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域文化视角：兼评《〈粤西诗载〉风物研究》

地域文化涵盖地域经济、政治、生态、社会等诸多领域，其内涵赋予与体貌生成亦系乎一个区域的饮食习俗、宗教信仰、民间建筑等文化因子。而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学之间的价值共通和意义关联则素为学界所重视。毋庸置疑，从文学创作、文学阐释乃至文学透视、文学观照的研究理路对地域文化加以开掘、彰显，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可行性。但是，认知上的目标预定，观念上的框架预设，以及结果上的价值预期又致使地域文化研究在学术实践中暴露出方法单一、结论雷同、意义匮乏的弊端，制约了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而其中较为显著的症结则是对多种文化范畴和文化要素欠缺统摄、兼容、综合，彼此之间或呈相互割裂之姿，或为貌合神离之态，难以构成有机整体。这既是地域文化研究整体推进的难点，也是不可回避的痛点。令人可喜的是，张啸的《〈粤西诗载〉风物研究》（以下简称《风物》）一书在展示了广西地域文化深厚内蕴的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呈现了新思考。

一、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学创作的互动

《风物》的撰写是以地方文学创作为基点，通过对作品内容、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分析拓延至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同时，又是以地域文化为内核，经由对民俗信仰、歌谣节令、俗态人情的文化解构，剖析出地方文学创作对此间文化润泽的“显性回应”和“隐性接纳”。可见，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学创作在《风物》一书中互为首尾，呈现出双向互动之关系。

在“地方文学创作—地域文化”这一理路上，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切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研究的水平。《风物》以《粤西诗载》为全书的立足点，这与研究者独到的眼光、精准的判断不无关联。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梁超然先生发表论文《略论〈粤西诗载〉的史学价值与美学价值》以来，学界对于《粤西诗载》的重视日趋炽盛，各种视角、理论观照下的成果也层出不穷。正是在梁氏导夫先路式的启发之下，《粤西诗载》这一文学、史学、美学之共有矿源得以“重见天日”，“应该受到研究广西文史经哲的同志们的重视”这一学术呼吁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回应。然而，在辨析、审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关于《粤西诗载》的相关研究仍旧为散点式推进和局部化发展，整体性考察和全方位归纳的缺失显而易见。同时，《粤西诗载》文献搜集之广、载籍编选之严、史料征引之博的创作特征亦不容忽视。恰如“粤西三载”的点校者所述：“时至今日，就研究广西地方各项历史问题而言，在保存资料方面和资料的完备充实方面，还没有著作超过它。”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风物》的作者在采掇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对《粤西诗载》展开了多向度的价值重估和意义探寻，即“对广西本土风貌的直观体现”“对广西地方历史的忠实记录”“广西形象在历史演变的轨迹勾勒”以及“区域治理的历史借鉴”，为深度开掘广西地域文化提供了一处全面的文本依据和一方坚实的文献基点。

而在地域文化反观地方文学创作之中，能否充分把握地域文化特质并进而还原其对地方文学创作的显、隐性影响则显得尤为重要。创作者在特定地域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中既被动地呈现地域文化对其的影响，也主动地参与到地域文化的重构中。若以地域文化为中心，观照地方文学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能够明显感知的是，《风物》对此展现了充分的关注，并以集中归纳和有效区分的方法使广西地域文化多种要素有机地融会成一体。首先，书中第五章分别从复杂多样的民间习俗、壮乡特色的歌谣节令、别具风格的俗态人情、钟灵毓秀的地域环境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心理五大方面，将广西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丰富性、民族性通过历朝历代文人骚客的诗篇进行直观且集中的文学化展现，并总结道：“这些反映风土人情的诗歌作品，作为珍贵的社会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广西这片辽远而奇妙土地上演绎过的一幕幕独特生活场景。”然而，这种文学化展现毕竟是带有单向度记录和表征性书写的性质，只是反映了广西地域文化影响文人创作的一隅。有鉴于此，书中则又对五大要素作了诠释，明确指出多元包容的文化心理不同于其他文化要素，其不仅渗透于文人创作的字里行间，而且推动了中原地区的官员与文人对广西认知的演变和对广西印象的接纳，从而反作用于广西地域文化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后者往往为人所忽视，被既往的地域文化惯性书写和线性表达所遮蔽。

总而观之，《风物》准确把握了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学创作两大范畴之间的关系，为纵深、多维地开掘广西地域文化特质框定了文学边界，奠定了文献基础。借用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的观点：“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若以“考索之功”和“独断之学”之标准衡量《风物》的学术实绩，其“考索之功”必然体现在对《粤西诗载》以及相关史料的钩沉与比对上，从文献的关联性、准确度、差异化着手，力避研究限囿于空疏浮泛，毫无根柢之桎梏;而“独断之学”则恰为凝定在《风物》一书中的学术思想—在强调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学创作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又统合其他文化范畴，兼重诸多文化要素，将思想之高度外显于研究之深度。

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互融

地域文化的深刻掘进，不可回避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深刻探讨。并且，如何统筹二者并纳入“地域-文学”这一书写脉络与宏观框架中亦要加以自觉诠述和有效呈现。

