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刘禹锡的诗学观

刘禹锡作为中唐时期承前启后的诗歌大家，他不仅是“诗豪”，更对诗歌创作的理论认识颇为深刻。刘禹锡有关诗歌理论的见解并没有汇总在一本著作里进行专门论述，而是散见于他的诗歌、集纪、碑文、散文等作品中。刘禹锡现存的七百余首作品，足以印证他对诗歌的创作认识极为深刻，他的诗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导着自己的诗歌创作与实践。刘禹锡主要论诗的作品有《董氏武陵集纪》《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明贽论》《献权舍人书》《上淮南李相公启》等，体现了他较为成熟的诗学观念。本文重点在于文本分析，同时联系时代背景，探析刘禹锡诗学观和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联系，进而突出刘禹锡对诗歌发展的认识。

一、诗歌创作技巧之想象

刘禹锡从小博览群书，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研究。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出关于作家创作的内在活动的观点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关于作家创作的几个要点一脉相承。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这段文字开头就提出“思”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那便是“构思”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进入到更深的层面。刘勰主张“构思”是诗歌创作的首要前提，在充分的思考过后其说“思接千载”，这个“千载”便是“构思”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它连接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情感随着起伏变化。“视通万里”中的“视”不是物理上的视觉，而是想象的画面，视野宽阔，万里之遥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吟咏之间”指的是创作过程中的吟咏和诵读；“吐纳珠玉之声”是对作者语言技巧的赞誉；“眉睫之前”即创作的具体对象和场景；“卷舒风云之色”则形容作者笔下的景象如同风云般变幻莫测、气象万千。对于同样的“构思”，刘禹锡提出的“坐驰可以役万景”这个观点和刘勰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坐驰”同样也是想象，想象过后“役万景”便如囊中取物，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诗歌中的“万景”；“役”是驱使、支配或调遣万千景象使其为诗人所用，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诗人御于笔下。刘禹锡的这个观点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出，下面便对其观点进一步探讨。

《董氏武陵集纪》是刘禹锡于朗州作的一篇散文，全文主要内容是给董侹写的人物短评，但其多处间有论及诗歌的创作主张：

一是“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大意就是在诗歌创作时，要反复裁夺和锤炼文字，发挥主观能动性，用简明扼要的言语去表达复杂的万物景色以及丰富的情感。“意”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其所需的两个条件：一是“工”，即精湛的艺术构思和语言运用的能力；一是“达”，即善于根据一定的规律和原则，掌握各种诗体和韵律的变化，并能恰当地运用比兴手法。“意”是艺术构思的中枢神经，《望赋》中的“有目者必骋望以尽意，当望者必缘情而感时”当是此意。这个“意”与刘勰的“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不谋而合。

二是“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纠纷舛错”。这句话的大意是创作以心为本，在本心得到锻炼和提升之后便能把世界万物化为己用，用文字进行巧妙艺术创造和塑造文学形象。诗歌创作所需的材料就好像是零散的炭，想要塑造一件完美的作品，在收集完所需的材料之后，需要放在炉里融会贯通，炉起到筛选、锻造的作用。

刘禹锡作诗强调想象力，这是诗人必须掌握的写作技巧。一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是有限的，但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可以把有限变得无限，把无变有，把平常的事件和朴实的文字进行戏剧化表达，用大脑去遨游世界，无文不能驾驭，无景不能入诗。刘禹锡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创作手法，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如《金陵五题》中的种种意象，都是脑海中想象出来的场景。无论是秦淮河，还是秦时月，抑或是堂前燕，诗歌中的诸种意象全是想象中的虚景。诗人在对秦淮河、明月、燕子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二次艺术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艺术美景，更蕴含了诗人丰富的主观情感。又如《西塞山怀古》中用了楼船、铁锁等意象，足以让后代读者想象到当时王濬下益州队伍的浩大和战事的激烈程度。

二、诗歌创作之造境

“虚而万景入”是刘禹锡诗歌创作关于意境的一个重要的论述。刘禹锡师从“诗僧”皎然，他的诗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皎然的影响。皎然在《诗式》中有关于诗境的论述：“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这里说的“取境”是指对造境所取之象的设想和提炼。刘禹锡接受并拓展了该理论，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到：“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说的是诗歌是比文章更精粹的所在，诗的意旨立起来了，那语言文辞就可以忘却了，所以微妙、难以把握；诗歌的意境存在于物象之外，体现为作品中的言外之意，是不可把握的，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氛围，所以诗歌是精妙而又简质的。刘禹锡的诗歌重视意境，言浅意深。例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诗通过描写“野草花”“堂前燕”来营造一种物是人非、萧瑟寂寥的悲凉氛围，更蕴含了诗人对时间易逝又不可把握的无限感慨。整首诗都体现了刘禹锡所说的“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但写诗光靠想象是不够的，还要营造诗歌的意境，刘禹锡注重意境的创作方式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到“梦得有高韵”。

