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世说新语》中魏晋时期名士的 产生与特点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时期刘义庆汇编的一部文言志人文集，主要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层的名人言行、逸事。通过阅读，读者可以从日常生活为切入口，对比魏晋时期的历史变革、社会风气、人文思想、行为习惯等。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名士群体。本文将探究名士群体形成的规律和不同的类别特点。

一、魏晋名士的产生

所谓“名士”，最早出自《礼记·月令》中的“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时的名士大多相当于隐士，即避居俗世的大才。汉朝经学家郑玄注解该群体为“不仕者”。然而，随着秦灭六国后大一统国家的初步建立，以及国家百废待兴，隐士们对建设国家产生巨大热情，放弃了待价而沽的行为，纷纷仕官。自此，“名士”这一概念开始向有名望的人转化。

首先，在封建社会环境下，田庄经济是豪强地主与世家门阀群体的生存基础，当时的名士多是出自于两种家庭。东汉末期，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与世家门阀占有大部分的庄园田地，而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占有者。魏代汉、晋承魏这一过程，伴随着割据势力间的战争，加速了土地的重新划分。《后汉书》提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豪强地主与世家门阀成为一郡一县的最有名望的权势代表，他们通过积累财富这一途径成为名士，比较有名的如出仕曹魏的司马家族，正始名士何晏，“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山涛，以及东晋时期占据朝廷话语权的王、谢家族。

其次，政治生态的腐朽混乱和社会风气的险恶多变导致当时的大量人才避世隐居。一部分寒门子弟或者家道中落的地主，或躲避战争，或不认同统治理念，或受到政治迫害等原因，通过隐居避世主动或被动地形成社会舆论，以此来获得名士的身份，如嵇康、管宁、刘兆、司马徽等，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了名士。曹操在《蒿里行》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则直接表明了当时社会的战乱频繁，百姓生存艰难；石崇斗富、钟会陷害嵇康等又反映了当时官场的政治倾轧、社会风气差等现象。魏晋的做官途径集中为九品中正制，即人为地将人划分为九个级别，由人事官员选用。自然而然的，出身中品、下品的寒门、底层百姓基本不可能有上升的途径。

再次，魏晋时期玄学风气的发展壮大诱导知识分子“名士化”。儒学在魏晋时期地位下降的原因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西汉董仲舒将儒家思想结合社会需要形成新的学派，获得汉武帝赏识，从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为迎合统治者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等理论，却逐渐将儒学发展为谶纬神学，图谶、预言、五行、符瑞等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曹魏篡夺东汉政权，西晋又篡夺曹魏政权，得国不正的思想使得儒学无法作为统治者大力宣扬的官方思想，加之统治者自身又违背各种儒学道德约束，使得儒学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一些反抗的人结合老庄思想发展出一套研究人与自然自由和谐的新的哲学理论—玄学。“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深奥莫测之意，提倡贵无、崇敬自然。这些思想被一些鄙视司马家族的名士群体运用到生活，形成了枕青石、卧松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的行为习惯，甚至发展到嗜酒、服药、披发、裸体等放浪形骸的行为，只为冲击传统的儒学观念。

二、名士的种类

《世说新语》内收录了一千四百多条人物故事，包括大致自东汉后期至东晋末期的士大夫生平。从时间跨度上划分，其可分为五类：西汉时期、东汉时期、汉末至曹魏时期、西晋时期、东晋时期。从社会阶层上划分，其可分为两类：仕官、在野。从刘义庆对名士品质的划分，其可分为三类：赞美、中立、贬斥。

（一）时间跨度的划分

《世说新语》只收录了西汉时期的三位名士，即东方朔、司马相如、京房。西汉人才辈出，如果以有名望的人来定义，不仅止于三个。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只选择了三个，说明他对人物的选择并不是按照人物所处时代的价值观来衡量，而是以人物的性格率真、推崇风度、言语诙谐、行事随性为参考标准，并且倾向于选择政治上较为悲情的人物。

东汉时期的名士主要集中于《世说新语》中的《德行》篇。其记录了盗贼感动于荀巨伯不忍丢下患病的友人独自逃跑的事，陈元方为父亲辩护的事，陈蕃“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等等。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名士群体注重的仍是仁、孝、忠这些儒家理念。

