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对李陵形象的重塑

李陵诗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李陵所写的诗歌，另一方面是指作品中涉及李陵的诗歌作品。本文所说的元代李陵诗是指元代诗人描写李陵的诗歌，凡是涉及李陵的诗歌都包含在内。据统计，《全元诗》中共涉及六十位诗人的近百首李陵诗。

自李陵投降事件以来，关于李陵的争议便从未中断。汉末至隋，诗歌着力强调其自伤的心绪，“而且自伤的实际内容不外思归不得的痛苦、失群的孤寂、怀人的殷切三个面向，至于究竟是什么政治或其他的因素导致自己落入这般境地，诗人采取绝对缄默的态度”（朱晓海《两汉六朝诗文中的李陵现象》），诗歌中大都透露出同情的态度。而后唐代三十多首李陵诗，大都“感叹李陵的长没匈奴，身死他乡”（董姣《李陵与李陵诗现象研究》）。到了宋代，对李陵的批判达到了顶峰，大都批判李陵投降匈奴，未能以死守节的行为。这些作品大多言辞激烈，带有浓重的说教意味。

一、元代李陵诗主题

元代虽然只享国近百年，但元代关于李陵的书写不在少数，无论戏曲、散文，还是诗歌作品，都能看到李陵事件对元代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集中于探讨元代李陵诗对李陵所呈现出的不同态度。通过分析整理《全元诗》中的李陵诗，我们可以发现，元代文人对于李陵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大部分对李陵的遭遇表示无奈和同情；而体谅李陵的乡关之思的观点也很突出，然而赞美之中不无微词；也有少数人指责李陵的生降之举。

（一）宽容与同情李陵，彰显元人的理性价值观

元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往往更加宽容，对于李陵的评价大部分都持同情的态度，赋予李陵悲剧英雄的人物形象。在元代近百首李陵诗中，对李陵持同情态度的大概有四十二首，这种观点在李陵诗中占主要地位。汪元量、揭傒斯、胡助、马祖常、乃贤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在这些诗篇中，李陵虽仍有声名节操的瑕疵，但从历史中受人唾弃的角色，转变成了诗人们同情赞叹的对象。在文人的眼里，李陵仍是一个英雄，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屈降匈奴的‘失节英雄’”（张仲谋《庾信与李陵》）。

为什么元代会对李陵的评价如此宽容，出现这么多同情李陵的诗歌作品呢？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独特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在元代，封建文化继续沿着前代传统发展，但作为文化人的儒士，地位、出路、境遇，却又始终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元朝的等级秩序中，文人地位是比较低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李陵一样都属于政治上的“零余者”。因此，元代诗人在批评李陵时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意识，而是将李陵当成一个普通人物来对待。同时，元代李陵诗的书写是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各民族亲如一家，不再有那么深的隔阂，诗人们更多的是理性看待历史上各种战争的胜负、英雄与士卒，通过冷静客观地分析李陵战败和投降的原因，还原事件的真实，抒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例如，元代突厥葛逻禄诗人乃贤写有一首《李陵台》：

落日关塞黑，苍茫路多岐。荒烟淡暮色，高台独巍巍。呜呼李将军，力战陷敌围。岂不念乡国，奋身或来归。汉家少恩信，竟使臣节亏。所愧在一死，永为来者悲。千载抚遗迹，凭高起遐思。褰裳览八极，茫茫白云飞。

乃贤表达了对李陵的深切同情，通过眼前的李陵台景象，不由联想到昔日的李陵英勇抗击匈奴，却得到全家被灭的结局。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归结于“欲得当以报汉”，以及汉朝统治者的刻薄寡恩。诗中没有明确抒发诗人的同情之心，但处处透露出诗人对李陵遭遇的同情。站在客观的角度，乃贤详细分析了李陵投降及其战败的原因，有种惺惺相惜之感。

又如，方一夔的《咏史·李陵》：

都尉出塞北，全军战浚稽。喊声春霆震，杀气阴云低。单于不相识，借问将军谁。将军本将种，氏族派陇西。天明鼓音死，剑斩军士妻。尘沙昏白日，道路东西迷。马蹄去不返，边草空萋萋。高堂视白发，到死长悲啼。归期日复日，老病天一涯。可怜龙门翁，空作无阴儿。

诗人用大量的笔墨渲染李陵浚稽之战的肃杀氛围，同时对战争场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形象赫然立于我们的眼前。然而，生命不谐，经此一战，李陵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可怜”二字，更是让诗人对李陵的同情变得清晰明了。

