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花开

从今天凌晨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奶奶了。

多年来，在好多场合，当说起健康养生、百岁老人等话题，身边好多朋友都会不约而同地看向我，我总是沾沾自喜，接着他们就赞扬起我的奶奶。

现在开始，再遇到这样的场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奶奶住进世纪医院，原因是和谁都不说话了，保姆和妹妹在家里无论给她吃什么，她都拒绝，用勺子把稀饭喂到她的嘴里，她还用纤细的手指掐她们拿着勺子的手，脸上表现出生气的表情，特别是那笃定而又幽怨的眼神。

在医院，打了三天营养药后，奶奶还是安详地、静悄悄地走了。

她在家中的决绝，现在看来应该是她的一种先知。后知何时来，老知何日去。这真的是一种至高的幸福。

记忆里，一些高僧大侣于耄耋之年可以择日坐化，一些高德至贤于卧床之际能取日黄泉。我的奶奶，一个与世无争，没有什么朋友，简单而又平凡的人，也做到了。

今天，我打开窗户遥望远方，吹来的风并不冷，北京的冬天，像极了故乡的初春。这个故乡说的是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而我的第一故乡是我的出生地，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小山村—麻庄。

在我九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如蚂蚁翻蛋一样，带着一堆行李和我，一起坐上了绿皮火车。下车后，又上了另一列火车，再下车，再上。我还记得跟着他俩从火车下面钻过去，奔向另一个站台。火车轮子好大，站台好高，火车好像全身都冒着烟，一声接着一声的吼叫，一声比一声大，每叫一声，爷爷奶奶都互相催促“快点儿！快点儿！”加上他们都不识字，打听站台还满口山东口音，等到了山海关，站台的工作人员、旅客又大部分都是东北话，结果，就坐反了车，坐了几天的火车白折腾了，就又坐回了山东。就这样，上了下，下了上，坎坎坷坷、云里雾里，好不容易折腾到了东北。多亏了奶奶临出门时煮了一篮子鸡蛋。那时候家境贫穷，奶奶边煮鸡蛋边说：“穷家富路！”我现在都不爱吃煮鸡蛋，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阴影。

我记得我的第一故乡挺美的，村庄在一个小山坡上，长着高大的槐树，因为采过槐树叶子交给学校，说是做纸浆课桌，所以我对槐树印象深刻。山坡上还有种着地瓜和花生的梯田。梯田都是大石头垒的，地瓜秧在石头上爬上爬下，倒是有一番诗情画意。山脚下就是一条小溪，我记得小溪特别宽。直到前些年，我和父母回去办事，这才发现，那些槐树一点儿也不高大，都是铺开长的，因为根扎不深，也就长不高。还有就是那条小河，根本称不上是小河，就是下雨有水，旱了干涸的小沟沟。

整个村庄都姓张，是一个家族，只是家族大了点儿，后来听妈妈说有上百户。但是，无论哪个小朋友招惹我了，我都会拔高嗓门儿放声大哭。因为我知道，用不了一会儿，不是奶奶，就是爷爷，会像一座高山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时，我会哭更大声，基本上惹我的小朋友都会被呵斥。一个经常一起玩儿，名叫小渠的小朋友，把我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比我大一岁，身高比我高一头，但还是被奶奶的大巴掌给修理（方言，整治）了。现在，这个小渠朋友，已经是武汉公安战线的风云人物了。据说，遇到凶残的罪犯，他特别能打，估计和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日子有关。

当年，我的爷爷好像在当地挺有威望的，那些孩子被他吼了，教训了，家里大人基本都选择无视。再后来，我到谁家找小伙伴玩儿，他们的父母都反对。我玩儿到了没朋友。我反思我现在朋友特别多，还习武多年，估计根在这儿呢！

其实，奶奶家也是一个大家族。

奶奶家离麻庄不远，叫相家庄，村庄更大，但是全姓相。奶奶身份证上的名字叫“相作文”，到了我的第二个故乡—齐齐哈尔市时，奶奶自己改名叫“相淑英”，说不喜欢原来的名字。这是今天凌晨女儿甜甜告诉我的，是我要安排给奶奶刻墓碑时提起的。

