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评价孟浩然“韵高而才短”之说探析

关于苏轼评价孟浩然“韵高而才短”这一说法，历来有所争议。苏轼说孟浩然“韵高”，一是因为孟浩然无拘无束的人生态度和质性自然的情感追求；二是因为孟浩然的诗歌大多含蓄委婉却颇有灵气，而且常有神思妙趣，蕴藉深微。苏轼说孟浩然“才短”，则既是因为唐宋的诗美差异性，又是因为孟浩然在行为举止上与所创诗作上表现出的矛盾性。整体来说，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中肯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度赞扬的。不过，苏轼的这一评价也侧面体现出了其自身诗歌创作的倾向性和不足，即他把侧重点放在了“才”上。钱锺书先生曾在《宋诗选注》里批评苏轼的诗歌创作的缺点：喜欢铺排古典成语。

一、评价背景

（一）陈师道与苏轼

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写道：“子瞻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陈师道与苏轼是同时期诗人，二人有过几次见面，并且在艺术创作上比较志同道合。陈师道是北宋的著名诗人，一提起他，可能就会想到他的贫穷和操守，这是他给世人留下的较为突出的印象。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他十分推崇苏轼；在写作风格上，他又与杜甫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在他的一生中，他一共与苏轼有过四次会面，双方之间多有诗词唱和，如“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送吴先生谒惠州苏副使》）。从二人的诗文唱和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十分推崇对方的人品和才学。回到苏轼对孟浩然的这一评价的本身，苏轼说孟浩然在写诗方面很有才华，但是缺少作诗的经历感悟与题材，就像在大内的造酒高手有能力却没有充足的内在材料。其实，他的这一评价多被后世引用和论述，而且大多数人对于苏轼评价孟浩然“才短”是持认同态度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引用苏子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苏轼这一观点的赞同。

（二）苏轼的个性特点

苏轼，字子瞻，被世人称为苏东坡，他是北宋中期文坛的领袖，对世人影响深远。他仕途坎坷，而“乌台诗案”这一事件使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也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他所作的诗歌独具风格，创作的题材也十分广泛。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是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曾向往仕途，但最终失望归隐；他潇洒任性，洁身自好，具有高尚的情操。

其实，苏轼不仅评价过孟浩然，他还给王维的诗作出过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他评价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他也曾多次创作《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等诗，用来嘲讽王安石的改革。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豪爽、乐观，他对不少人的诗歌创作都曾作出评价。相比于含蓄蕴藉的说明，苏轼更加直截了当，他简明扼要地指出对方的不足，指出流行的错误言论，对社会、对民众都是负责的态度。他的评价即使未必完全准确，也引起了大家思考，想着去探索到底怎么才是正确的。正如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他直接对人、物、事作出评论，好过口中拍马屁与暗自腹诽。

（三）孟浩然及其诗歌特点

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志向高远，然因仕途不畅，内心失望进而转向修道归隐。关于孟浩然的个性特点，多数学者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拙”“狷洁”“好交游”，这并不是对孟浩然的全面认识。与孟浩然同时期的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写道：“（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从中可见王士源对孟浩然推崇有加。同时，从“通脱倾盖，机警无匿”中也可见孟浩然其人在生活中观察入微，善于交际，内心机巧。

孟浩然作为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代表性人物，其本人非常中意田园生活的恬淡、舒心，他纵情山水并乐享其中。从孟浩然的诗歌特点来看，他的诗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多以五言古诗为主。其诗风方面主要有三层意蕴。一是思想情感上的平淡。相比于同时期同样在田园诗方面造诣较高的大诗人王维而言，孟浩然的诗并没有过多的情绪流露，很多诗句中的用词用字都比较朴素，但他精确得当地用词技巧也使得其诗不失为佳作。另外，王维并不专注于写山水田园诗，他在边塞诗方面也修养很高，享有“诗佛”之称。苏轼曾评价他“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二是诗意表现效果上趋于平淡。孟浩然的诗全然没有浓烈的诗意展示，他所描绘的诗歌意境也较为浅显，既没有朦胧派的虚无缥缈，也没有边塞诗人的激昂起伏，即便描写名山盛景，也多抒发其自身的人生感悟，并没有像李白、苏轼一样去刻意描绘山川雄伟，如他在《与诸子登岘山》中对名胜古迹一笔带过，全诗从头到尾都在抒发他对人生世事的变迁感慨，情感基调比较凄哀。三是语言色彩上显得平淡。我们读孟浩然的诗，往往很难找到特别突出的用语，全诗的语言非常朴实，没有绚丽的色彩描绘，这与平淡的田园生活比较契合。孟浩然的代表诗作有《田家元日》《春晓》和《过故人庄》。

（四）分析苏轼作出此评价的历史背景

苏轼与孟浩然是处于不同时期的两个诗人。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却有一套异于唐诗的审美规范。“正如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宋诗注重理趣，当时社会上的学术氛围浓厚，人们读的书变多了，所思考的问题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同时思维方向和价值追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个人对事物的评判。这些变化源于宋太祖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的考虑，整个大宋社会都有很强的崇文轻武倾向。随着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巨大的提升，相应的，诗文艺术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好景象。“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与宋朝不同的是，唐朝属于中国古代历史上较为发达、繁荣的大一统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无论军事、经济、政治方面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这个时期的唐人也充满了高度自信，因此，唐诗往往多重情趣。由此可见，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宋人重才，唐人重韵的艺术风格。所以，苏轼对于孟浩然的诗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宋人对唐人诗歌创作的评价，体现出唐宋关于诗歌审美倾向性上的差异。

