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篷露营：一顿度假游的代餐

“在疫情之下的假期，有一半人在家里跟着刘畊宏跳健身操，另一半几乎都去了户外露营。”这句来自于网友的调侃，完美地诠释了后疫情时代刮起来的露营风。起初，露营只是在社交媒体上“玩乐达人”的展示和种草，但随着北京朝阳群众在亮马河畔“精致露营”的场景传遍网络，这股露营风潮席卷了几乎整个后疫情时代假期的旅游市场。根据文化和旅游部以及第三方的大数据，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中，国内旅游人次为1.6亿，同比减少了30%左右，而露营相关的住宿和旅游产品的预定量则是去年的3倍。在江苏，有媒体报道，“朋友圈”中一半的人在“晒”自己露营的照片。江苏的报道热度还没过，成都这边也“卷”了起来，“成都整个朋友圈都在露营”的词条纷至沓来。而在西安，也有“10万人在露营”的报道，汉宣帝刘询杜陵旁的杜陵邑遗址公园中，空中俯拍到草坪上密密麻麻扎满帐篷的场景也迅速登上热搜，还有网友调侃“杜陵邑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在汉朝”，“夜宿高层住宅，昼卧郊区草皮，是赛博朋克版的《长安十二时辰》”。

不管是“商业推手的营销种草”还是“都市青年最后的倔强”，露营成为我国后疫情时代旅游方式中的“一枝独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在此之前，露营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刮起过类似的风潮。而露营本身，也记录着人类从生存到生活的发展史。

从生存到生活

说到露营，就不得不说露营所需要的“核心设备”——帐篷。帐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农业时代来临之前，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有狩猎和采集植物的果实，人类的数量被食物的供应量严格控制，而食物供应量又被大自然控制。在食物充足的地方，人类可以在洞穴中长期居住，而在食物匮乏或者环境变化比较大的地方，人们就需要不断地迁移以谋求生存。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就地取材：将树枝插入地里，然后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低矮的屋顶框架，再将兽皮、草木等搭在上面遮风挡雨，这样就建成了临时的避难所。在我国，先秦古籍《庄子·盗跖》中记载：“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同样意思的话在《韩非子·五蠹》中也有描写：“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也就是说，古人为了躲避动物侵害，用树枝、树叶建出比较简陋的篷盖，以此作为自己临时居住的场所。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记录，只不过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寒冷地区生活的因纽特人冬天居住在保暖效果更好的雪屋里，而夏天则会用兽骨和海豹皮搭建帐篷居住;印第安人因为要对付凶狠的野牛所以大多群居生活，他们的帐篷就是3米多高的圆锥形，据说要用20多张野牛皮搭建。随着农耕时代的来临，帐篷逐渐退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但是在古代军中却是一直保留下来，行军打仗中的“安营扎寨”成为了帐篷最主要的用途，在历史上各国的军队都将“扎营”作为基础训练中最重要的一项，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搭建帐篷称为“扎营”。

而不从事农耕的游牧民族则一直保持了居住在帐篷中的传统，蒙古族则是将帐篷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传统帐篷的巅峰——“蒙古包”。这种由木头和毛毡搭建的帐篷结构稳定、使用面积大，顶部的天窗保证了通风和采光，而厚厚的毛毡和蒙古包中的火炉则让这种帐篷足以抵挡严寒。在漫长的发展中，蒙古包还形成了门向东南开的传统，既可以避开西伯利亚吹来的冷空气，还沿袭着以日出方向为吉祥的古老传统，可以说是古代帐篷的集大成者，就算放到今天也丝毫不落后。

在现代露营诞生之前，除了游牧民族和军队还在使用，帐篷几乎已经从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却出现在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当中，那就是狩猎。在古代，狩猎是非常重要的皇室和贵族活动，除了能够标榜贵族身份，皇家狩猎还可以起到外出巡查、促进皇室进步和确保皇室威严的作用。在这些狩猎活动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属清朝的“木兰秋狝”，在许多文学和影视剧中都有所展现：从康熙帝开始，清王朝每年秋天都会在木兰围场举行狩猎活动，不仅可以训练八旗官兵，皇帝还可以借此接见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满蒙关系，加强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三大部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兼备了“生存训练”和“社交”属性的狩猎活动可以说是露营的雏形。

如果说之前的露营还是以“生存”为主要的功能诉求，那么在19世纪中后期，现代露营的出现赋予了这项古老活动新的意义。随着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人们开始对城市中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的琐事产生了厌倦情绪，迫切希望离开城市中污浊的空气和机器的轰鸣声，去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重新接触和感受大自然。“带上一顶帐篷到森林中待上几个星期，不要思考工作上的事情”成为了当时中产阶级的普遍想法，露营以休闲娱乐的新面孔在大众的生活中逐渐流行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本书籍对这股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是现代露营最早的“种草文”。

