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西藏的国宝家底

西藏，山川壮美，曾孕育出象雄文明，诞生过吐蕃帝国，繁盛着一朝又一朝的宗教文明。这些历史的片段，都将珍宝遗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2021年，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在西藏拉开了序幕，西藏的文物家底也渐渐被摸清……

文物无处不在

阳光从天窗处洒落进来，隐约能够看到游动的浮尘，浸满酥油味道的经殿中，空气都流动得十分缓慢。年轻的扎西多吉埋头蹲在地上，仔细清理着手中的木佛。

“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是有历史的。”说话时，扎西多吉手里的动作并没有放缓。虽然微黑的面庞上依然留有些许的稚嫩，可在文物鉴定方面，扎西多吉已是专家了。

积淀的灰尘被他小心翼翼地刷去，佛像的本来模样渐渐清晰。接下来，扎西多吉将处理佛像上的烟熏痕迹，由于长时间被供奉着，烟熏火燎中，佛像变得黑乎乎的，只有个别地方，露出原先的色彩。随着刷子的左右摆动，一小行铭文露了出来，扎西多吉拿起放大镜，仔细地辨别着这些细密的文字。“是永乐年间的，跟我之前想的一样。”扎西多吉咧嘴笑了，尽管神色有些疲惫，但遮不住眉眼间流露出的那分得意。

自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展开以来，扎西多吉大部分的时间都如今天这般。虽然忙累了些，但扎西多吉的内心很满足。曾有人问：“你们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作为本民族的子弟，我希望能通过文物，让更多的人，让其他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西藏。”

虽然已经预估到普查工作的艰难，但直到亲身参与后，扎西多吉才知道，自己还是低估了艰苦的程度。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面积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形复杂多样、景象万千，有高峻逶迤的山脉，也有陡峭深切的沟峡，还有冰川、峡谷、盆地、戈壁等多种类型的地貌。这片土地上，曾孕育出象雄文明，诞生过吐蕃帝国，此后在元、明、清代，与内地之间进一步加强关系后，朝廷的恩赏接连不断，这些都决定了西藏拥有着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各类文物。只是，与内地大多数文物都是集中保存于博物馆、纪念馆有所不同，西藏的文物相对分散，有些在博物馆，有些在寺院，这对于普查工作是个巨大的挑战。

拉萨市的普查工作，或许是其中最为方便的。作为自治区首府，拉萨不仅交通便利，还集中了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等众多文物保护和收藏单位。这些单位大多都有自己的文物鉴定和管理团队，对馆藏文物的清点和登记相对容易些。而阿里、山南、那曲地区以及日喀则市、林芝市的状况则要差一些，这几个区市不仅地理环境恶劣、人口稀少，而且文物收藏单位也异常分散，扎西多吉和他的同伴们几乎是用脚丈量了那些土地，缓慢而细致地进行着普查工作。

寻宝之路

自前往阿里、山南等地展开普查的那天起，扎西多吉就将这段持续至今的行程戏称为“寻宝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开展过3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但却从未摸底过可移动文物。西藏这方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不仅没有做过大规模的普查工作，而且也从未建立过完整的档案。因此，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希望能够借着这次普查的东风，对藏于各处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清点、登记和建档。

包括扎西多吉在内，普查办的所有成员都是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布达拉宫等处文物部门抽调的精兵强将，无一例外，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他们撒开脚丫子，在西藏大地上为国宝奔走，往往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

按照扎西多吉的统计，自己和同伴们几乎跑了全自治区的所有地区，去了700多座寺庙、800多处文物收藏单位，信息采集了十万多条，其中九成文物都在寺庙中。哲蚌寺、桑耶寺、大昭寺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大寺只是少部分，更多的寺院位于偏僻之地，有些建于高山之上，有些“藏”在幽谷之间。交通的不便让普查人员吃够了苦头，很多地方别说车到不了，甚至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只能骑马或者徒步前往目的地。

扎西多吉清楚地记得，有次去吉隆县贡塘乡普查，一行数人骑着马，在寒风中踏上了进山之路。据说当年莲花生大师受赤松德赞之邀入藏时，途经于此，见山清水秀、风景明媚，于是欣然将此地命名为“吉隆”。沿途的风景的确很美，山峰起伏绵延，溪谷中的河水清澈见底，只是扎西多吉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像他这样的城里人平时很少有机会骑马，整整5个小时，扎西多吉始终提心吊胆着。到目的地时他们一行人早就精疲力竭了，但工作丝毫耽误不得，众人连口酥油茶也没顾上喝，强打着精神，就开始了文物信息的采集。

此次文物信息的采集之细，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记录文物的名称、类别、级别、年代、质地、外形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包含数量、来源方式、入藏时间、藏品编号、收藏单位名称这14项基本指标项，此外还有11类附录信息以及照片影像资料、收藏单位基本情况。

“你很难确定一座小小的寺院里会藏有多少宝贝。”扎西多吉说。因此，即使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寺院，普查工作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这也意味着，很多时候，普查队员需要在寺庙或者是周边的民居里借宿几天甚至几个月。在扎西多吉的印象里，有住处都算好的，有一次他们去阿里普查，那个寺院位于荒野之中，最后几位普查队员只得露宿在寺院的天台上，将就了好几夜。

