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带给我们的震撼

残奥会是仅次于奥运会的世界第二大体育赛事，但是社会关注度的差别却很大，甚至我们还会听到各种质疑：为什么要让残疾人进行体育比赛？残疾人的比赛有什么好看的？

也许国际残奥委员会前主席菲利普·克雷文的一段话可以提供解释：“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总是趋于负面和消极的。这种看法和观念是无法强行改变的，需要一个颠覆认知的绝佳体验。残奥会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体验的机会。在观看残奥会比赛时，人们会惊叹于选手的出色表现，进而受到鼓舞……残奥会比赛会给予世界上的每个人勇气。”

看见生命的力量

在北京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回转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500米的赛道中滑降180米的高度，沿途需完成49次转向，通过50个旗门。视力障碍组选手只能根据引导员的提示和自身其他感官来完成比赛;站姿组的许多运动员通常有手或手臂伤残，有些只能依靠一侧手臂发力，有些则完全需要靠躯干控制身体;坐姿组运动员固定坐在滑雪器上，腿脚无法施力，主要使用手臂力量。

在轮椅冰壶比赛中，运动员需坐在轮椅上，身体前倾，用长2米左右的投壶杆推出44磅（约19千克）重的冰壶，赛道长度44.5米。本垒是赛道另一端一个直径1.8米的圆，冰壶需要尽量靠近圆心，同时将对方的冰壶打离圆心。他们无法在掷壶后调整滑道的摩擦力，精准度完全由投掷的时刻掌控。

在残奥冰球项目中，运动员需穿着厚重的护具坐在冰橇上，借助球杆较尖的一端推行冰橇，用像船桨的一端击打冰球。为了争夺冰球控制权，运动员需进行竞速，这样极易发生冲撞、拼抢，而冰球直径仅3英寸（约7.62厘米）、厚度仅1英寸（约2.54厘米）。

许多项目光听描述就知道连健全的人都很难完成。在冬残奥会的比赛中，护目镜、服装、设备等很容易遮掩住运动员的残疾特征，看他们的比赛，观众也非常容易忘记他们是残疾人，因为他们的技术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他们停下动作，离开滑雪器械，你可能才会注意到他们的残疾：刚刚那个在雪道上速降、急转弯、过障碍的人是没有视力的，而那个以坐姿完成比赛的人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离开滑雪器，因为他自己没有双腿……

如果看夏季残奥会，这种震撼会更加直观——运动员的肢体残缺毫无遮掩。没有双臂的游泳运动员在仰泳比赛出发时必须用牙咬住一条毛巾或绳带，才能维持住出发姿势，而发令枪响后，他便化身为飞鱼，“嗖”地一下就到了终点，而这时，他只能以头去撞泳池池壁上的感应器。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残疾人运动比赛不够激烈，没什么看头，这纯粹是没看过比赛的人想象而已。国际残奥委员会前主席菲利普·克雷文曾说：“人们对残疾人的能力难免怀疑，我来举个例子吧。肯尼亚有个盲人长跑运动员，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能跑多快，而是找不到一个和他跑得一样快的健全人作为领跑员。”

这些存在身体障碍的人，到底如何完成如此激烈的比赛？无需多言，正是运动员的汗水与坚持。先天没有双臂的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孙鸿胜说：“滑雪就是摔，你想突破、想尝试新的东西，你就要不停地摔了爬起来，爬起来继续摔。这种摔打是所有运动员都要面对的，只是残障运动员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

“奥林匹克”不仅仅是比赛，更重要的是超越自我的精神。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中国第一位，也是当年唯一一位参加残奥高山滑雪的运动员刘思彤，在滑降比赛中雪橇失去平衡翻倒，仅有一条腿的她依靠双臂力量恢复姿势，坚持完成比赛。在2015年残运会田径男子T42级100米决赛中，李茂大的右腿义肢意外脱落，他重重摔倒在地，但他毫不犹豫地捡起义肢，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艰难地单脚跳到了终点。

看见平常的存在

斯蒂芬·霍金曾说：“残奥会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的人或普通人，我们有的是相同的人类精神。”

在根据残奥径赛金牌得主、中国香港残疾人运动员苏桦伟的真实经历拍摄的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苏桦伟在拍摄广告的过程中被要求做出傻兮兮的表情，以凸显他的残障。这个很真实地展现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

对于残疾人，社会上一般有两极化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将残疾人想象成无法应对生活、悲观消极的弱者形象，而另一方面又将他们想象成克服了重重困难障碍、乐观开朗的强者形象。我们似乎忘记了他们也是“人”，拥有日常的生活。

在北京冬残奥会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不一样的画面：残奥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站姿决赛颁奖典礼上，冠军——加拿大运动员马克·阿伦兹在主持人宣布亚军和季军得主时，用仅有的一只手轻轻地拍打大腿“鼓掌”，向对手致意，此时的他是一个充满体育精神、尊重他人的人;中国残奥高山滑雪队的张梦秋5次登上领奖台，每次都精心准备了自己的发型：从麻花辫、桃心双马尾，到小碎辫、红色蝴蝶结盘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美的少女;在残奥会的宣传片中，记者随孙鸿胜到他的宿舍进行采访，进门后，孙鸿胜用双脚匆匆忙忙地收拾起地上乱七八糟的杂物，此时的他是一个略显邋遢但却可爱的大男孩;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赢得冬季两项短距离站姿组金牌的郭雨洁，在接受视频连线采访过程中，她的室友、刚刚在两项女子中距离视障比赛中取得铜牌的王跃回到宿舍，郭雨洁一时忘记了采访，两个女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此时的她们是一对关心彼此的好友;在比赛间隙，运动员们争相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合影，和吉祥物一起跳广场舞，此时的每一个人都是欢乐简单的追星者……