1869年，被称为户外运动之父的美国牧师威廉·亨利·哈里森·穆里的著作《野外探险：阿迪朗达克山脉的露营生活》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露营史的分水岭。从1864年开始，穆里就开始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用露营的方式度假，之后多年他每年都返回那里露营，有时候还会邀请朋友们一同前往。陶醉于自然美景的他也开始记录下露营度假的故事，后来一位出版商决定将穆里的“随笔”出版，这本书一经发售就大受欢迎，据说在当时每周都会以500册的速度售出。而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人们开始向往并争相效仿穆里露营度假的方式，一时间曾经沉寂的阿迪朗达克山脉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露营者。根据当时的一名记者描述，“穆里的书吸引了一大批找乐子的人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方来到阿迪朗达克山脉露营度假。这本书好像到处都是，在车流间兜售，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售，出现在每一个旅行袋旁……”尤其是在书籍刚刚出版的1869年到1870年，因为这本书太过火爆，那年夏天甚至被称为“穆里热”，而作者也获得了“阿迪朗达克的穆里”的称号。随后，出版商还在出售书籍的时候附送火车时刻表和旅游地图，而铁路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也开始为每一张前往阿迪朗达克地区的车票提供一份免费的书。由于来这里露营的人太多，导致阿迪朗达克山脉一时间没有足够的住处和向导接待，那些没有找到住处和向导的人被称为“穆里的傻瓜”，不过后来这些“穆里的傻瓜”们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修建了很多的“大营地”、酒吧和度假别墅。这本书甚至改变了日常用语，用“假期”（vacation）取代了英语中的“假日”（holiday）。这本书之所以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穆里风趣幽默的文笔，还有他在书中提供的大量实用建议，包括如何前往、如何防虫、装备在哪里买、向导应该找什么样的，甚至详细到应该带什么东西不应该带什么东西，等等。当然，当时的社会发展也给露营热创造了条件，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让人们前往阿迪朗达克山脉变得比以前容易了太多，而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多拥有一定财富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时间进行这项新兴的度假方式。很快，露营也成为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作为一个牧师，穆里还将露营赋予了新的意义，他把露营描述成一种治愈的手段，把人们从“烟雾、噪音、拥挤、阶级、种族等”城市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这种描述也吸引了美国一些青年宗教团体加入到露营的行动当中来，进一步扩大了露营的影响力。

如果说穆里的书引发了一股露营风潮，那么英国旅行家托马斯·霍丁撰写的《露营者手册》则是将露营这个理念传递到全世界。托马斯·霍丁9岁就随父母来到美国，并且全家开车1200公里来到美国西部，途中所有的住宿都是露营，这使得他从小就熟悉露营，并积累了非常多的露营经验。《露营者手册》也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露营书籍。同时，这本书的出现正式宣告露营进入了新的被称为“休闲露营”的时代。休闲露营彻底告别了以往露营带有“生存训练”的意味，更多的是休闲和社交，极大地拓展了露营这项活动的边界。

与此同时，一个组织的出现将露营这项活动变成了很多国家人们的“国民记忆”，这个组织就是“童子军”。1907年，英国陆军中将罗伯特·贝登堡在英国的白浪岛举行了第一次童军露营，用他自己的户外经验和陆军的训练方法来训练20名十几岁的男孩，这个训练在当地广受好评，并迅速传到了美国。用露营的方式对儿童进行训练，培养孩子的生存技能和公民精神，很受当时家长的欢迎。而1910年威廉·迪克森·博伊斯合并了一些儿童组织，创立了美国童军，并将这个组织逐渐发展成美国最大的青年组织。在《猫和老鼠》等美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佩戴黄色领巾、身着绿色半袖衬衫和短裤的美国童军形象，这种组织形式伴随着美国逐渐上升的影响力被传播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童军的盛行，让露营这项活动在很多国家渗透到儿童当中，而露营文化也成为了这些国家孩童的生活习惯和童年记忆，露营文化从此扎根并深入人心。

精致露营挑起社交大旗

如果说早期露营文化还带有“生存训练”的意味，那么如今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的露营文化则是一种更偏向于社交和享受的娱乐型露营，以至于为了定义这种类型的露营，诞生了一个新词“Glamping”，翻译成中文就是“精致露营”。这个词本身就是由“Glamorous”（精致）和“Camping”（露营）结合而来的，2005年就在英国出现了，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在2016年被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其实，强调精致和享受的精致露营早就出现了，在上世纪20年代，冒险精神盛行，欧美的有钱人也顺着这股风潮开拓新的玩乐方式，去非洲狩猎这种既刺激又有“皇室风格”的活动在当时很受欢迎。然而，想追求狩猎的刺激就要承担条件的艰苦，这可是有钱人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开创了新的露营方式，想方设法地把能搬的东西都搬到营地去，除了生存的必备用品，发电机、冰箱、折叠浴缸等也都带齐，享受的东西一样不能少，甚至还要带上佣人，随时解决遇到的任何问题。除了住在豪华帐篷里，其他的任何条件和高档酒店几乎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