李陵为陇西李氏之后，家族三代服务于汉室，为抗击匈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后世对李陵的评价大多选择性忽略了李陵以五千兵力杀伤匈奴万余人的事实，忽略了李陵曾经的贡献，以及君王的刻薄寡恩，而执着于李陵投降的结果，导致对李陵的评价有失公正。而元代文人被隔绝在政治之外，能够还原李陵事件的真相，将李陵当成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是以往历代所缺乏的。

（二）遮蔽李陵的政治身份，突出其“人”的思乡情感

元代诗人除了对李陵的遭遇表示同情之外，体谅李陵的乡关之思这种观点也很突出，约占已知李陵诗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元代以前，李陵台属于边塞地区，因此其往往与反映军旅生活的题材挂钩。而到了元代，蒙古族成为掌权者，这种关系的转变致使传统边塞诗的征战主题数量大幅度下降。在李陵诗中，体谅李陵乡关之思的作品写得真切感人。

相传，李陵台是李陵所建。李陵身在异域心在汉，出于对家乡的思恋，便筑台登高望家园。此后，大量文人来到李陵台，尤其是南方文人，距离家乡路途遥远，面对李陵台难免生出思乡之情。“特别是对李陵人物的评价上，当李陵筑高台望乡行为与文人内心的思乡情感有了内在的衔接，影响了文人对李陵评价的倾向性，普遍突出他思乡的情绪”（王双梅《元代文人两都纪行之吊古诗创作风貌》），如陈孚的《李陵台约应奉冯昂霄同赋》：

落日悲笳鸣，阴风起千障。何处见长安，夜夜倚天望。臣家羽林中，三世汉飞将。尚想甘泉宫，虎贲拥仙仗。臣岂负朝廷，忠义夙所尚。横天青茫茫，万里隔亭障。可望不可到，血泪堕汪漾。空有台上石，至今尚西向。

陈孚是肯定李陵的，李陵家族三代服务于汉室，在稳定边塞、征讨匈奴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人怎么会辜负朝廷呢？他投降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朝廷，充分肯定了李陵的忠义。然而，终落得远离家乡，相隔万里，“可望不可到”。只字不提思乡，却处处充斥着思乡的情绪。

元代诗人除了突出李陵思乡的情绪，时常还会将李陵的思乡与自己的思乡之情融合在一起。例如，汪元量的《李陵台》：

伊昔李少卿，筑台望汉月。月落泪纵横，凄然肠断裂。当时不爱死，心怀归汉阙。岂谓壮士身，中道有摧折。我行到寰州，悠然见突兀。下马登斯台，台荒草如雪。妖氛霭冥蒙，六合何恍惚。伤彼古豪雄，清泪泫不歇。吟君五言诗，朔风共呜咽。

李陵台是李陵登高遥望故乡的地方，每每遥望远方，便止不住地悲伤。认为李陵当时没有选择死亡，无非是希望能有机会得以返汉。汪元量对李陵投降匈奴事件只字不提，转而在这种情绪之上表现自己的思乡之情，与李陵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共鸣。

除此之外，李陵的思乡意蕴还常常与离别的愁绪联系在一起。例如，宋无的《送郑侍郎归江西》：

中国衣冠尽，孤臣蹈海回。秦思鲁连操，汉忆贾生才。天远文星隐，江平画鹢摧。人寻芳草去，雁到故乡来。山色催行棹，波声送客杯。身还苏武节，梦泣李陵台。水落蛟龙缩，城空鼓角哀。苍梧云浩荡，黃屋浪崔嵬。夜雨江蓠湿，春风杜若开。只令少微动，慎莫应三台。

