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变成了人生障碍？

从麦吉尔说起

她提到的麦吉尔，是昵称为“艾尔西”的伊丽莎白·麦吉尔。1905年出生于温哥华市的她毕业于加拿大著名的多伦多大学，是首位获得电气工程类学士学位（1927年）和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29年）的加拿大女性，是全球首位女性飞机设计工程师，因为在二战期间领导工厂为英国生产了数千架“飓风”战斗机而被称作“飓风女王”，而所有这一切成就她都是拄着双拐完成的（她患有小儿麻痹症）。

1953年，麦吉尔在一起事故中摔断腿，不得不离开工程岗位。但她并未就此休息，而是继承母亲衣钵，成为一名司法界专业人士和男女平权倡导者。她曾担任加拿大商业及职业妇女俱乐部联合会主席，是加拿大皇家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并曾负责执笔撰写年度报告。她是加拿大航空名人堂成员、加拿大科学与工程名人堂创始入选者，荣获过加拿大百年勋章和加拿大勋章（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2019年她的形象被印在了纪念邮票上，同年一所小学以她的名字命名，她的故事还被拍摄成多部纪录片。

加拿大官方高度重视“艾尔西”作为女性的成功范例，不仅在国内各种场合鼓励女性以麦吉尔为榜样，努力通过学历充电为自己获得更美好的人生，而且还将这一金字招牌推广到了国外：2017年，加拿大政府在本土举行的联合国维和国防部长会议上发起了“艾尔西倡议”，这项以麦吉尔昵称命名的倡议，旨在帮助各国高学历女性克服障碍，积极投身联合国在全球各地的维和行动。“艾尔西倡议”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旨在维和行动中确保男女平权的第1325号决议，并在2019年1月由联合国和平行动部颁布了《维和人员性别平等战略》，规定至2028年联合国维和军人的15%、维和警察的20%必须为女性，“艾尔西”和加拿大高学历女性的形象也因此享誉世界。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加拿大高学历女性的人生旅途都能像“飓风女王”一样成功。

疫情下的挣扎

我的前同事拥有英国和美国的3个高等级学位证书，以及一大堆在北美职场不可或缺的岗位资格证书，曾是报社的副主编，报社停刊后转职成为一家大型会展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此期间结婚、成为股东和董事，事业和生活原本过得有声有色。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击破了这一切：因为加拿大联邦和她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相继出台了严格的“疫情禁制令”，超过6人的室内聚集一度被视作非法，将受到严厉处罚，她全身心投入的会展业难以为继，公司几乎没有业务活动，绝大多数雇员失业，她作为股东不会失业，但也得不到什么收益，一切都面临“重启”。

她不过是万千女性的一个缩影。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的一份报告，截至2021年2月，加拿大女性共计丧失了152万个工作岗位，其中近35万人“长期性失业”。萨斯喀彻温大学研究员施尔玛指出，加拿大女性的职场“存活率”较男性脆弱得多，且并不会因为高学历而有所改善，“因为普遍性的居家办公对女性而言负担更加沉重，全体家庭成员都呆在家里，原本可以交给社会分担的许多家务工作女性也不得不亲力亲为，还要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孩子（调查显示，2020—2021年被迫离职在家照料长期上网课子女的女性数量，居然是男性数量的12倍之多），这些负担更多落在居家办公的高学历女性而非她们的高学历男伴身上”。我的这位前同事就坦言，宅在家里突然发现多了很多家务活，一度连点外卖都困难，“因为做饭之类琐事和老公发火，摔了好几次碗。”

“既年轻又高学历”也未必对事业有多少帮助，在当前这个特殊背景下甚至会帮倒忙。加拿大皇家银行副总裁兼副首席经济学家德斯雅丹，其领衔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截至2022年1月，20—24岁加拿大女性失业率较2008—2009年经济衰退时的峰值高出6%，而这个年龄段是加拿大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率最高的成人区段（统计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该年龄段的失业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似乎对此并不太在意，在他们看来，35—39岁失业妇女和低收入、低教育程度失业妇女的问题更为棘手，“这些高收入年轻女性大多数是趁机去休息、充电和解决人生大事，最终还是会回到职场正轨的。”对此我的前同事表示“既对也不对”：她的确利用这个赋闲的阶段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一个新的高等学位（大多数时候不得不接受在线课程），她还“见缝插针”生了个儿子。有闺蜜羡慕她“什么都没耽误”，但她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所有这些安排都是被动的、应激的，她的职场履历和专业知识不得不一次次被切断，“谁都知道这些中断会在日后复职时带来很多麻烦。”