那如何造意呢？刘禹锡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中提到“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刘禹锡是说想要进入虚静的状态必须“离欲”。当我们进入虚静的状态，世间万象都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这时无一不为所用，心中所纳万象就要有所宣泄，宣泄必借助文辞。想要文辞精妙而意义深厚，那文辞必须依于声律。在凝神专注的状态下我们便能创造出诗歌绝妙的境界。《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中写道：“众音徒起灭，心在净中观。”《洗心亭记》中又写道：“盘高孕虚，万景垒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二者均有论述到诗歌意境和虚静的关系。刘禹锡不仅提出了理论，他还积极实践虚静状态下构建诗歌意境的理论，解决了诗人在实际创作中的困难，如“宴坐白云端，清江直下看。来人望金刹，讲席绕香坛。虎啸夜林动，鼍鸣秋涧寒。众音徒起灭，心在净中观”（《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便是最好的例子。

三、诗歌创作之用词

刘禹锡认为，诗歌的用词也很有考究。《刘宾客嘉话录》中提到“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而道也”。范洪杰在《刘禹锡与杜甫的诗学关系》一文中提出：“刘禹锡继承了杜甫重视用典的态度而加以强调，同时在用典技巧上也有继承和发展，使之更为纯熟。刘禹锡把经典语据的强调作为诗文取得典雅风格的有力手段。”其认为刘禹锡的“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和杜甫的“无一字无来处”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不管是“无一字无来处”，还是“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而道也”，都和中国人骨子里的崇圣文化、寻根文化有关。就好像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中提倡“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倡学习经典作品，不管是人还是文学作品，必定要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只有交代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文学创作才会更有说服力。

刘禹锡对用词的斟酌，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武陵书怀五十韵》中的“列科叨甲乙，从宦出丘樊……筑台先自隗，送客独留髡”，其中的“丘樊”借用《文选》中谢庄《月赋》中的“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自隗”借用筑台自隗始的典故，“留髡”化用《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还有《武陵观火诗》中的“光县与琴焦，旗亭无酒濡”，其中的“酒濡”出自《后汉书·栾巴传》李贤注引《神仙传》：“巴为尚书，正朝大会，巴独后到，又饮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诏问巴，巴顿首谢曰：‘臣本县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为雨以灭火。臣不敢不敬。’诏即以驿书问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时有雨从东北来，火乃息，雨皆酒臭。’”又如《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中的“秋扇一离手，流尘蔽霜纨”，借用《文选》中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再如《奉和吏部杨尚书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后即事述怀赠答十韵》中的“铨材秉秦镜，典乐去齐竽”，借用《韩非子·内储说》中“滥竽充数”的典故；《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中的“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借用《韩非子·喻老》中“一鸣惊人”的典故。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

四、诗歌创作之借鉴

除了向前人、书本学习外，刘禹锡还强调向民歌学习。《刘氏集略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刘禹锡虽常年被贬在外，但他在被贬谪之地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积极融入当地。在政绩上，他为民办实事；在诗歌创作上，他积极吸收借鉴当地的特色。例如，被贬朗州时，刘禹锡在诗歌创作中加入楚文化元素，积极借鉴屈原的诗歌创作方式，并在诗歌中多次引用《楚辞》中的诗句。左迁夔州时，刘禹锡被当地民歌民俗吸引，将其引进自己的创作中，写下了《竹枝词》，并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写道：“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在苏州时期写下《杨柳枝词九首》，他写道：“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从中可以看得出，刘禹锡受到被贬谪之地的民间习俗的影响，从民歌中汲取灵感，遂作有《竹枝词》《杨柳枝词》焉。

刘禹锡除了以上论述之外，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还有“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的重要表述，此“八音”泛指音乐。“八音与政通”和《礼记·乐记》中“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表述相一致，都认为文学与政治、民间息息相通，文学反映政治，更反映时代。在永贞、贞元时期，刘禹锡写下《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秋萤引》《鶗鴂吟》《萋兮吟》等，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刘禹锡是一位在诗歌创作方面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他没有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行，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所以才能在中唐时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博闻强识，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理论，这套理论不仅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所指导，更为后代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