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里的奥林匹克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一尊5000年前的猫头鹰雕像成为了特殊的“申奥大使”，并在国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特殊的“申奥大使”

1993年6月，瑞士洛桑市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正在举办申奥国家的文化展。中国拿出了阵容强大的7件珍宝，其中之一就是约有5000年历史的陶鹰尊。

陶鹰尊被确定为“申奥大使”，曾经历了一个严格的筛选过程。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专程来到中国，从北京、西安各地甄选文物。这些文物既要代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又要体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真诚。然而名额有限，只有7件珍宝可以入选，陶鹰尊最终从众多文物中脱颖而出。陶鹰尊在瑞士的展会上一亮相，就引起了各国访客的关注和赞誉。

陶鹰尊是一件比较小巧的黑陶土雕塑，高约35.8厘米，塑造了一只威武雄壮、蓄势待发的猫头鹰。它两眼圆睁，精神抖擞，尖尖的喙部向下弯，形成一个钩形，显得勇猛有力。猫头鹰的前胸丰满结实，肌肉隆起，是尊的腹部;双足和尾部稳定地支撑在地面上，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式，是尊的足部;鹰的背部则开有器口。猫头鹰的面部表情与身体造型结合起来，越发透露出一种桀骜威武之美。

虽然陶鹰尊的整体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但装饰并不繁复。除了面部的刻画细致传神，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纹饰，通体简单光洁，尤其是足部的塑造，甚至有些粗糙。专家们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几乎都是这样的风格：器物表面的装饰和精雕细琢都集中在二分之一以上的高度，底部则是简洁大方的风格。这种设计可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关，比如房屋低矮，没有桌椅等家具，人们往往席地而坐，器物也是放置在地上。这时候的雕塑工艺刚刚起步，人们都是依靠日常的观察来塑造形象，因为器物的底部总是处于人的视线以下，所以，人们自然就对其进行从简处理了。

陶鹰尊作为中国陶器最早期的代表作品，不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也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它的观赏性在于并不止简单地复制了猫头鹰的形象，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夸张变形，既凸显了猫头鹰的精神特质，又与陶尊的整体造型融为一体。至于实用性，则体现在它是一件非常合格的容器，猫头鹰的体内都是中空的，连双足也做成空心，增大了其容量。

陶鹰尊是中国雕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宝物。它对商、周时期的青铜鸟兽形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鹰尊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代表作品，与出土的其他同时期的人物、动物陶制品及玉、骨、牙等雕刻器物，一同构成了中国最早的雕刻作品，也构成了新石器文化的忠实载体。

陶鹰尊是在一个成年妇女的陵墓中发现的，类似器物在其他墓穴中没有发现。这个妇女的墓穴中有大量随葬品，且较为精美，说明墓主人在当时的地位比较尊贵。陶鹰尊的出土地是中原仰韶文化发祥地，仰韶文化则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繁荣发展的时期。仰韶文化初期，氏族成员之间是相互平等的，晚期才出现了地位的差别。从陶鹰尊的出土可以看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作品，当时已经出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趋势。

陶鹰尊对猫头鹰的美化表现还体现了当时的图腾崇拜。在原始社会，猫头鹰是人们普遍崇拜的动物，其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人们恐惧黑暗，又常常遭到野兽的攻击，猫头鹰具有很强的夜间活动能力，而且能够矫健地飞翔，凶猛地搏杀，所以，人们对其心生敬畏，将其作为图腾。但后来，猫头鹰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开始发生逆转。相传从战国时期开始，人们普遍反感猫头鹰，认为它是不祥之物，甚至是邪恶的象征。

陶鹰尊出土后，曾经有过其他命名，如陶鸮鼎、陶鸮尊、陶鹰鼎等。其中，鼎和尊的分歧主要在于造型，而鹰和鸮在古代有时是相通的，鸮是鹰的一种，而鹰这个称呼更通俗一些。这种差别是否涉及感情色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猫头鹰的“偶像”地位的陨落历程，的确有些悲剧色彩。

人面鱼纹与奥运福娃

20世纪50年代初，埋藏地下6000多年的半坡遗址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在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组埋葬小孩的瓮棺群。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揭开一个瓮棺上倒扣的陶盆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所有人震惊了——陶盆内壁清晰地绘有一组独特的图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面鱼纹。

这个图案中的人脸被画成圆形，额头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是黑色半弧形，有实有虚，阴阳相间。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立，张开的嘴巴两边分别装饰有两条变形鱼纹，鱼头部分和人嘴重合，耳朵旁也画有写实的鱼形纹饰，人头顶的尖状物可能是一种发髻的装饰。整个画面构图手法大胆夸张，奇特的人鱼合体画面简洁古朴，神秘莫测。

