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中的刘邦形象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其中刻画和塑造了一批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本文旨在借助《史记》中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等，深度分析刘邦的人物形象特点，并通过与《汉书》的对比，了解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手法、材料的使用、人物分析的角度等，对《史记》中的刘邦形象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剖析。

《汉书》中曾提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以看出《史记》具有极高的纪实性。那么刘邦的形象在纪实性极高的《史记》中有何特点呢？本文将从不同时期对刘邦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一、平凡之根，不凡之心

刘邦是我国第一位布衣皇帝。众所周知，自夏、商、周、秦以来，宗法制度严苛，非皇室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刘邦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是从一位普通老百姓起家的。那么刘邦作为一介布衣，他肯定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否则也不会成为一代帝王。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刘邦的外貌。据《高祖本纪》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是对他外形的描述，“龙颜”“美须髯”就可以看出刘邦相貌之大气。再有吕雉的父亲吕公说的一段话：“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吕公看中了刘邦的面相是不凡之才，竟然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刘邦。吕媪（吕公妻）对吕公的举动很是生气，为什么生气呢？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吕雉是个水灵的妙龄少女，而此时的刘邦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且还有些无赖。由此可见，在布衣时期除了吕公，大家对于刘邦这个人物并不看好。

当然人不能只看外貌，那么刘邦此时的人物性格是否和他的外貌有所不同呢？“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这一句很明确地说了刘邦这个人自从当了泗水的亭长，亭中的小吏没有不被他欺侮的，并且他还喜好喝酒和美色。这一时期刘邦的人物形象很明显就是普通的布衣，就算当了一官半职，他也并没有展现出像吕公所说的与众不同。

就在刘邦以为自己一辈子就要在沛县泗水当个小亭长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助他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秦朝暴政，民不聊生，全国各地的农民揭竿而起。此时刘邦的心开始有些沸腾，之前自己到咸阳去服徭役，曾经见过秦始皇。司马迁这样写道：“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二、能屈能伸，成熟稳健

刘邦参加起义之后，他就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路。以前的他无所事事，四处游荡。可现在的他每一天面对的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他意识到只有不断优化自己的性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有朝一日大有作为。比如，刘邦攻占咸阳时，司马迁写道：“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樊哙和张良劝他不要贪恋，还军霸上。刘邦最后还是克服了自己的欲望，转而笼络亲民，收买人心。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刘邦的性格正在逐步转变，他也慢慢地成熟稳健起来。

秦朝被推翻之后，项羽自封霸王，将刘邦分置汉中为汉王。这样的举措任谁看都是刘邦吃亏，可是刘邦并没有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更没有表现出来。他一味地俯首称臣，让本就自负的项羽更加狂妄自大。此时的刘邦就如同多年以前的越王勾践，以期实现他自己的“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如果说起兵灭秦的时候，刘邦是成熟稳健，那么汉王时期的刘邦更多的是韬光养晦，相比于项羽，刘邦多了一股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精神。毕竟成为帝王的道路本就不会一帆风顺，注定是挫折与坎坷并存。

楚汉之争历时四年，这四年刘邦和项羽明枪暗箭地较量过无数次，甚至早在楚汉之争以前，二人就进行过明争暗斗，如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鸿门宴”的故事并没有被撰写在《高祖本纪》中，而是被放在了《项羽本纪》中。在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前提下，刘邦没有选择与项羽会合，攻击秦军主力，而是绕路率先进入秦都咸阳，甚至驻兵函谷关，以拒项羽西进。项羽率大军攻破函谷关，意欲消灭刘邦时，继而引发这场“鸿门宴”。这也可以算是二人楚汉之争的开端。项羽假借宴会之名，要求与刘邦出面解释原因，实则想斩草除根。宴会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结束，可谓是步步为营，惊心动魄。刘邦在赶赴“鸿门宴”时，想必心里早已做好殊死一战的心理准备。其实，在“鸿门宴”前夕，项伯就已经告知张良和刘邦，项羽别有用心，但好在刘邦能屈能伸，听取了张良和项伯的意见，委身向项羽表示歉意。

宴会上气氛凝重，一触即发，刘邦将自己内心的不安尽力掩藏。他自然是惧怕项羽的，毕竟此时此刻人为刀俎，他为鱼肉。但好在这些年的磨炼让刘邦的脾性变得沉稳。他在张良的帮助下让项羽对他麻痹大意。而后樊哙说了一句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樊哙是了解刘邦的心胸才说出这句话，他说的是劝谏之言，实则是刘邦为人的写照。而后，刘邦就在张良等人的帮助下成功躲过此劫。刘邦为人隐忍沉稳，善于纳谏，言语中还透露着狡猾。回到军营中“立诛杀曹无伤”也能看出他的杀伐果断。古往今来，成就帝业者，向来行事果决、雷厉风行，如果刚愎自用、优柔寡断，注定无法成就大业。这一点范增在《项羽本纪》中也作过对比：“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三、善于用人，赏罚分明