这些也就罢了，无处不在的危险才是最大的敌人。定日县巴松乡的绒布寺，位于珠穆朗玛峰下，地势高峻，空气含氧量也很低。刚到绒布寺时，5100米的海拔和刺骨的寒意让自幼在西藏长大的扎西多吉也直喊“受不了”。

比高原反应更危险的是迷路、暴风雪以及山体滑坡。从事文物普查时间最久的索珍大姐就曾经遇到过一次。那次也是下乡作普查，她骑着马行于山间，突然几块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不好，这是山体滑坡的预兆！长期的户外工作经验让索珍敏锐地感觉到危险，她第一反应是跑。就在此时，一直很温顺的坐骑忽然受惊了，一声嘶鸣，便沿着崎岖的山路飞奔。索珍被从马背上颠甩了下来，受伤不轻。但这已是万幸，惊马让索珍躲过一劫——数分钟后，大块的石头夹杂着草皮、泥土沿着山坡飞滚下来，将那一段山路彻底吞没。直到如今，谈到当年那幕，索珍依然显得惊魂未定。

漫长的寻宝路上，这样的危险不胜枚举。就在前不久，工作组的巴桑卓玛等人在去阿里的途中，因车辆突然出现故障而差点坠入山谷。虽然很多人都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普查队员相互之间很少谈及这些，他们认为自己所面对的危险相较于同伴所经历过的，也许真算不上什么。

寻宝之途艰辛而充满危险，甚至还有不理解。西藏的文物九成都藏于寺庙，敲开寺庙的大门，其实也是一个难题。最初僧众对工作组的到来并不欢迎，甚至有些抵触，排斥文物普查。部分僧人认为，“文物普查只是政府用来摸清庙里家底的借口罢了，等查完了寺产，回头一纸征调函发过来，所有的宝物就得全部上缴。”

一些僧侣也并不关心什么是文物，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他们只知道那是大德高僧加持过的圣物，是自己朝佛拜佛的对象，是信仰的寄托，所以谁也不能动。

扎西多吉说：“在我们眼里的文物，在他们的眼里只是法器或者佛像。只有理解他们并尊重他们的信仰，同时与他们多交流、多沟通，才能够渐渐地让他们接受你。当他们明白了文物普查的意义，知道了寺院里的那些文物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有着16年工作经验的郎布杰在工作组中最善于与寺院僧众沟通。每到一处，他都会认真地为僧人讲解文物与历史、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耐心换来的是僧人态度的改变，从刚开始的有所抵触，到后来主动邀请工作组去寺院进行文物普查登记。

“走进去，你总是能够收获惊喜。”扎西多吉如此感慨。在普查中所发现的大批文物中，不仅有瓷器、玉器，还有众多精美的内地佛教造像。这其中，“明代永宣造像”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有着宽平的面部、平直细长的双目，那莲座的上下花瓣排列对称，连珠纹间距也是疏密匀称，造像正北面的镀金质厚发亮，装藏封底十字交杵上施有釉质或者朱砂颜料。妩媚的造型和繁缛的装饰，再配以精湛的制作工艺，让人过目难忘。而刻有的“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六字题记则为这些佛像添上浓厚的历史感。

岂止这些，寺院里的佛像墙上，那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佛陀、罗汉，在数十年、上百年乃至近千年的时间里，它们就那样默默地聆听经文、享受香火。

公元8世纪的合金释迦牟尼坐像，风格古朴，工艺精湛，有印度吉尔吉特造型的特点，亦为此次文物普查工作中的新发现。

工作的开展是按照区域来的，先边境再内地。之所以普查工作会先从边境诸县展开，是因为文物局在调查中发现，西藏不少寺院的文物安全存在问题。有些小寺院也就三五个僧人，距离边境也就一山之隔，可寺里的文物价值却很高，没有什么安保设施，也没有什么防护手段。由于那些文物“只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因此寺院也不会将之藏于深院。僧人和信众唯一在做的，就是“依靠信仰”来保护这些佛像、圣物不被盗走，而并没有其他太多的文物安全保护观念。若有不法分子起了歹意，他们就能够轻易地盗取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并将之走私贩卖到海外。

对现状的担忧，使得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一直不断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他们希望通过拍照登记、采集数据、建立档案等工作，来构建科学的文物保护体系，使得每一件文物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子身份证”。此举不仅有利于摸清西藏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杜绝文物的流失。

不过，在西藏文物工作者的内心深处，最为关切和忧虑的，并不是这些文物的安全问题，而是其现状。在普查中工作组发现，大多数寺院里的僧人们对于文物没有太多的认识，保护意识淡漠，导致许多珍贵文物因平日里的疏忽大意而遭到损坏。譬如在某寺院，普查队员们发现大批珍贵的唐卡就那样随意地积压堆放在箱子里，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还有一些唐卡，由于长期挂悬，平时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修补，因而在卷杆的自重和地心引力的牵拉下，画布部分已经出现严重的脱线现象。这些让普查办的工作人员们感到痛心。

在普查登记的同时，普查队员们也在努力纠正寺院日常活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譬如唐卡这种珍贵的艺术品，不应该积压置放在木箱里，而是应该合理科学地归整。“也许只有加大普及力度，让包括僧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我们将更多的文物保护概念和经验传授给寺院，情况才可能得以改变，但这需要时间。”扎西多吉谈到此问题时，也显得很无奈。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花个三五年的时间，把西藏境内分散收藏的文物彻底摸清楚。”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曲珍馆长说出了西藏所有文物工作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