奶奶的妈妈是相家庄的老祖宗，我叫老姥娘，奶奶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弟弟，从事的行业农、工、商、学、兵，齐了。那个时候，每个家庭孩子都多，奶奶经常带我去相家庄，到了相家庄我就朋友多了，小伙伴都围着我。这些小伙伴基本上都是老奶奶四个儿子的儿子，有的还小一辈，这些小伙伴不是她的亲孙子，就是重孙子。但是，无论大的小的都不欺负我。他们经常手里拿着煎饼，看着我流口水，因为我的手里端着一碗大米饭，还喊着要老姥娘加上白糖才吃。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年代，临沂当时有多贫穷呢？生活中主要吃煎饼，全是地瓜干磨成糊糊，在鏊子上摊的。关键是早餐煮地瓜，午餐地瓜煎饼，晚餐地瓜玉米粥，即便如此，也还会断顿儿！老姥娘给我吃的那些好吃的，应该是她的孩子们过年过节时孝敬她的。她那么多孝子贤孙，当时应该唯我独尊，可见奶奶在相家庄是什么样的到位。

平凡的普通人家，能够有一席之地，受人尊重和由衷敬仰，在为人处世方面得有何等的胸怀和境界啊。现在来看，最起码，奶奶在相家庄的地位如是，奶奶和爷爷在麻庄的地位亦如是。

岁月如河！我们生命的这叶小舟漂到了东北。其实，我们先到的不是齐齐哈尔，是下面的一个村庄—工农村。

工农村几百户人，几百个姓。这里的山东人也不少，但除了我那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外，我并不喜欢这个地方。我想，等我长大后，我会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有着我的第一故乡—临沂同样的贫穷。只是在这里，我被小伙伴欺负了，不再放声大哭。冥冥中，我感到，即使我哭，我的爷爷奶奶也不会听到，这里太大了，一马平川的大草原和黝黑锃亮的黑土地。即使他们听到了，我想，他们也不会像在故乡一样斥责欺负我的小伙伴，他们来了还会让我没面子，莫不如让他们随便欺负吧！后来，我一身腱子肉，力大如牛。记得我初三考到镇中学读书的时候，课间掰腕子，我基本上掰我们一个班，一些不爱上体育课的男生和女生有时候双手掰，都没戏。这估计和我小时候经常挨揍有关。但有时我被欺负了或者被打了，见着奶奶，我也不说。但是，奶奶有意无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吃多大亏，就会享多大的福！”

后来，我练出来一身功夫，毕业前把欺负过我的全“训练”了一遍。当然不是我先挑衅他们的，当年，他们霸凌我，是一种习惯。

那天，我的旋风腿差点儿把村霸马爷踢死，当时我只是第二脚。在空中，我能踢三脚。我用少林拳，把天天欺负我的孩子头红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要不是体育老师孙小方拉开，他可能更惨呢！

终于到了我可以随便欺负人的时候。这时，我发现身边的同学和小伙伴都是笑脸和顺应，我好像再也找不到人欺负了。我开始佩服那些欺负过我的人，他们真有两下子，竟然一下就能找到欺负的对象。

其实，我会功夫，得感谢奶奶和爷爷。

好像是小学三四年级，全国上映《少林寺》，我是向奶奶要的钱和小伙伴到镇电影院看的，一张电影票好像三角钱，记得奶奶还给了我买汽水的钱。后来，这部电影又在村里场院放了一次。自此，我彻底迷上了武术。我找爷爷给我剃光头，爷爷开始不同意，但禁不住我闹腾。爷爷的剃刀是那种老式的，锋利无比，他用锃亮的剃头刀给我刮了光头。现在想起来，头皮还凉飕飕的。

和我一起刮光头的还有同学宫志全。

我俩先模仿李连杰的动作，照葫芦画瓢。再后来感觉不行，我俩就准备去少林寺。我去奶奶那里要钱买车票，说是去少林寺当和尚学武术。这可吓坏了奶奶，原来经常给的零花钱不再给了，奶奶平时放在炕席底下有意让我偷的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也踪迹皆无。

爷爷当兵回来没有什么待遇，因为我们临沂老家全村都当兵。但奶奶还是把彭德怀同志签发的爷爷的兵役证包了又包，放在她的箱子最底层。

在工农村，奶奶和爷爷是靠在门前开辟菜园子种菜赚零花钱的。

农村不缺菜，谁会花钱买菜呢？会的，在家里没有菜的时候一定会花钱买。

当年，东北的冬天除了挖个窖，储存萝卜、白菜、胡萝卜外，基本靠大缸渍酸菜、腌咸菜、下大酱。冬天，根本吃不到别的新鲜蔬菜。而奶奶和爷爷用上了山东的塑料棚育苗技术，把塑料棚放大了一点儿，但不像现在的大棚这么大。

春天，当地农民刚要下种子，爷爷奶奶种的蒜苗和韭菜就上市了。别人的黄瓜刚出土，爷爷奶奶种的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已经果实累累了。