二、分析“韵高”和“才短”

（一）韵高

“韵高”指的是脱俗无欲，少风尘气。“韵高”中的“韵”所透露出来的美学趣尚与审美尺度，体现了宋人的诗观：淡泊深远，强调对自我的追求。孟浩然是一个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他质性自然，这种高贵品质，正是苏轼所推崇的。把“韵”当“韵味”讲时，关于“韵高”这一评价也是成立的。孟浩然诗歌创作的灵气，历来为人称赞，如“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通过描写其自身想要渡湖却没有船只的情景，含蓄蕴藉地表达了其想要寻找出路，却没有人引接的失落，表达了其身处太平盛世，心有治世报国的高远志向，但屡遭不顺，不甘心闲居无事的内心想法。这首诗的写作风格与其一贯的作诗风格相同，诗语自然纯净而简洁隽永，诗境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因此，不管是从情感追求上，还是飘逸的写作手法上，苏轼给予了孟浩然“韵高”的高度评价。

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一评价持认同态度，是因为他们是从外学的角度进行评价的，即题材、作品意境、宗旨和思想内涵等方面。从内学的角度，即音律、格式和方法等方面，孟浩然的诗是没有问题的。总体来看，苏轼对孟浩然的修养和人格魅力是肯定的，给予了孟浩然高度评价，但同时又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也就是“才短”。

（二）才短

关于“才短”，可以从苏轼对于人才的评价标准说起，他一向是以“德”“才”两全为人才评价的基本标准，而且把“德”排在了“才”的前面，可以看出，“德”在苏轼心中是相当重要的。他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主要是看创作者的艺术品质和创作者的道德品质的一致性。他认为如果作家想要自身的艺术水平得到提高，就必须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对孟浩然“才短”的批评，主要是从其社会阅历和情感陶冶等方面作出的评价。他这一批判并非全无依据的，就孟浩然的生平来讲，孟浩然所处的时期是盛唐，见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虽然沉沉浮浮于官场，但与其他诗人相比，并没有经历太大的波折。而且，在仕与隐的方面，孟浩然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矛盾性，在诗歌创作中，他表达了对官场的向往，而且他曾借作诗向张丞相极力地表达其对做官出仕的向往，但从他的真实行为来看，他对做官又显现出一种淡漠之情。他曾有一个送上门来的可以做官的机会，却因为饮酒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孟浩然呈现出的仕与隐的矛盾性，与苏轼认为的人才标准不相匹配，可能这也是苏轼批判孟浩然诗歌“才短”的一大原因。苏轼一生经历了三起三落，走进朝廷却屡遭罢免，遭遇了“乌台诗案”，被关在御史台审问达一百三十天，他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所产生的感悟也是比较多的，因此其诗歌创作较为出彩。

（三）他人评价

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苏轼对孟浩然的这一评价，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他在《宋诗选注》中提到，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喜欢把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所用的描写和衬托方法与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相类似。而“韵高而才短”这一评价，正是苏轼用自身之长去批判他人之短。苏轼向来喜欢庄周和韩愈的诗，他在写作手法上与此二人也相类似，《庄子·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苏轼的《百步洪》其一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写出七种形象，体现了他博喻的写作风格。对于钱锺书的这一评价，维护苏轼的人赞美他的化为己用，灵活变通，好像一个变瓦砾为黄金的神仙。

三、关于“韵高而才短”的误读

从苏轼对孟浩然作出这一评价以来，世人对此观点就争议不断，“才”通常当“才能”讲，因此有人认为，苏轼的这一评价也许是在说孟浩然在作诗方面缺少才华，讽刺他写作技艺和能力上的欠缺。回归这一评价的完整版来看，在这一评价的后半段，他还作了一个比喻，他不仅说了“韵高而才短”，而且也将孟浩然比作“造内法酒手”。“造内法酒手”的意思是宫廷内为皇帝造酒的人，一定是有很高超的造酒手法和技艺。苏轼将孟浩然与此类人相类比，可见苏轼对孟浩然的写作技艺和才干是高度肯定的。回顾孟浩然的生平，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当他还在太学读书的时候，其诗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作为一个山水田园诗人，他和另一个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被世人并称为“王孟”。由此可见，他并不是腹无笔墨、写作技艺低下的人，相反，他是才华较高且富有灵气的诗人。所以，苏轼所言的“短”，不应从孟浩然缺乏才华这一角度来理解。回顾孟浩然的生平，他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在其人生前期阶段，他还在仕与隐之间挣扎，到了人生后期，他是一直处于归隐状态的，所以他的诗歌也多以山水田园诗为主。长期归隐的一个弊端就是生活经验上的缺乏，没有太多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生活经历，使他空有一身才华，而缺乏材料作为依托进行施展。他生于盛唐，当时的唐朝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边疆也没有动乱，整个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富强安定，也是唐朝发展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并没有遭遇过大的波折，整体来说，比较安稳。于孟浩然来说，他经历过的相对坎坷的事情就是他仕途的起伏。所以，苏轼说孟浩然“才短”，指的应该是孟浩然人生经历的匮乏，使他空有好的才干，却并没有充实的经历作为材料，使他施展。

对于苏轼对孟浩然的这一评价，我们不应该从片面的角度切入理解。整体来看，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极为中肯的，他既高度赞扬了孟浩然在作诗方面的才能，又指出了孟浩然的弊端：人生经历的不足以及思想与行为上的矛盾。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既是因为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关于诗歌的审美上具有差异性，也是因为二人的人生阅历的不同，诗歌创作的倾向性产生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