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西娅·米尔顿·伊顿的“认知-想象”模式中认知与想象的关系

自环境美学发展以来，无数的学者们围绕“自然审美鉴赏”模式这一研究论题争辩不休。无论是以卡尔松为代表所强调的认知因素，即科学认知在人类对自然进行审美鉴赏时所起到的决定性因素，抑或是柏林特一派所强调的非认知因素，即以感性因素为主导的自然鉴赏模式，双方各执一词。然而，无论是卡尔松的科学认知，还是柏林特的审美介入，学者们对“自然审美鉴赏”模式仍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直到现在，自然审美鉴赏始终没有确定一个统一的模式。

一、马西娅·米尔顿·伊顿的“认知-想象”模式

马西娅·米尔顿·伊顿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事实与虚构》一文中，对“自然审美鉴赏”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认知-想象”模式。她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模式与布雷迪的“想象”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在文中客观地分析了两者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她承认卡尔松的“认知模式的优先性对恰当的自然审美而言并非普遍需要的。审美规划就像生态规划一样，总是需要不同场合进行特殊调整”（马西娅·米尔顿·伊顿《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事实与虚构》），人们对某种自然事物进行鉴赏时，在具备科学认知的前提下已经了解该事物，可以更好地对其结构、性质、形状等方面进行描述与鉴赏；同样，马西娅·米尔顿·伊顿也承认“想象在自然审美中的确具有很多积极作用”“如果想为可持续性景观发展新的隐喻方式，丰富的想象恰恰就是必须具备的”“尽管想象在恰当的自然审美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却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态学知识基础上，受生态学知识的引导、调节和充实”（马西娅·米尔顿·伊顿《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事实与虚构》）。然而，在没有科学认知的保证下，人们就会变得感伤化和着魔化，从而对生态产生潜在的危害。

马西娅·米尔顿·伊顿所提倡的正是科学认知与想象相结合的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是作为主体的人类想象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环境的知识相融合。布雷迪所担心的在马西娅·米尔顿·伊顿看来并非必要，即“知识会妨碍审美经验的同时使审美价值与科学等价值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布雷迪《想象与自然审美》）。由于整体性是人类评价活动的特点，因此我们很少会以科学角度去单一地体验自然，也不会单独地从审美角度、伦理角度，或者宗教角度去体验鉴赏它。“我们的任务是，发展能有效利用人类快乐（它们来自想象的遨游）的方式，把它们与有益于可持续性环境的坚实的认知理解结合起来，并由此培养起一种我们所希望的对于环境的偏爱和关怀态度。”（马西娅·米尔顿·伊顿《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事实与虚构》）当人类运用“认知-想象”模式对自然进行审美鉴赏时，科学认知所起的作用相比较想象而言更为重要及优先，是人的主观想象力建立在对外部自然环境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的一种自然欣赏模式。

二、认知与想象的关系

在当代的环境美学中，理论家们都轻视了想象力在自然审美鉴赏中的优先性。这是因为，环境美学家们尝试建立一种客观的美学，这种倾向使他们将关注点集中在外界自然的客体对象之上，而非作为鉴赏者的审美主体。实际上，人类早期对外界的认知始于想象力。远古先民对外界自然环境的感知与欣赏首先通过合理想象，其次通过实践来认知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和规律性。就人类而言，想象力的占比是多于认知的，知识的积累需要时间的淬炼和不断实践，有了足够坚实的科学认知作为基础，想象力也会变得更为丰富与繁杂。随着人类对外部知识的积累及想象力的无限延伸，认知与想象不再有先后顺序，而是两者之间相互影响，认知与想象相辅相成、耦合并进。想象力促使主体对外部自然环境认识的同时，主体所具备的认知也促使新的想象力生成。

