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撰《杜甫墓志铭》评析

《杜甫墓志铭》全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唐代文学家元稹为著名诗人杜甫撰写的墓志铭。该志文被收入《元氏长庆集》（残本有明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传世）。与唐代其他墓志铭相较，该墓志铭撰写得十分独特。该志文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学界风气和倾向，第一个对杜甫及其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奠定了杜甫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诗圣”地位。那么，究竟该志文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其文学价值如何？兹谨撰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元稹对杜甫文学成就的评价

志主的一生是平凡的，生前仅为中下级一般官吏，但他又是不平凡的，其不平凡之处，又在他的文学成就。作者抓住这一独特之处，开门见山，直接评价杜甫卓越的诗文成就：“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此已经对其诗文成就与才华做了盖棺定论与高度赞扬—他是千古以来诗文才华的集大成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作者由远及近，谈古论今，逐一道来。首先，从传说中的尧舜至西周，可以看到的就是经孔子整理的《诗经》三百篇。之后又有《离骚》等楚辞，尽管多怨愤之句，但其风雅可与子美之文相比拟。秦汉以来，“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因上古采风官员的废置，各种题材的诗歌、民谣等雅俗混杂，不断出现。直至西汉盛世之际，以汉武帝的《柏梁诗》为标志，七言古诗（又称“柏梁体”）形成定型。与此同时，苏武、李陵等人还工于五言诗，虽然长短、韵律不同，素雅各异，但都记事言情，朴实无华，所谓“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三国乱离之际，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诗风豪放慷慨，遒文壮节，“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怨哀”，颇有古风。南朝宋、齐之间，文教凌迟，士人以傲世、狂放或恬适闲逸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即文风注重表面的辞藻华丽与意境之狂放孤傲，尽写些玄妙无稽或伤时哀逝之文，意义与格调均不足取。这种文风颓废陵迟至梁、陈之际，“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为“宋、齐所不取也”，即最终形成了辞藻华丽的骈体文，这种文风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又注重藻饰、用典。由于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往受到束缚，所以与宋、齐之际的文风相比，又更为不取。

唐朝建立以后，中央设立太学、国子监，地方设州学、县学，而且官学教育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一时间文学发展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景象，各种题材的文学大家相继出现。正因如此，志文谓：“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经出。”这是因为，科举考试中，尤其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据考证，唐代进士科试杂文用诗赋早于武后垂拱二年就已经开始，“开元以前，进士多从国子监生徒中选拔，使得官学在经学教育之外还必须重视诗学教育。武后和中宗朝多用学士主持贡举，使科举与新体诗联系更为紧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律诗逐渐臻于成熟，所以，志文又称“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沈宋之流指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由于以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古今以来往往将二人并称，对他们在唐代律诗上的贡献给予高度称赞。

新的律诗形成之后，唐代诗歌更趋繁荣，各种题材的诗人作品层出不穷，但能够兼顾者寥寥无几。正因此，志文又称，“然而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晋、魏，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相比之下，“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久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苏李指苏武、李陵。汉代诗文中二人作品存留较多，曹刘指曹植与刘祯，颜谢指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和东晋诗人谢灵运，徐庾指南朝梁、陈时期文学家徐陵和北周文学家庾信。尽管他们集六朝诗作之大成。但与他们相比，唯独杜甫兼及古今名家之长，卓然成一代大家。“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即使是孔子在世，也不一定能在诗歌的锤炼，词义之深奥上超过他。“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作者又引当时的人将“李杜”并称的看法来说理，因李白的诗歌往往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及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感伤。但在诗歌立意之奇绝恣肆、纵横捭阖与描写事物之细腻传神方面，甚至在乐府诗等方面，杜甫往往在李白之上，尤其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在七律等方面李白尤其不及。至于杜甫经常用入木三分的刚健手法和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同情与感悟，那种超越自我，摆脱个人关怀的悲天悯人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更是李白所不及的。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所谓“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言下之意，杜甫诗歌的这些成就，连李白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由此层层递进，条分缕析地分析对比，句句呼应起首句，印证作者对志主的高度评价。纵览这一部分，是对杜甫诗歌成就的高度赞扬，也是对杜甫身前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古今文学评论，二者相辅相成，又浑然一体。应该说这一评价也是非常恰当的，是得到了后世学人的一致肯定的，所以《旧唐书·杜甫传》也很完整地保留了这一段。