除了官方的报道，运动员们也很乐于在社交平台展示自我。许多运动员都拍摄了视频博客（vlog），记录自己和队友们的冬奥日常。在德国运动员克里斯托弗·格洛茨纳的视频中，有队友在车上昏昏欲睡的画面，也有他自己在入住残奥村后一跃跳上床的喜悦;在法国代表队的视频中，运动员们在高铁上做“人浪”，折腾不休;在美国运动员格蕾斯·米勒的视频中，她向网友们展示自己带来的无数件衣服，充满元气和活力;在日本运动员冈本圭司的视频中，运动员们纷纷比拼着自己在残奥村中打卡体验获得的各种纪念徽章。

这些瞬间中展示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偏好和兴趣，有着优点和缺点，生活中也会有疲惫和低潮——残疾人也是平常人。

曾在暴力伤医事件中受伤的眼科医生陶勇，左手神经严重受损，如今是一名持证的残疾人。他曾在一档真人秀节目中说：“在比较中失去的，要在存在中找回来。”尽管这话并不是针对残疾人而言，但这正是许多残疾人的生命经验，相对于身体健全的人他们是缺失的，而存在感令他们找回了人生。夺冠的瞬间是存在，生命中一个个的瞬间同样是存在。残疾人希望其他人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残疾，还包括完整的自己。就如刘雨彤所说：“我的残疾并不在我身上，而是在大家的眼里，我身体有没有残疾，取决于你怎么看我。”

看见现实的困境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指出：“残疾人事业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基层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尤其薄弱。”

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共取得18枚金牌、20枚银牌和23枚铜牌，位列奖牌榜第一。然而，大众对残疾人运动的关注仍然相对较少，对残疾人运动的重视也是在2001年申办北京奥运会成功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1984年洛杉矶残奥会上为中国夺得首金的跳远运动员平亚丽，回忆当年的训练情况时说：“残疾人集训队没有编制，所有队员都是兼职训练，也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人家（指奥运会集训的运动员）是上下午练，我们就捡中午或晚上练。人家吃着50块标准一餐的自助，我们训练完了吃着干烙饼，拿军用水壶灌点凉白开，连瓶装水也没有。偶尔有好心的教练特意让出来场地，我们感激得不行。”

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中，苏桦伟的教练也曾抱怨香港区别对待普通运动员和残疾人运动员：“李丽珊（香港帆板运动员，为香港赢得奥运首金）有几百万奖金，我们顶多给几万块。”苏桦伟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送快递，平亚丽在退役后也一度面临失业和生活困难。不过，随着国家对残疾人运动的日益重视和对退役运动员生活的关注，这些情况渐渐得到了改善。

每16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

“残废”是对残疾人的贬称，这个词基本上能代表过去很长时间中人们对待残疾的态度：有了残疾就等于是成了废物。认为残疾即等于废物的观念在过去并不罕见，甚至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这么看。

2016年7月26日，日本神奈川相模原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凶犯植松圣在深夜潜入一家福利院，用匕首、锤子和双手杀害了19名残疾人，另有26人受伤。他并不是什么精神变态，而是思维清晰、爱表达，在等待审判期间，经常给那些批判他的媒体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理解不了他人意思的人，没有活着的价值。这个国家没有多余的资源去帮助那些连生产能力都没有的人。”

如此恶性的事件是罕见的，但日常的歧视依然是广泛存在的。郭雨洁先天左手残疾，没有手指，她说自己“小时候很自卑，出门就会把手藏起来”。意大利残疾人跳远选手罗伯特·拉巴尔贝拉在18岁时因车祸右腿截肢，他在出院前佩带了假肢，在医生的建议下出门散步适应，路人其实看不出来穿着长裤的他只有一条腿，然而他依然充满恐惧，“只想成为一个隐身人。”

随着残疾人越来越多地展示自我，越来越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残疾人享有正常生活。

根据《“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的统计，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6%，每16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残疾人很少，因为残疾人的出行非常困难。

在很多城市，大部分老旧建筑没有无障碍设施，甚至是北京的一些地铁站，也只有台阶，没有无障碍通道或电梯;老旧街道人行道过窄，行人通行都有困难，根本无法容纳轮椅，盲道被占用或存在断头、坑洼不平之类的危险情况;全国有1731万视力残疾人士，但导盲犬数量只有200多只，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每年只能培训35只导盲犬，西安培训基地成立4年仅2只导盲犬毕业，而工作中的导盲犬还经常被公交车、商场、写字楼等公共场所拒绝进入;很多公厕没有无障碍卫生间，或空间设计不合理;手机、电脑等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设备的无障碍机型或无障碍模式设计不符合残疾人的需求，更别提适合残疾人的扶手高度、台面高度、盲文标识、坡度警告等细节问题了。

2019年7月，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无障碍设施，在回酒店的路上，因为无障碍坡道被停车占据，就选择走另一条道路，但这条路是一条死路，紧邻的酒店停车场和路面有2米高度差，但毫无警示标识，文军连人带轮椅坠落下去，不幸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