《风物》对广西自然环境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山川之美”“物色之动”“和谐大观”等章节，力求在诗歌类文献中再现广西自然风光。同时，书中也充分认识到“广西的气候、物候、气象、物象等等，都为诗人提供了极具特色的自然体验，诗人们的创作反哺于广西一地的文学，极大地丰富了地域文学殿堂的内容”。人文环境作为深受自然环境影响和制约的地域文化因素则更能展现一方地域的文化特质。相比于中原地区，广西地处南疆，人文环境更为复杂，文化因子更为多元，也颇富特色—世居民族众多，各族文化相互交织，从而使人文环境异彩纷呈。从整体上看，《风物》虽以《粤西诗载》为据，但在梳理历代诗作对广西人文环境的描绘时既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先决性影响，也意识到人文环境多元化的一面。试以《风物》第四章第二节为例。该节先从区位条件的地理性视角切入，指出广西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色地貌。继而在述及耕作方式时，书中有意识地区分汉族世居地与少数民族聚集区两相分殊的农耕景观—与中原地区耕作方式一致的牛耕和带有民族特色的火耕与象耕。尤其是象耕，书中特别说道：“‘象耕'在广西的发现是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的，其最早是通过宋代诗人的诗句记录的，反映了千百年前所谓广西‘南蛮'之地的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水平，充分显示了广西古代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

《风物》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共同置于审美视域下，形成相互交融的书写状态。这种状态并非结构上、次序上的混为一体，而是内容上、意识上的彼此融合。首先，作为地方文学总集的《粤西诗载》，其本身的文献性质、文本面貌必然具有文学审美性色彩。《风物》中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书写产生内容上的审美交融实为必然。从宏观意义上看，于地方文学文献中开掘地域文化资源，就必须明确基本文献的原始语境、编撰原则、创作意图、文本状貌等诸多要素，尽可能地坚持地域文化资源的开掘方向与地方文学文献的性质、特征等相关联。在“亭台雅乐”这一部分内容中，书中列举了刘克庄《簪带亭》、顾璘《静观亭》、冯维《和控粤亭韵》、黄润玉《桂林诸葛亭》、秦山竺《筹边楼》、孙觌《南山寺》、傅惟宗《流杯桥》、程文德《拱日亭》等诗作，并借此指出，不论是天然岩洞还是亭台楼阁，都以媒介的形式将人与自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山水风光与人文审美得以交流融合。而且，诸如亭台楼阁、道驿祠墓、坛壁园馆、庙庵堂斋以至州府衙署、精舍书院等人文景观“甚至在后期也属于另一种再造的‘自然’被人们所题咏”。如果说内容上自然、人文环境在审美视域下交融还只是表征性书写，那意识上的审美交融则是在深层次上体现出对审美理论的阐发和审美原则的贯彻。广西独有的自然、人文环境汇集于文人笔触，传达的是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宇宙规律的证悟。正如书中引入生态美学的理论视角指出“他们所致力于营造的正是一种和谐整生之美妙的生态模式”，并以共生、竞生、对生、整生的理论观念与《粤西诗载》中对广西自然、人文环境的刻画一一对应，拓宽了文献阐释的理论空间，使地域文化的开掘实现了意义升格。

可以说，《风物》以自然、人文环境入，而不以自然、人文环境出，对广西自然、人文环境的探讨并没有停留在地方文学文献的梳理与归纳，而是以更多元的视角、更深远的视线、更宽广的视界导引二者的审美取向，彰显其中的审美蕴涵。

三、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的互通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还未完全展现出广西地域文化的独特图景。至少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比照中，广西地域文化还有异质性的一面—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的互通。南疆热土，远离中原，承衍千年的历史文化与生成于此处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频共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西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具有相当的重合部分。《风物》立足于《粤西诗载》的文本研究固然属于文学范畴，但若以之再现广西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则须对广西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加以精准阐述。如是，在为地域文化开掘增加研究切入点的同时也是拓取一处理应备受珍视的价值落脚点。

重理史料与抉发新知是《风物》对广西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探讨的两大着力方向。《粤西诗载》的史料补充、佐证性价值较高，《风物》从民族地区的地理风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营构地域史料补充的文本群。而在汇集史料的过程中，著者并非搜罗穷尽，也非直接征引，而是以辨析之态度、审慎之目光详加考辨，保障史料可信度。例如，清代诗人赵翼《镇安土风》诗后附录曰：“侬姓还豪族，韦家说故侯地多侬、韦二姓，侬则智高之后，韦则相传淮阴侯少子，萧相国以托南越王，其子孙散居蛮土，去韩之半以韦为姓者也。”面对这一说法，书中不以为然，并指出此诗附录之言的写作目的是归纳总结镇安百姓来源与主要构成，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相关事实依据，更缺乏相关历史记载，因而可以推断是“诗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对相关的民间传说所作的附会和臆断”，基本不具备史料价值。此外，《风物》对民族地区史料的归纳与补充也关合书中对广西人文环境的梳理。例如，关于象耕这一耕作方式，书中多次提及，从史料价值这一出发点来看，“广西在唐代就有了象耕，而在宋代象耕已经非常常见，而诗中关于象耕的记载多分布在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这说明广西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是得到了提高的”。另一方面，整合诗歌类文献精髓，吸收古今治理经验，抉发新时代下民族地区的治理之策也成为《风物》主要探讨的内容。可以说，充分把握广西民族、历史文化，从历代文人诗篇中思考区域治理之道可谓全书在编写上的创新之处。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风物》从发展旅游文化、重视地方人才、发展基础经济和加强边境治理四大方面为广西未来发展建言献策。依照杨义在《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中的观点，少数民族文化虽然是边缘文化，没有模式化和僵化，能够为中原文化提供异样思维与开放动力，二者共同构成中原文化的综合资源。由此观之，《风物》于《粤西诗载》中所总结出的民族地区治理建议便具备了丰富当地治理经验与完善国家多元治理体系的双重意义。

总之，地域文化研究思路并无常格，研究视野亦未闭合。研究者既要重视地方文献考据，也要统筹多种文化要素，既要有独到的眼光，也要有周全的方法。《风物》以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学创作二者的互动为根，以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互融为里，以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的互通为翼，以一种矩范性的编写脉络和创作模式为读者再现出《粤西诗载》中广西风物图卷的同时也昭示着地域文化深度开掘的书写归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