫妻之间建构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被载入了新的共和国宪法。该宪法承认家庭是一个“自然社会”——这种策略使家庭制度在战后的意大利染上了特殊的伦理意味。

20世纪40年代中期，意大利仍然处于一种混乱的政治局势中，宗教界对意大利法律制定有着相当重要的话语权。战后为了促进经济繁荣，意大利吸纳移民、改变传统产业模式，并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这使意大利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些变化无一不冲击着传统婚姻和家庭的规范，以及过去宗教决定的社会观念。但是，教廷仍然确信，婚姻与家庭制度无法随着世俗观念发展而改变，那些破坏婚姻的道德问题将引发社会分裂。

天主教认为，婚姻是由上帝设立的，婚礼则被定义为一种“圣礼”，因此婚姻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它意味着“基督与教会之间不可分割的结合”。在20世纪前，如果夫妻双方产生了离婚的想法，唯一途径只有分居，“合法分居”在当时被称为“divorce a mensa et thoro”，意思是“从桌子和床上分开”，即分桌吃、分床睡，但婚姻关系并不能正式结束。到了20世纪，为了重视婚姻中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教廷规定，如果夫妇中的一方遗弃、虐待对方或者犯了“通奸罪”，那么，另外一方才能提出离婚的要求。在“通奸罪”的基础上，法律还引申出了一个“名誉杀人罪”，即：当夫妻中一方发现自己的配偶与他人存在通奸行为，如果被背叛的那一方为了自己家族的名誉而杀害自己的配偶，那法官就能够以“名誉杀人罪”的名义缩短杀人犯的刑期，只需处以3到7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她）是在“挽救自己家族的名誉”。也就是说，即便夫妻双方出于自愿，也不能结束婚姻关系，唯一能够减轻痛楚并且不至于让自己家族颜面扫地的方式只有一个：杀害自己的伴侣。家族荣誉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的价值之上。

1961年，意大利导演皮亚托·杰米基于意大利这种荒唐的法律和社会文化拍摄了一部关于离婚问题的电影——《意大利式离婚》。这部影片展现了意大利南方西西里小城的一名贵族费费（费尔南多的简称，这是他的妻子给他起的爱称）为了逃脱婚姻的枷锁，是如何想方设法杀害妻子的。费费的家族上下由传统的贵族联姻组成，他与妻子罗莎莉有着长达12年的婚姻关系，但他在背地里偷偷深爱着年轻貌美的安吉拉。作为小城中尽人皆知的贵族长子，他无法堂而皇之地与安吉拉开展暧昧关系，因为婚外情会让自己的家族蒙羞。于是，他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合理合法”地杀害自己的妻子，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直到城里一名叫玛莲妮娜的女人残忍地杀害了自己出轨的丈夫。

小城对玛莲妮娜的罪行举行了公开审判。城里所有的女人，都一致将玛莲妮娜视为女英雄——她作为女人，并没有像其他懦弱而悲惨的妻子一样对丈夫的不忠坐视不管，而是选择勇敢地站出来，用手枪亲自结束这段婚姻。而“玛莲妮娜”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正是“小玛利亚”，即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女人们挤在法庭里，热烈地鼓励着玛莲妮娜，玛莲妮娜神情刚毅肃然，没有一丝后悔——这就好像现在那些面对网络舆论毅然决然选择离婚的女明星们，守护家庭并不会让更多的人同情自己，斩断情丝、活出自我才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当女人们终于站起来决心掌控生活的时候，抛弃过去牵挂的一切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也会让她们未来的道路走起来更加轻松。玛莲妮娜的律师像赞颂英雄一般为玛莲妮娜进行辩护：她本是一位谦逊可怜的南方女子，需要经受巨大的生育痛苦，而丈夫的出轨则将她送入了绵延的噩梦之中，她需要用枪声来打破这羞耻的噩梦。最终法官宣判死去的丈夫罪有应得，而玛莲妮娜为“名誉杀人罪”，只需服刑3年。