闯入“女性禁区”的高学历女生

欧甘是个不到40岁的干练女性，在她20多岁时我们就认识了。她在美国不断变换城市、大学和专业，攻读一个又一个STEM（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的北美通称）高等级学位，以图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学生签证，并在美国职场上获得更好的竞争力。我也见证了她在学场、职场博弈到精疲力尽后“求一份安逸”，接受一位加籍男生求婚、双双迁居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幕（我在加拿大参加的唯一一次婚礼就是他们的）。

加拿大的生活的确更加“岁月静好”。他们有大把时间去休闲、去从事自己喜爱的业余活动：她的老公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业余诗人，而她则迷上了多声部合唱和管风琴，在圈内十分活跃。但有得便有失，相对于竞争更残酷的美国，她所从事的工业设计专业在加拿大，尤其在西部温哥华这样一个“生态化都市”机会实在太少，她所在的设计室几经裁员如今只剩下16个人，而她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就这样，主任设计师还整天沮丧地大喊业务量吃不饱，担心远在美国的总部要拿他们这个“后进分支”开刀。

我曾开玩笑地将她称作“勇士”，因为STEM领域在加拿大从古至今都被视作“女性的禁区”。加拿大统计局一份数据显示，在加拿大STEM领域从事研究和学术工作的高学历人士中，女性占比仅23%，且她们的收入和职位上限也都明显不如同等学历、资历的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加拿大女孩攻读STEM学位的热情，拥有STEM高等级学位的女性占比仅34%——比她们在STEM职场上的占比多出11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近三分之一拥有STEM高等级学位的女性只能学非所用。

2022年度任仕达报告指出，由于职场前景黯淡，对STEM专业有兴趣的年轻女性比例远低于同年龄段男性，其中计算机科学为23.8%对43.1%、自然科学为29.6%对40.1%、工程科学为21.0%对38.9%。该报告认为，社会上的传统偏见对女性选择STEM专业构成一定负面作用，因为从学校到家长都不鼓励18岁以下学龄女孩选择STEM专业，或暗示她们“应该感兴趣那些适合女孩的学科”，而研究发现，78%的STEM专业高学历攻读者是在11—17岁的中学阶段开始培养兴趣的。

加拿大联邦政府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一现象的负面作用，试图采取一些方法加以补救和矫正。1996年，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启动了“科学与工程女性主席计划”，试图通过在各地区树立“女性在STEM领域成功榜样”，增加女性对自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兴趣和信心。目前这个以地区为单位的计划已设立了5位女性主席。这些计划都是加拿大政府和科学界试图通过树立榜样，带动高学历女性投身自然科学事业的重点措施，并逐渐从STEM领域向其它一些传统“女性禁区”推广。但根据2021年的一份实施效果评估报告，这项苦心孤诣的措施“效果至少是并不显著的”。

一些从事STEM相关学科学习、研究和工作的女性朋友表示：榜样就好比偶像、巨星，她们的成功不代表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可以成功，如果政府不把更多力气和资源放到帮助在职场挣扎的普通高学历女性身上，让我们感受到希望和轻松，那么，树立再多榜样和楷模也是徒劳，甚至可能让我们觉得虚伪和投机取巧。

还是要继续学习

吐槽归吐槽，许多女孩子们还是会选择继续学习，去攻读更高的学历。

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1976年时选择攻读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男性占比为45.4%，女性为41.2%。1981年女性占比首次反超男性，此后这一趋势始终稳定，2015年女性占比已高达65.1%，2021年更高达75.0%。这样做的效果当然是有的：加拿大统计局研究发现，1998—2018年期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占此期间性别收入差异减少比例的12.7%。这表明这一时期女性受家庭、年龄和“职场天花板”影响巨大，很快就丧失了职场动力。在2015年，年轻女性就业率（57.2%）已反超男性（54.4%），而在核心工作年龄就业率方面，女性（77.5%）和男性（85.3%）间的差距也不再像上世纪70年代时那样夸张。

许多研究者将这些归功于“女性比男性更热爱学习和攻读各种学位”，笔者认识的一些高学历加拿大女性的确一有空闲就会见缝插针地去“学点什么”，通常是拿某个职场热门或高难度的资格证书，而男性则“更多把闲暇时间用于休闲”，尽管职场尤其高薪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仍普遍存在，但毫无疑问，女性这种积极充电的态度，让她们获得了更好的升职机会。

不仅如此，和几十年前相比，今天加拿大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女性就应该顾家”之类观念逐渐让位于“谁合适谁顾家”，而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或者在婚后与配偶达成家务分担协议的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显著增多。

前文所说的欧甘的老公2020年因公司破产而失业，在徒劳地找了半年工作后他决定居家办公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是游戏软件设计人员），同时把接送7岁孩子上下学的工作“承包”起来，全力为仍在职场一线打拼的“STEM职业女性”妻子保驾护航。对此欧甘表示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