《世说新语》收录的汉末至曹魏时期的名士特点大致为擅长文章、狂放不羁、蔑视旧秩序、旧礼法，以及政治上失意。孔融、祢衡、边让三位名士由于性格张扬均死于政治迫害。大体来说，书中收录汉末名士的内心均有不同程度的郁结。

西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大多被收录于《任诞》篇、《雅量》篇、《容止》篇等。竹林名士是连接魏、晋名士的节点，对两汉的名士有继承和发扬的地方，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评价，同时被当时名士群体作为推崇的对象而效仿。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后世认知度较高的人物，刘义庆较推崇他的处事态度。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索琴而弹《广陵散》。曲终，其曰：“《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的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影响了后世的大批文人，以至他们纷纷效仿，却显得刻意和做作。

《世说新语》收录的东晋时期的名士虽然最多，但他们大多做作。前文说过，东晋名士效仿竹林名士，故作处变不惊的态度。笔者从谢安的描述中看出他只是模仿，且在关键时刻能显出他的本心。例如，《晋书·谢安传》中记载，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装作神情自若地下棋，听到门童报告战争胜利的消息后，神色如故；结果由于太高兴，在回家的路上，他把木屐下的齿都跑断了。

（二）社会阶层的划分

《世说新语》收录的名士可分为在朝仕官和隐居乡野两类。其中，孔融、华歆、司马昭、钟会、桓温、谢玄等都是在朝廷中任职的士大夫，而嵇康、管宁、刘伶、朱冲、翟汤等均长期作为隐士避世乡野。由此可见，名士中有政治得意的士大夫，也有抱负难以施展的小吏和不做官的隐士。隐士又分为“待时之隐”和“避世之隐”。有没有隐逸的想法已经成为当时评判名士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隐逸的生活不是每个名士都能忍受的。很多名士过着所谓的隐居生活，无非是为了获得社会舆论以便做官起点更高，如竹林名士中的山涛、王戎等五人在威逼利诱下均仕官于晋朝。少数真隐士就非常不齿于这些假隐士，坚持自己的归隐本心，如刘鳞之避世，专心研究黄老学术；徐苗、霍原在乡野教书育人；刘兆、董景隐居著书立说。此外，不配合司马家族政权拉拢的名士嵇康被当街处决；阮籍装病不应召，后郁郁而终。

（三）魏晋名士品质的划分

笔者通过对《世说新语》中篇目的比对，结合刘义庆的编撰，大致将其对名士的品质评价分为三类。

第一类，赞美。《世说新语》中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容止》《自新》《贤媛》十六个篇章，主要以赞扬名士的言行端正、学习方法、学识渊博为主。

第二类，中立。《世说新语》中有《豪爽》《伤逝》《巧蓺》《任诞》《宠礼》《术解》《企羡》等篇目，主要讲述名士群体的一些日常事件，是对名士生平的补充，并无特别值得学习、鄙夷的事。

第三类，贬斥。《世说新语》中有《假谲》《简傲》《俭啬》《忿狷》《溺惑》《谗险》《汰侈》《尤悔》等篇目，具体列举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行为或消极的价值观。

真情的流露同样是风流的表现，所以刘义庆津津有味地对此加以叙述。他将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奇闻逸事和言谈举止采集来，汇编成书，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世说新语》算是魏晋时期名士的浮世绘，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名士的行为外貌、才学渊博、心理活动，令读者沉浸其中。鲁迅先生曾把《世说新语》的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魏晋交替时期的名士存在真伪之分。真名士是指以阮籍、嵇康为效仿对象的名士，他们反对权臣篡国的现象，但在他们生活的历史时期不能公开言说，只能将政治观点隐藏在他们的任诞、隐逸、谈玄论道，以及“非汤武而薄孔周”中，借助放浪形骸的行为来不配合统治。而伪名士（同样被收录进《世说新语》）存在跟风现象，他们是渴望被招录做官的，但需要借助潮流来学习阮籍的避世行为。用《世说新语·德行》中张华的话来对伪名士进行总结，即“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三、魏晋名士的诉求