东北的夏天舒服极了。不像南方，要不让人喘不过气，要不就是湿乎乎的闷热。也不像北京的夏天，遇上“桑拿天”是真难受。而东北的夏天别看同样晒，但不燥，树荫里还很凉快。只是经济、文化、艺术、文明不如大城市，稍显滞后。

我就干过一件不文明的事儿。

当空气中一阵阵清香吹来，你已经来到了香瓜地。东北的香瓜要说天下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那天，清风徐来，白云飘荡，蜜蜂唱歌，蝴蝶跳舞，知了弹琴，我在练武。刚开始，我和同学韩学才、邻居王铁军胡乱照着电影《少林寺》中的动作对打，结果，被瓜香吸引，变成了偷瓜行动。一不小心，被看瓜的马庆旺抓住了。他腿脚不好，但是他有三条狗，每条狗抓一个人，也不咬人，就是把人往回圈。我突然想起，牧羊犬能圈几百只羊进圈，可能就是这个原理吧！我们的偷瓜团伙里面，唯独能向家里要来钱“赎身”的只有我，因为他们都没有奶奶。当时，奶奶交完香瓜钱还教育我们：“你们这么小，要知道偷东西可不行，如果你们真是馋了，就跟你们马叔说，‘马叔，我想吃个瓜’，你马叔能不给吗？”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就是没给，我们才偷的啊！”

爷爷特别会磨剃刀，当他的剃刀在磨石上沙沙作响，我和宫志全的头也就被刮得锃明瓦亮。那个年代，都是家里人给剃头，没有什么发型。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模糊，但基本都是长短不齐，鬓角高低不同。爷爷也就理所当然地给我剃光头了，有时还加一句：“光头省事！”

那天，我和宫志全剃完光头，正在懊恼没有去成少林寺当和尚，比我俩脑袋刮得还亮的朱老二从少林寺回来了，说少林寺不收习武的徒弟，也没有十三棍僧。我也渐渐明白，电影里说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宫志全同学的爸爸是医生，有钱。我去宫志全家写作业是幌子，其实就是去玩耍的。我突然发现，他爸爸订阅的杂志《大众电影》，有好几本，封面上的刘晓庆、陈冲等特别漂亮。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封面上的李连杰，是《少林寺》的剧照，杂志里面也有其他动作演员和武术动作解析。我开始如饥似渴地欣赏里面的内容，包括其他电影的。我估计，我现在做了导演，跟《大众电影》有关，是它给我播下了一粒电影的种子。

值得惊讶的是，我在《大众电影》里面，不但看到了《少林寺》电影的介绍，里面还介绍了另一本杂志—《武林》。

那天，在奶奶家我哭得震天动地，但是没有一滴眼泪。我不但装着哭，还摔门、摔碗、掀炕席、翻被子，奶奶依然无动于衷，就是不给钱。爷爷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只忙活着挑水浇园子。我气急败坏地冲进园子，拿着一根搭黄瓜架剩下的木棍，假装破坏西红柿和黄瓜的藤蔓。爷爷奶奶终于屈服了，顺利地坐在了谈判桌前。于是，宫志全用自行车驮着我到邮局顺利地订阅了双月刊《武林》，顺利地把里面的一招一式连贯起来，顺利地修理了那些见了我就扒拉我的大脑袋，嘴里说着“小山东！小山东！大脑袋！乐一个，给我乐一个，你聋啊”的所有人。

后来，奶奶看出了点儿蹊跷，和我有意无意地嘀咕：“自古至今，有能耐的人可不欺负别人……”

奶奶吃斋念佛，和家里人经常叨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更相信善有善报的说法。

练功夫那些年，二弟冰国还吃了我的回马枪，差点儿把他的左眼弄瞎。那天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面，刘兰芳讲着《岳飞传》，当我提着一根最长的火叉子，按照岳飞回马枪的招数回转身的时候，二弟也拿着金兀术一样的武器追上来。其实，那是一根毛嗑（葵花）秆子。二弟说，那就是金兀术的开山钺。这时，刘兰芳讲到金兀术被岳飞回马枪挑到马下，只听铁锤砸门一样的巨响，我的火叉子击在了二弟的眼窝。我以为刺进了眼睛，马上把火叉子丢向远处，抱住二弟开始哄他。二弟傻了，眼泪直流，就是没有哭出声，不然，被我的妈妈听到，又免不了一顿揍。我领着二弟去了奶奶家，只靠奶奶的几只奶柿子，二弟就没有向我的爸爸妈妈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