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方维度

近年来，“地方”成为文学界一个热点议题。李怡提出以“地方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式，李永东在回应这一构想的同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地方”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李永东看来，地方不仅是一个个具体的地理空间、社会场域，还是人“在世存有”的栖居之地，揭示着人与世界的关联，塑造着人的知识、经验与个性。随着当代“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等地方性创作群体不断涌现，“地方”这一话题亦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地方”是一个有着丰富意义指涉的文学关键词，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地方”如何参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进程，又如何形塑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这些皆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开拓的理论问题。

一、“地方”概念的理论内涵

“地方”（Place）这一概念在思想史中经历了悠久的演变过程。在古希腊人的语境里，“地方”或者称作“场所”“处所”，是一种标示出事物位置的空间经验，反映着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相互包容或分隔的关系。每个物体都有其所处的地方，每一物所处的特定地方在标识一种包容关系的同时，也划分了物与物的边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地方与事物的存在本身具有同一性，没有事物能够脱离地方而存在，而“世界”“宇宙”等更为宽广的空间概念，是由一系列由小到大的地方经验构筑而成。而这也与汉语中“地方”的字面意义不谋而合，“‘地方’由象征‘大地’的‘地’与指代‘边界’的‘方’组成，前者指代可以供人自由徜徉的空间，后者则给这个空间设定界限，因为‘方’是中国传统上划分界限常使用的计量方式”（陈浩然《西方文论关键词：地方》）。在古人看来，“地方”就是人类主体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而西方近代以来，“地方”失去了与人与物的具身联系，沦为人与事物存在的背景。这与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空间经验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牛顿力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理论框架中，空间与时间一样，是绝对独立于物体之外的存在，它们一同构成了所有物体运动的参照背景，为人们观察物体的运动提供参照系，而地方只是处于空间这一坐标系上的一个点、一个位置。由此，地方在现代的语境中，渐渐变为某种空间或权力秩序下的某个地点或者位置，与主体性相分离，成为一种依托于他者的存在。

20世纪西方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对“地方”的阐释，则在反思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回归古希腊的思想传统，恢复地方与人类存在和经验的联系。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人“置身世界”（Being-in-the-World）的状态建基于人与地方的关系之中，人通过“栖居”（Dwelling）建立了一种与地方之间深层的、连续的关联，并因此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有限存在。地方并非一个与人无关的背景存在，而是与主体共处于一个整体之中。这启发了西方地理学家在现象学的“栖居”“经验”的基础上，对“地方”的内涵进行新的发展。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将“地方”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关键理论术语，将其视为人的感知与价值的中心。在段义孚的语境中，地方具有复合的情感结构，它既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又是主观情感与价值的凝结之物。段义孚认为地方是由空间转化而成，“一旦空间获得了界定和意义，它就变成了地方”（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地方首先是被人所感知的空间实体，它的形成离不开人的空间感，只有当人调动了所有的感官，并且经过了大脑积极的反思，使一个空间实现了具体的现实性时，这一空间才能转化为地方。在空间转化为地方的过程中，离不开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倾注，更为复杂的是其中还有人的集体记忆与想象等文化因素发挥作用，即人对于特定地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的体认，以及由这种文化体认上升至一种国族身份认同的心理和实践行为。段义孚将以上从个体到集体层面的情感、思维和记忆活动统一概括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将之定义为“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其产生源于人类对外界环境的审美感知，而“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段义孚《恋地情结》）。在段义孚看来，“恋地情结”是“地方”蕴含的情感结构的诠释，由于“恋地情结”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地方”亦因此成为一个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下的社会和文化实体。蒂姆·克利斯韦尔（Tim Cresswell）对段义孚的理论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地方”在作为具体事物的存在之外，本身就是我们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地方不单只是有待观察、研究和书写的事物，地方本身就是我们观看、研究和书写方式的一环”（蒂姆·克利斯韦尔《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作为经验世界的方式和基础的“地方”，为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提供了首要的因素，它的建构与生成都与感知和经验的主体不可分离。因此，“地方”及与之相关的风物、民俗等地方性因素，都不能仅仅视为客体或者观察的对象，而是要将这些地方经验视为人之主体性的直接反映。

通过对“地方”的内涵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认识和实践价值。地方不仅是作家所描摹和书写的对象，也可以成为作家观看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承载和传递着个体或集体的情感与思想，而思想、情感等较为抽象的内涵也需通过地方书写才能变得具体可感。因此，地方是文学创作中的关键枢纽，系统评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方维度，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地方维度