（一）想象在自然审美鉴赏中的优先性

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认为，科学知识在审美上欣赏自然是必要的，并且忽略了想象力在自然审美鉴赏中所起的作用。布雷迪对此产生怀疑，并提出了另一种非科学认知主义的模式，即在自然审美欣赏里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想象力与直观。赫伯恩同意布雷迪的观点，并且认为即使是在景观审美里，科学知识能起积极的作用，想象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正如布雷迪所言，人在进行自然审美鉴赏时，就认知能力所产生作用的顺序来说，想象先于知性而出现，即想象力在自然审美经验中具有直观性。“想象力促使我们对一个单独的自然对象或一组自然对象产生多种可能的直观视角。”（布雷迪《想象与自然审美》）换句话说，人类在对自然环境进行审美鉴赏时，最先产生的是直观且这种直观是由想象促使主体产生的。原始先民在面对外部自然环境时，对外在自然景观的认知不够充分且没有坚实的认知理论作为基础，他们只能依靠直观的想象力来对不熟悉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解与欣赏。譬如，刚出生且没有摄入任何知识体系的婴儿，他们对外部自然、社会环境的认知及欣赏都是基于眼睛直观接受的信息，并在大脑中进行想象的处理，进而反馈他对该事物的直观感受。正如原始先民在对外界事物毫无了解的情况下，观察自然中的事物只能依靠想象力，继而衍生了“万物有灵”论。四季轮回、星辰更替，这种在我们现在看来普通的自然现象，对他们来说则是由神灵操控的；旅行的在人进入沙漠后易迷失方向，并且在缺少水源的情况下身体机能会下降，这在先民看来，沙漠存在着“食人的妖兽”，这种认知的匮乏及想象力的充沛使得早期人类对自然充满了畏惧感。

（二）想象在自然审美鉴赏中的境遇性

胡友峰结合当代自然审美形势提出了一个审美欣赏模式概念，并将其用来概括想象力在自然审美鉴赏中的作用，即境遇性，是主体之“心境”与客体之“物境”的相遇。他提出，“想象力的境遇性是让自然欣赏保有审美性的关键，也是促进认知形成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来说，在自然审美欣赏过程中，保证想象力的境遇性的首要条件不是有关对象的任何概念，而是主体面对自然对象时直接产生的感受，这种直接性会引发想象力产生作用，如果想象力偶然地与知性产生了协调一致，那么主体产生愉悦感，自然审美欣赏产生”（胡友峰、李燕《想象力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在进行自然环境的审美鉴赏时，主体与客体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模式。主体的“心”在面对客体的“境”时所接收到的感受及所产生的想象力与客体的“境”的知性相吻合，主体产生审美体验。例如，人们在面对一处初夏的风景时，一人所看见的是新生树叶的嫩绿，色彩缤纷的野花，耳边响起鸟叫虫鸣，太阳温暖，云朵洁白，这时主体所接收到外界自然的信息所产生的想象力是与初夏有关的一切事物，这种想象力再反馈到自然，与自然的事物相对应便产生了愉悦的审美体验。而沉思于同一片风景之中的另一个人摒弃了想象力的存在，他虽然觉得面前的风景美丽，但其大脑中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在告诉他这些仅是死寂的冬天与萧瑟的秋天之间的插曲。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这两句虽不带“春”字，却处处在写春：春雨如酥油般滋润大地，青草也悄然露头。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使读者好似置身于夏日的荷塘，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瀚无穷，红日与荷花相互辉映，使其色彩分外娇艳。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将深秋时节满山的枫叶比作二月盛开的鲜花。李商隐的“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对雪二首》其二）写出了雪花纷飞的冬日景象，随风曼舞，回旋着飘过珠帘和粉墙。其中，“轻于柳絮”写出雪花的轻盈，“重于霜”写出积雪的厚度。这些景象若是在摒弃想象力的人眼中只是普通的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境遇性意味着欣赏主体与被欣赏的客体都被包含在其中，审美欣赏不是由单独一方所决定的。在自然环境中，每个自然事物其本质都是美的，主体在进行自然审美欣赏的过程中，不同的主体面对同样的客体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而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期，在对同一客体事物进行审美鉴赏时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经验。也就是说，想象力是因主体而异、随客体而变的。自然审美欣赏的产生由作为主观能力的想象力引导，客观条件即自然对象及其所在的环境的表象也是必不可少的，想象力正是连接主体感官与客体存在的桥梁。想象力虽然起着引领性的作用，但在没有科学认知的基础下，想象力将变得空洞甚至虚无。