既然人面鱼纹被发现于陶盆内壁上，而绘有人面鱼纹的陶盆又是作为瓮棺盖来使用的，那么，这瓮棺又是什么呢？原来，在遥远的半坡母系氏族时期，孩子备受重视，但由于生存条件相对较差，他们的存活率很低。当小孩夭折后，就被装进一个陶罐或陶瓮中，上面倒扣一个陶盆或陶钵作为盖子，就像后来的棺材一样，因此，在民族学和考古学上被称为瓮棺。在瓮棺盖子的顶部通常还会打一个缺口，便于小孩灵魂出入。这种瓮被埋葬在居住区内房屋的旁边，反映了氏族成人对小孩的关爱和呵护，使他们的灵魂有归宿。而不少作为瓮棺盖的陶盆上都画有图案纹饰，这很可能反映了人们对小孩来生的祈盼，有着特殊的寓意。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中，陶器大多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可想而知，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制陶已经不再是难事。半坡人也处于这样的时代，他们不仅有专门的练泥制陶的工具、设备，还掌握了熟练的制陶工艺。人面鱼纹盆就是在这群能工巧匠的手中幻化出神采的。

制作陶盆的第一步首先是和泥。半坡人就地取材，将当地的黏土和着水反复淘洗，去除杂质，再将和好的泥进一步加工以达到制作陶器的要求。然后，用双手搓出一根根的泥条，并将这些泥条自下而上一圈一圈地盘成需要的形状。接着，在陶坯上用陶拍、刮刀等工具进行拍打和修整，这样就可以使器形更加规整，器壁也相对薄厚均匀一些，整体也更紧实、光滑，最终得以成形。有的陶坯还会在转轮上做更加精细的修整。

陶坯在做好后需要放置在特定的地方阴干，这一步非常关键，它将决定接下来的其他步骤是否能顺利进行。工匠们会对半干的陶坯进行打磨，再修整，待它们干透后才开始彩绘并入窑烧制。他们需要把火候把控得刚刚好，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史前艺术珍品。在口耳相传的工艺中，流露出原始人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这也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条重要的远古密码。人面鱼纹盆中的这个图案，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截至目前，学术界有20多种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反映了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意识。“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不过，对一个氏族来说，图腾中的植物或者动物，都应该是禁止被杀害和食用的，这是图腾禁忌的重要法则。只有在食物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这一禁忌才会有被打破的可能。但是，半坡遗址出土了多种捕鱼工具，还发现了吃完鱼后剩下的鱼骨。另外，有些地窖里还发现了谷物堆积的痕迹，这就说明食物在当时并不算匮乏，而他们是一支吃鱼的部落。所以，“图腾说”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面鱼纹。

还有人根据古籍记载的人鱼互变的神话，认为变形的鱼纹代表人格化的氏族保护神——鱼神，当时的人们通过绘制人面鱼纹来祈求渔猎丰收、生殖繁衍、人丁兴旺;还有学者认为鱼和人面都应该是巫师面具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魔法。另外，还有祖先形象说、权力象征说、日月崇拜说甚至天外来客说等。尽管这20多种说法代表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观点，但的确也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了人面鱼纹的神秘魅力。当你近距离看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时，仔细观察它内壁的这组图案，会发现整体构图有着严谨而富于变化的对称关系。

陶盆口沿有一圈黑色的彩带，如果将它的俯视效果看成是一个圆形的话，那么，在这条黑色的圆形表面，有8个两两对称的箭头纹和直线纹彼此间隔，正好把这个圆划分为八等份。这些箭头纹和直线纹相互之间既有轴对称关系，又呈中心对称分布形态。

盆中的2个人面鱼纹图案和2个鱼纹也是彼此间隔，共同围绕盆底的圆心呈中心对称分布。也就是说，无论从什么角度观看，当您把陶盆水平旋转180°后，所看到的画面都和之前的画面是完全一样的。2个人面鱼纹图案四目相对，虽然闭着眼，但也表现出彼此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纵观这组彩陶图案，2条小鱼循环往复、首尾相连地畅游在2个人脸附近，表现出人与鱼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在一个小小的圆内既有整齐严谨的对称构图，又有朝向不同的灵动设计，虽然画面是有限的，但是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却是无限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人面鱼纹。福娃总设计师韩美林在设计奥运会吉祥物时，就选取了人面鱼纹为原型，并对这个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认知度的独特图形进行了二次创作，由此设计出的5个吉祥物造型，正是着意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奥运福娃的艺术设计

在奥运史上，吉祥物第一次出现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可爱的小猎狗“瓦尔第”风靡全球。此后，吉祥物就成为构成每一届奥运会形象特征的主要因素，人们对它的期望也越来越强烈，而随之主办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奥运福娃设计团队有4位成员，除了韩美林，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教授吴冠英、陈楠、赵金鑫。这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默契的集体，在大方向上大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一致。设计工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韩美林的主造型只要改动一点，负责动作造型的吴冠英就要随之设计出38套动作图形，然后陈楠将动作图案一个一个输入计算机，再下来由负责立体塑造的赵金鑫先制作成泥塑，然后制作成硅胶塑。

北京申奥成功，韩美林功不可没。先当总评委、总设计师，后为总修改的他，为北京申奥改进的会徽，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完美结合的经典设计。他一连做了3个组长：申奥会徽设计组组长、北京奥运会标志创作组组长、吉祥物设计组组长。每当一次组长，都是一次心血的付出，都融入了他那浓浓的奥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