宗教、法律、社会舆论，成为束缚意大利普通人婚姻与离婚自由的铁锁。费费从玛莲妮娜杀夫案获得灵感，像一名病态的丈夫一样，想方设法让妻子爱上别人，以使妻子犯下“通奸罪”，从而让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杀害妻子。他为妻子购置华服，好让别的男人能够贪图妻子的美色;根据自己对妻子的了解，暗中为她物色合格的出轨对象;偷看妻子的旧信件，找来了她曾经的初恋情人;自己给自己写举报妻子通奸的信件，对外却假装一直被蒙在鼓里……当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在垂死的边缘始终无法顺利地画上句点时，他禁不住本能地奋力挣扎，做出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

最终费费成功了——妻子果然禁不住诱惑，与初恋情人出轨了。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他找到机会亲手杀死妻子之前，妻子就和初恋情人跳上了私奔的火车，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但是在大众眼中，费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绿帽的傻瓜”，人们对他的短暂同情转变成了长久的嘲弄，认为他虽为一家之主却无力掌管自己的妻子，让自己的家族蒙羞。朋友们嘲笑他，家人远离他，而他那位与情人私奔的妻子，却成为了相当一部分人眼里女性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榜样。

费费失落地走在大街上，他曾经是当地德高望重、备受尊敬的贵族，现在却成了人人嘲弄的傻瓜。人们写信提醒他：想要挽回家族的声誉，唯一的方法是杀了背叛自己的妻子。

费费与玛莲妮娜的家庭，同样作为离婚问题的受害者，当他们面临同样的道德问题时，20世纪的社会舆论却为他们站在了两个极端——杀害丈夫的可以被视为女英雄，杀害妻子的只能算是挽回最后的颜面;与情人私奔的丈夫罪该万死，与情人私奔的妻子却是在追求自我。这种自相矛盾的观念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文化改革之初，对男性在家庭中天生权威的质疑以及女性解放意识的萌芽，而宗教却在这场性别意识主导的混战中筑起了忽略社会价值观变革的顽固铁墙。

离婚自由与妇女解放

1970年12月1日，意大利终于迎来了转折点——《离婚法》首次在意大利获得批准。这是一个改变社会的重要时刻，意大利《晚邮报》当天头版的相关标题为《意大利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由赢得了胜利》。这是一项保障社会基本权利的立法措施，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她们终于看到了国家承认的权利以及逃离婚姻暴力和压迫的出口。

许多天主教徒和基督教民主党强烈反对《离婚法》，对于教会来说，婚姻是“夫妻间无法割裂的缘分”。4年以后，教会又极力推动了一场废除《离婚法》的公投。令人惊讶的是，高达60%的意大利人投票反对废除该法律，明确地向教会说了声“不”——对许多夫妻来说，离婚是双赢的权利，没有回头之路。这项法律逐渐改变了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对自己的权利和价值产生更高的认识，并且开始渴望自己的经济和决策独立。她们能够理直气壮地拒绝婚姻关系，尤其是那些对她们来说不愉快的婚姻，不必再和那些与自己生活方式不相融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过去，婚姻是意大利女性人生唯一的选择。

1981年，“名誉杀人罪”也从刑法中消失。有几位学者分析了当年撰写《离婚法》，以及几年后反对《离婚法》公投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故事，认为《离婚法》出台代表了意大利政治阶层对抗教廷和保守文化而作出的迟来努力，它是政府为了顺应先进的社会观念而作出的回应。《离婚法》是意大利社会意识缓慢发展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意味着传统观念终于开始鼓励人们将目标集中在个人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婚姻和离婚的变革与女性主义之间密切相关，但意大利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对这一话题不闻不问的态度让人尤为不解。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离婚法》涉及私人领域，但它依然是由男性政府官员来主动推动的——它很难被看作是由女性主义思潮推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离婚法》公投事件之后，意大利发生了关于妇女堕胎法律的辩论，却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