（三）认知在自然审美鉴赏中的基础性

主体在对自然对象进行自然审美鉴赏时，只有想象力的存在会把自然对象妖魔化甚至宗教化，此时需要科学认知作为基础来对自然审美对象进行辨别分类。正如卡尔松所提到的“如其本然”地被欣赏，主体需要知晓他面前被欣赏的自然对象具体为何物，而不是将树看作山来欣赏。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强调以自然史、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为依托的欣赏，这种以自然科学认知为基础的自然审美鉴赏有着较强的环境伦理倾向。正是这种强调以地质学及博物学为基础的科学认知主义的自然审美鉴赏，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形成了对待外部自然审美的真实鉴赏。“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便是诗人通过自然事物的本质进行景物的描写。每至四月，百花渐渐凋零，人间春色随着花朵芬芳的气息慢慢消散；而在大山深处的古寺中，桃花才悄然盛开。春天正是桃花怒放的季节，基于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环境进行的审美鉴赏具有积极性。肯定的即“全美的”，卡尔松同样也肯定了科学知识本身的变化性。他认为“我们将科学发展解释为通过持续自我修正，旨在使自然界对我们似乎越来越易于理解，即使有时未被我们所全面理解”（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自然科学认知同样具有灵活性，因此卡尔松并没有完全认定科学认知的完善性。主体对于自然环境来说，仍旧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

在现有的科学认知基础上，人们接收到的关于自然甚至社会的知识也将帮助主体更好地进行对其他自然对象的想象，而不是因为主体对自然认知的不足导致想象力的匮乏与空洞。人们在没有科学认知的前提下去欣赏一个未知的自然对象时，也许会感到该事物的美好，却无法形容甚至类比该事物的美好。

（四）两者在自然审美鉴赏中耦合并进

马西娅·米尔顿·伊顿的“认知-想象”模式与其说是想要在卡尔松的“科学认知”模式与布雷迪的“想象”模式中寻找一个平衡，不如说将其定义为认知与想象关系是相辅相成、耦合并进更为贴切。人类的想象力在促使人们对外部自然界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建立起自然界中的一些知识体系；同样的，人类对外部进行想象的探索也依靠他们所具备的现有知识作为基础。因此，两者并没有先后的顺序，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譬如，人们在欣赏位于桂林漓江的象鼻山时，先要确定所欣赏的自然对象是山石而非草木。象鼻山之所以山如其名，是因为其形状酷似大象在漓江中吸水，象鼻山的传说更是给自然审美鉴赏添加了趣味性。传说源于想象。如果在仅有科学认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象力的情况下，在主体欣赏者看来，它只是一座具有审美价值的山，人们只能对其山石的质量和草木的长势进行本然的生态性的鉴赏，而不会生发出这种带有崇高美的想法；反之，假如没有任何科学认知，只有无穷的想象力，欣赏者将不会提出与之相似的事物而将其命名。“象鼻山”的名字包含“象”和“山”，正是主体欣赏者的想象力将两者相连接起来。贺知章的《咏柳》同样也是源于两者的结合，作者对柳树枝叶的审美鉴赏并不止于该物种的特性，而是运用想象力将其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物相联系。柔软的柳枝仿佛随风飘扬的绿丝带，春风恰似一把剪刀把柳叶裁剪出最适宜的模样。

人类的想象力催生了对外在自然对象的探索之心，科学的认知体系在帮助人们扩大了想象力的同时也不会将自然对象妖魔化、宗教化，两者相辅相成、旋进共生，使主体在对自然环境进行审美鉴赏时获得更多的愉悦感与知识。

综上所述，马西娅·米尔顿·伊顿在肯定卡尔松的“科学认知”模式与布雷迪的“想象”模式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两者的局限性。对于人类主体来说，想象虽然具有优先性与境遇性，但在没有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将会变得妖魔化与宗教化；而认知的基础性也能更好地帮助主体对自然审美对象的认识与想象。两者的关系是旋进共生、耦合并进的。探讨“认知-想象”模式中认知与想象的关系，能更好地帮助人们研究环境美学中的自然欣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