刘邦在楚汉之争时收纳了不少的人才。那时他还是汉王，养精蓄锐最需人才。彼时韩信也是无名小卒，在夏侯婴和萧何的举荐下，刘邦丝毫没有在乎身份等级，而是拿出他的诚心拜韩信为将。可见刘邦确实是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的心境。

刘邦取得胜利后，在洛阳南宫摆设宴席，席间问了和他一起打拼天下的将领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就说是因为刘邦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妒贤嫉能，所以项羽失了天下。刘邦却说了一段让人心生敬佩之话：“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说他运筹帷幄不如张良，镇守国家不如萧何，领兵打仗不如韩信，说明此时的刘邦早已不是那个泗水的小亭长，而是一个善于用人的帝王，他亲口对着这些将领说自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身边辅佐之人皆为人中俊杰。在刘邦开始论功行赏时，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应该拜为丞相，其他人心中自有不平。但刘邦坚持自己的原则，向众人说了萧何长久以来的贡献和付出，说服群臣。此后，刘邦对他的部下都进行了论功封赏，其中郦食其就说道：“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

四、自私自利，冷漠寡情

俗话说：“人无完人。”通过司马迁在别的世家传记中对刘邦的描写，刘邦自身的缺点也显而易见。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就以“彭城之战”为例，通过描写战败后刘邦逃亡，揭露了刘邦的另一面。

《项羽本纪》记载：“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当与自己的子女共同陷入险境的时候，刘邦是有三个选择的：一是一起逃亡，和子女生死与共；二是让子女先行离开，自己下车避开追兵；三是抛下孩子，自己出逃。他却选择了最冷酷的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若不是因为驾车随行的夏侯婴于心不忍，三次下车抱回孝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只怕皆命丧当场。刘邦作为一个父亲，一连三次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子女，可以看出他自私自利的个性。

再如《项羽本纪》中记载：“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项羽擒住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要施以烹刑。按常理来说，身为人子定会不顾一切地营救自己的父亲。但刘邦没有如此，他甚至还要“分一杯羹”。从这一段描写中，刘邦为人的冷漠寡情也显而易见。

五、猜忌多疑，阴忍刻毒

刘邦的猜忌多疑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他在夺得天下之后，便开始消除心腹之患。登基同年的十月，他灭了燕王臧荼；十二月，在有人告发了韩信想要造反过后，他便将韩信贬为了淮阴侯。“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他在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以《淮阴侯列传》为例，有人告发韩信有叛乱之心，刘邦便动了杀死韩信的念头，他先是对韩信一贬再贬。韩信知晓了刘邦的猜忌之心，虽说一直称病，但锋芒依旧。早在楚汉之争时，二人就有过以下对话：“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只怕这个时候，刘邦便因为韩信卓越的领军才能而对他起了杀心。韩信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得开始补救：“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只不过，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刘邦在帝王之位上，心里的猜忌和防范再也不似从前领兵打仗时那般了。到了最后，韩信被逼“造反”，而大部分异姓诸侯王也都被刘邦所除。即便是他的心腹功臣萧何、连襟樊哙，甚至女婿张敖，也多被猜忌。古往今来的帝王，大多薄情寡义。毕竟在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要想稳固，就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帝王自己手中。

司马迁运用互见法，通过他人的本纪、列传，来侧面展现刘邦人物形象的方方面面，使得刘邦的人物形象更加客观。再者，《史记》因其写实与浪漫并存的风格在史学历史上也独树一帜。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扬雄还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高祖本纪》中写道：“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其利用季节推移，言简意赅地描写了刘邦如何平定诸侯之乱，巩固大汉初期的政治局面。

如果《史记》只具有写实性的话，那它就完全只是一部史书。但《史记》之所以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原因还在于它充满传奇浪漫的文学色彩。《高祖本纪》中有不少片段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如“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以及“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司马迁在这两处地方都加入了些许传奇色彩。第一处刘邦喝酒时，王媪见其头上会出现龙。我们都知道，龙自古就是帝王的象征。在这里，司马迁也埋下了刘邦来日成为帝王的伏笔。第二处就是吕公看面相这回，吕公善于看面相，他见了刘邦就觉得此人日后一定会大富大贵。面相之说具有浓厚的中国古代迷信色彩。这两处让刘邦作为一位封建主义的帝王拥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他的丰功伟绩是不可否认的，他坎坷曲折的一生也充满着传奇色彩。他知人善任，善于纳言，故虚心接受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意见来使自己强大；他心怀百姓，征战数地却从未烧杀抢掠；他自私自利，却也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他为人狡诈，但也有一颗宽容之心。这些关于刘邦的精彩过往都是司马迁带给我们的。他秉承“不虚实”的写作目的为我们描绘出大汉王朝的第一位君主，让我们对于秦末汉初的历史更加了解。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思想、写作手法，也让后世学者受益颇深。司马迁自身的思想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