（一）入朝为官，先期积累声望

大部分名士是想要做官的，但他们考虑到时机未到、声望未够、无人举荐等因素，只能先暂归田野，隐居避世，积累声望。名士虽然不在朝堂，但是平日里会与士大夫阶层来往，时不时还被人劝诱一下，隔三岔五作一番远大抱负与社会现实的思想斗争，看似潇洒地守着隐居的生活，心里却十分渴望声名远播，终被举荐入朝。对“待时之隐”试举两例。曹魏时期的韩暨隐居避乱鲁阳山中，早年被推举为孝廉，不仕官而上山隐居，等到时机成熟时被荆州牧刘表任命为宜城长，曹操收复荆州后，又升官成为乐陵太守，一生加官晋爵，最高做到了司徒。东晋时期的谢安隐居会稽山中数十年，“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谢安传》）。谢安的“待时之隐”是为了自保。谢安出身名门，自幼成名，被丞相王导举荐，却屡次拒绝应召，经常和王羲之、支道林等人云游山野。朋友劝他游玩清谈与国无益，谢安不同意，他认为天下已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权臣桓温也有架空朝廷的意向，政治态势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名门望族之间的冲突逐渐白热化。谢安并不想蹚浑水，等到朝堂稳定后方才出山。

（二）归隐避世，期望重建秩序

部分名士属于政治的失意者，一方面，在九品中正制盛行的朝代，他们出身寒门或是名声不佳，是无法被举荐做官的；另一方面，对朝政的失望使他们在仕途边缘驻足不前，对政权频繁更迭的不安全感又使他们对仕途敬而远之，在出仕与隐世之间徘徊犹豫不定，内心深处的不甘心可以想知。由此，魏晋玄学兴盛，提倡清谈，名士不敢谈论政治，只能清谈避祸，远离政治迫害。前车之鉴就是“建安七子”里名气最大的孔融，“观融答炜语，即可卜其后必以口舌取祸”（《三国志集解》）。他身为汉末意见领袖，发现礼教、孝义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变成当权者剪除异己的工具，于是便以嘲讽礼教为乐，导致被曹操忌惮灭族。此外，以德正行的名士和教书育人的名士在魏晋时期社会地位较高，可以在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成为道德楷模，影响弟子、百姓，起到了净化民风的作用。统治者对于这种德高望重的名士多采用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这些人对于化解社会基层矛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东汉末年的司马徽、庞德公等人先后培养了诸葛亮、庞统、向朗等大批优秀的治世之才。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来教导学生，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没有入朝为官，但是让自己的学生入朝为官，传播思想，也是这类名士的诉求。

《世说新语》成书之后广泛传播，说明了魏晋时期名士群体的兴盛，反映出社会对名士的推崇。虽然《世说新语》对入册人物的选择无优劣之分，但笔者通过对历史时期的分析，探究出魏晋名士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继而对名士的种类加以区分，通过社会阶层、历史时期、品行优劣等归纳分析。最后对魏晋名士的诉求进行大的归类，笔者以批判的眼光、同情的心态来衡量取舍。名士的心态经历了由为公到为私的转变，这也是学术界常说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而对家族、家庭成员的关注是这种转变的过渡。带有明显道德意识的名士，如何晏、夏侯玄，在魏晋前期虽尝试过以“至德”为武器对社会进行改良，但最终失败，导致“至德”的推崇退出了魏晋名士清谈的舞台。竹林名士作为魏晋的一流名士，其虽不乏至德之士，然道德只是其作为自身修养的内化之物，再没有范滂、李膺、顾雍这类以期通过自身道德的榜样来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心态了。两晋时期，对于竹林名士的效仿成为名士的主要特点，而标榜名士行为的风尚也渗透到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无名小卒的社会各个阶层。失去了道德的支撑，个体意识也就是私欲的膨胀，使东晋名士分成了想要取代晋室而自立和没有宏大的政治抱负的两大类。丧失了政治理想，名士发展的重点转到对名望、物欲的追求。因而，东晋名士的行为相较之前时期显得更为怪异，演变为仅有政绩而没有魏晋风流的士大夫，已无法被列入名士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