从“地方”的视角来看，人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空间之中，种种具体的空间意识、空间经验的累积，最终使人形成完整的时空观、世界观。因此，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这一宏大命题，首先反映在作家在其所生活的地方之中的情感与观念变化之中，“人都是生存于具体而微的‘空间’之中的，是这一特殊‘地方’的人生和情感的体验真实地催动了各自思想变化，文学的现代之变，更应该落实到中国作家‘在地方’的空间意识里”（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

正如王富仁所论，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自己的时空观念的，“不是时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空间观念的变化，而是空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一）—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骤然发现了一个迥异于中国古代的空间形式与结构的“西方世界”。也正因如此，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意识，相比于西方的“地方”思想系谱中对于个体与世界关系的追寻，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以群体意义的国家、民族替代个体，将中国视作全球视域中的一个“地方”。这样一种特殊的空间意识，将个体的“地方感”的书写，作为建构一种更为宏大的国族叙述的路径，从而建立一种普遍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因此，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书写，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强烈的民族色彩，注重整体民族观念的表达。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中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地方’被普遍（尽管并不仅仅被）表征为一个更大的形成物—如民族或文化—之真实价值观念（authentic values）的地点，这种真实价值观念尤其在乡土当中得到具体体现。”相比于对地方本土特征的客观摹写，作家更重视乡土风光、民间习俗等所传达的价值观，并对其进行弘扬或批判。

近代中国率先关注文学地方维度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学者。鲁迅提出文艺上要有地方色彩，主张在艺术中纳入风物、民俗等地方因素，因为“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鲁迅全集》）。鲁迅对“地方”的阐释与其他学者不同，鲁迅将“地方”视为与“别国”“别地方”相迥异的主体，将地方性作为实现文学世界性的手段。因为鲁迅所理解的文学世界性，不只是接受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与改造，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乡土风貌的真实书写，表现中华民族的生活与民族精神。“每一个民族应该通过自己的生活，把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面表现出来。”（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左联”作家响应鲁迅的号召，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延展地方维度的广度和深度。

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地方维度开始被文艺理论界广泛关注。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文学创作中“地方—民族—世界”的递进关系，最终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共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想法就是以记录地域风俗、描绘地方风景与吸纳方言土语等为手段，使作品获得地方性特征，从而使其真正具有某种民族特色或民族性，并最终创作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经典作品”（李松睿《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地方性问题》）。

三、展望当代文学中的地方维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学思潮再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国，当年被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学者所论的地方维度，再度成为文学界的焦点。但新的问题也再一次出现，地方在当代文学书写中往往成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表征，忽视了中国本土特质。“因为1980年代强大的‘现代化’话语，地方性的书写变成了‘地方性’向‘世界性’的一种臣服，地方性/世界性被置换为城/乡二元区隔，空间性的并置被改写为时间性的进阶。”（杨庆祥《“新南方写作”和“间离化”的历史—以朱山坡近作为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作家跳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阈限，将目光投向中国古代那个更悠久的地方书写传统—山水诗、地方志、游记等，并将文人化的风格带入当代中国文学，相对于价值观念的表达，更为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表达由审美感知转化而来的“恋地情结”。就像贾平凹对秦岭的书写，“秦岭”作为贯穿贾平凹文学书写生涯的“地方”，它既是作家文学经验的基础，也是作家记忆和情感的沉积之地，还是作家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视角与方法，正如贾平凹对自己几十年创作内容的总结：“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在贾平凹的作品中，秦岭就像中国古代诗画中所书写和描绘的自然山水那样，成为时空中的无限及永存的象征。“山水的意象借得道的时间尺度，暗示着一种尽收一切变化的历史观。”（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文学的地方书写在对中国传统的体认中，焕发出廓大的气象。

自倡导“地方与文艺”以来，文学地方书写弦歌不辍，在近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呈现出多重样貌。展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书写，地方维度在回归传统上进行有益探索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当下现实，把握时代脉搏。“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的地方书写，不仅需要作家真实的亲身经验、深挚的“恋地情结”，亦需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从而使作品在展现乡土风貌与民族色彩的同时，也为世界传递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与文化。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世界观念在中国的接受与当代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2ZWB0035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