此诗便是利用李陵台内在蕴含的思乡之情，表现了诗人自己与友人离别的愁绪。

（三）赞美中不无微词，指责李陵辜负汉恩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掌权的时代。而元朝的建立，最终结束了在这之前中国境内由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长期并立的局面。然而，“在宋元易代之际，另抱琵琶过别船的现象，深深地刺痛着书生脆弱的灵魂，引起了士流对气节的再次反省审视”（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不可否认，在任何一个注重气节的时代，李陵的行为都容易引起不满。尤其是元代这样，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统一政权的时代。正是由于统治阶层的特殊性，很容易让汉族文人将其与历史上的匈奴联系在一起，尽管二者并没有直接关系，但难免不少文人会敏感地联想到李陵的故事。如柳贯的《望李陵台》诗中也说：“覆车陷囚虏，此志乃大妄。一为情爱牵，皇恤身名丧。缕缕中郎书，挽使同跌踢。安知臣节恭，之死不易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李陵投降的行径。他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的投降都是错误的。加上李陵后来竟然娶了单于的女儿，更是错上加错。在柳贯的认知里，作为臣子，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都应该始终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否则以往的功绩就会被抵消，甚至在死后也会遭人诟病，损毁生前身后名。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书写李陵的诗歌中很多时候会出现苏武的形象，诗人们往往通过苏武守节十九年与李陵的失节投降两相对照，从而表现对李陵的批判之意。可以说李陵以这种形式出现，于元代的诗歌与这样两个人物故事出现的时间有着密切关系，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尴尬地聚在同一时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例如，刘诜的《题李陵宴苏武图二首》：“居延山下马成群，伎乐声高夜入云。初志消磨如卫律，殷勤置酒教苏君”（其一），“属国难酬白发郎，延平谁与吊沙场？陇西使者如云出，却要迎归右校王”（其二）。这两首诗通过将卫律、李陵投降匈奴后的生活，与苏武的守节进行对比，表达了诗人对卫、李二人的指责之情。

二、元代李陵诗的艺术特色

元代关于李陵的书写除了在主题上与之前有所不同，在艺术上与前代也有所差别。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舂容谐雅的艺术风格、情景交融的抒情方式，以及善用对比烘托人物形象三个方面。

（一）舂容谐雅的艺术风格

“雅”最早见于《诗经》的风、雅、颂，按照音乐性质，划分为“雅”，乃朝廷之音，“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朱熹《诗集传》）。“舂容”意为舒缓、从容，“谐雅”意为谐和、雅正。张晶在解释“雅正”时说道：“‘雅正’，一方面指诗歌内涵上的‘治世之音’，另一方面指诗歌风格的雍容平正，无乖戾之气。”（张晶《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元代李陵诗中不乏以古述今者，展现了国家统一背景下民族交融的繁盛景象。比如，“旌旗卷尽渡黄河，春满皇州雨露多。直过李陵台北畔，番人皆唱汉铙歌”（胡奎《平戎辞》），以及“黑河流绕李陵台，边使蕃王日往来。共说汉家天子盛，贡将骐骥敢凡材”（贡性之《较猎图》），都对李陵台所在地区番汉和睦相处的情景进行了描写，人员往来频繁，一派和睦繁华，抒发了一种古今变幻之感。又如，刘诜的《送杨拱吾应昌府判》：

昔年金宋通盟处，今日春风花满路。轻裘走马江南人，高髻弹弦河北女。水肥鱼美如截肪，争厌蒲萄留客住。风流通守诚齐孙，政事文章俱有谱。盛年得此未为远，回首都门犹尺五。茫茫烟草低牛羊，中有李陵降泪土。请君饱食应昌酥，有酒不须酹今古。

诗的开头第一、二句就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昔日”与“今日”景象的不同；后面六句具体论述今日的繁华和睦景象，各地的人都聚集于此，江南人也不远万里来此，更是不乏丰富的物产、优秀的人才。然而，这样繁华热闹的场面背后，还有着李陵当初流下的泪水。诗人通过对此地曾经满目疮痍的过往与如今热闹繁华的景象的对比，表达了对安定和平生活的赞扬。

诗歌风格的雍容平正，无乖戾之气。张晶提到，“元四家”—即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包括柳贯、黄溍等都是“元音”典型的体现者，其中又以“四大家”为最为典型，“他们的创作内容基本是呈现出元代承平气象，在诗中所流露出的心情也是较为平和的，很少有怨愤乖戾的情绪。有所感怀，大致也不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范”（张晶《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例如，范梈的《苏李会合图》：

未识沙场苦，空曾奉使来。讵知羝乳约，不抵雁书回。汉节风霜古，胡笳旦暮哀。谁怜太史令，心为故人摧。

苏武不了解战争情况，对于李陵的态度难免受汉朝内部影响。然而，苏武历尽艰辛，十九年来持节不屈，只能说无愧汉节，不辱使命。在匈奴的十九年，让苏武对李陵的遭遇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不再对李陵一味的指责和批评，开始感同身受，甚至在梁河相别时流下同情的泪水。经年之后，元代诗人与当年司马迁对于李陵的看法产生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