二、志文反映的杜甫家世与生平

对于杜甫家世源出，志文谓：“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晋当阳侯，为杜预，《晋书·杜预传》：“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当阳今为宜昌市下辖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杜预之后九世无记，而径记其十世孙为依艺，也就是杜甫的曾祖父。应该是从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开始，杜氏已经居家于巩，当时的河南巩县即今河南巩义市。杜甫的祖父审言，志文谓：“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之后是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奉天令，即京兆府奉天县，今之乾县县令。应该是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任京官与其父在京兆府任县令以后，杜甫家又迁居长安。杜甫应该是自幼长于河南巩县与长安。而且从其祖父“善诗”，及父祖皆为官的背景来看，也算是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学渊源，对杜甫文学素养的养成影响是深远的。以上关于杜甫家族的世系，《新唐书》无载。《旧唐书·杜甫传》记：“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此可与志文互印互证。

接下来志文介绍志主生平：“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余，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此记与杜甫诗文成就相比较，显然显得很简短，但这却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就功名官履而言，杜甫的一生的确平平。如此处理，反而更加突出了志主一生亮点，志文也显得详略得当，主题突出。当然仅在此简短的记述中，杜甫仕途较为得意的几个片段已经有所剪辑。其一，是天宝年间杜甫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与授京兆府兵曹参军事。对此，《旧唐书》其传称：“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这三大礼赋的名称与进献过程，今见于《杜工部集》，杜甫曾自言：“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谨稽首投延恩匦，献纳上表，进明主《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等三赋以闻。臣甫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其二，对于肃宗朝杜甫官拜右拾遗事，《旧唐书》其传记载尤详：“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唐代左右拾遗为正八品的言事谏官。杜甫拜右拾遗时间不长，就因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宰相房琯在率领肃宗于灵武费尽心力召集起来的大军冒然向叛军发起进攻，结果指挥失当，陈涛斜之战唐军大败。房琯兵败罢相后，杜甫企图为之辩护而触犯龙颜被贬官。此后，杜甫及家人饱受战乱之苦，“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其三，杜甫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僚事，此事现存明刻本《元氏长庆集》缺载，根据《旧唐书》其传记载可补充完整。《旧唐书》其传记：“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任严武幕僚与之后杜甫晚年的穷困潦倒，上引志文所记十分简略，史书其传记载较详，称自永泰元年严武去世以后，郭英义继任剑南节度使，“英义武人粗暴，无能刺谒”，备受冷落的杜甫又被迫投靠高适，“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唐代的耒阳县隶衡州，大约即今湖南省的耒阳市。而且据史书记载，杜甫最后是在耒阳逝世，“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但上引志文谓杜甫去世后，“旅殡岳阳”，岳阳在湖南省东北，是将耒阳误书为岳阳，还是去世在耒阳，后殡葬在岳阳，已经不能确知。唐代偃师属东都京畿，而且杜甫父祖以来即为河南巩县人，今偃师市与巩义市比邻，其孙嗣业将祖父葬于偃师也是归葬故里。

志文还记载到杜甫的家人，志文谓：“夫人宏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宏农杨氏，即弘农杨氏，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家族。杜甫诗歌多处提及其妻子，但不知姓氏，《旧唐书》其传亦无载，此可补史书之阙。杜甫子宗武，英年早逝，应该是临终之际，嘱托儿子嗣业将其父祖尸骨归葬偃师，完成了杜甫的心愿。

三、元稹为杜甫撰写墓志的缘起与杜诗对其诗风的影响

前面志文对杜甫诗歌成就做了评论，接下来才记叙其生平事迹。在记叙杜甫家族世系与其生平事迹之前，作者先交代了自己撰写杜甫墓志的缘起。原来，作者因雅好杜诗而曾经打算逐一分析后归纳并类，作为后世学习的范本，但因为自己生病拖延而未能实现。恰巧杜甫之孙嗣业，护送杜甫灵柩去偃师，而途经荆楚，知道作者雅好杜甫诗文，于是求其撰写志文，所谓“雅知予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予为誌，辞不可绝。予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由此，杜甫灵柩为当年由其孙杜嗣业护送，前往偃师首阳山安葬，说明后来的杜甫墓就在河南偃师首阳山，应该也是归葬故里。

元稹与杜甫是不同时代的人。元稹（公元779年-公元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众所周知，元稹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同为元和诗坛的盟主。《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二人后来结为终生诗友，共同推动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世称二人为“元白”，对他们倡导的新体诗称“元和体”。元稹一生诗词成就巨大，过去认为，其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李绅。但由上引其言可知，元稹早年也是精研杜诗，说明杜甫诗歌成就对他的诗歌风格及思想的形成，曾经也是产生过巨大影响。其诗言浅意哀，扣人心扉，动人肺腑，许多都有杜甫诗风的影子。其代表作如《菊花》《离思五首》《旱灾自咎贻七县宰》《遣悲怀三首》等，不仅对仗工整讲究，而且史事人物都来自现实生活，真实而鲜活，那种如杜甫诗的悲天悯人与史诗般的叙述，如泣如诉，感情充沛而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