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科学、全面、精审的杰作

一、中国的楚辞，世界的楚辞

“楚辞”既可以指一种文学体裁—发源于古代中国南方，往往以句中带“兮”字为标志之一，感情回环跌宕，一唱三叹的楚辞体诗歌;也可以指一部蜚声世界的文学总集—在《四库全书》之中被列为集部之首的骚体诗集经典。《楚辞》与《诗经》双峰并峙，分别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大源头，也是最早的两座文学高峰。以《楚辞》为核心的楚辞文学，因其巨大的艺术成就与文化意义，不仅是中国的楚辞，也是“人类的楚辞”，正如苏联汉学家费德林（1912-2000）所说：“屈原的诗篇诞生于民族的独特性，但具有普遍的意义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费德林集》）

二、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欧美楚辞学综合论著

楚辞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它在欧美已经有400多年的传播与研究历史，相关学术成果极为丰硕。但是，欧美楚辞学的各种资料散、乱、杂，分散于众多国家和地区，其整体面貌如何，我们一直难以知晓。现在，南通大学陈亮教授皇皇十四章的《欧美楚辞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于2020年6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问世，终于让我们得以一窥全豹。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欧美楚辞学的综合论著，由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十年不懈努力精心打磨而出。其间作者还曾作为中国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联合培养博士的学者，公派赴伦敦大学学习访问，进一步广泛搜集世界各地资料，汇聚众流，让它们百川归海，并请求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港澳台等地学术同行帮忙搜集，不断充实完善。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所以成绩斐然，良有以也。

三、科学、全面、精审的《欧美楚辞学论纲》

（一）框架科学

《欧美楚辞学论纲》结构完整、严谨科学、脉络清晰，体现了“论纲”纲领性强的特点。正文共十四章，依次是：第一章，导论;第二章，欧洲楚辞学研究综述;第三章，美国楚辞学研究综述;第四章，天主教与明清楚辞学史;第五章，早期欧美汉学家对《楚辞》的翻译与研究;第六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美楚辞学;第七章，战后欧美楚辞学的新发展;第八章，奥地利汉学家费兹迈尔及其《楚辞》德文译本;第九章，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及其《离骚章句》;第十章，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对《楚辞》的翻译与研究;第十一章，德国汉学家孔好古的《楚辞》翻译与研究;第十二章，德国汉学家鲍润生的《楚辞》研究;第十三章，霍克斯的《楚辞》翻译与研究;第十四章，从中国的楚辞学到世界的楚辞学。从章节安排上可以看出，全书点面结合欧、美两大板块，纲举目张，既有纵向的源流剖判，如把欧洲楚辞学分为早期研究、现代研究、当代研究，对美国楚辞学进行历史回顾;也有横向的多维度展示，比如分国别对奥地利、法国、英国、德国等进行专门介绍，尤其采用综合论述加重点举例的方式，巨细靡遗，主次分明，自成体系。作者在“综述部分”还直接表明了其“总-分-总”的体系框架设想：“先总述背景介绍，再分别进行个案研究，然后再进行综合比较的论述方式。”如此贯通诸多维度，共时、历时有机结合，400多年的欧美楚辞学立体的、流动的概貌与细节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论纲》特别注意到天主教传教士的楚辞研究以及对中国本土学者的影响，并设立了几个专章，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赞扬和评价。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对明清以后的楚辞学有哺育作用，比如清代学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就曾吸收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傅泛际、汤若望等人的西学成果。这些传教士当中，德国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1878-1936）不仅向西方世界介绍、翻译楚辞作品，而且积极参与到中国学者关于屈原生平及其真实性的论证中，还联系了一批学者创办了世界一流的汉学刊物，得到了中外学界的一致好评，他在辅仁大学创办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中文名字就是陈垣选定的。1934年，陈垣发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文末附有《题鲍润生司铎译楚辞二绝》：“屈子素为方外友，骞公早有楚辞音。而今又得新知己，鲍叔西来自柏林。”并有一段相关文字说明：“演西也是西来客，《天问》曾刊《艺海尘》。他日若逢‘山带阁’，引书定补‘鲍山人’。”《论纲》引述此节后指出：“我们从陈垣先生这段诗文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从明朝末期就开始接触《楚辞》，并对其著述名称（按：即陈垣文中提及的明末西士阳玛诺的《天问略》，而利玛窦亦曾自号大西域山人）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楚辞学者借鉴传教士的西方学说研究和解释《楚辞》，也有了一段历史。天主教传教士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角色……”的确，西方汉学萌芽于传教士的著述，后来传教士继续为汉学研究添砖加瓦，楚辞学情况亦如是。天主教神父鲍润生对楚辞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此前一个世纪，竟然没有一篇专门介绍鲍润生的文章，所以《论纲》为鲍润生列了专章，这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二）研究谱系广，搜罗资料全

首先，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包括欧洲、美洲;其次，研究对象是针对欧美各国所有现存与楚辞相关的文献，包括楚辞译本和楚辞论著综合性搜集、整理与研究等;最后，时间跨度大，研究起点始于17世纪欧洲学者初接触《楚辞》，自彼迄今逾400年，具有欧美通代楚辞学史的性质。起始时间大大突破了前人的局限，由此前通常的19世纪上半叶，前推到17世纪初，新拓展了两个多世纪。《论纲》把欧洲学者400年楚辞学史，分成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为早期研究，即从引用词句到翻译介绍;20世纪上半叶为现代研究，即从课程争鸣到学术争鸣;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为当代研究，即从纪念活动到多样化研究。

与此宽广研究谱系相适应，《论纲》提纲挈领，统计出迄今为止欧美学者译介研究《楚辞》的文献资料达300余种。而此前，收录资料较全的《楚辞资料海外编》，其著录相关论著共21种，具体情况为：英文15种，德文4种，法文2种，远远不能全面反映欧美楚辞研究的既有成就和当今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楚辞学史时间起点的前推跟欧洲楚辞学文献的发现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论纲》钩沉中西交通史中的史料，发现了目前最早能见到的材料是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北京出版的《天问略》。书名中“天问”二字，出自《楚辞·天问》，且书中两处化用《天问》成句，解答《天问》提出的问题。可证实阳玛诺及其合作者在撰写此书时参考了《楚辞》。1616年，与阳玛诺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写了一份奏疏，提出九重天的学说中国古已有之，“屈原时，此术或已失传，故作《天问》。首言：‘圜则九重，谁则度之。’”《论纲》说：“此奏疏从侧面证明了《天问略》与《楚辞·天问》的联系，并从西学视角对《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作了另一番诠释。清代《楚辞》注家多引用西方传教士的‘九重天’学说……”《论纲》最后下结论说：“从以上论述可知，楚辞对欧洲的传播，至迟从1615年阳玛诺《天问略》出版开始，距今已有400年历史。”这说法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因为有可靠的文献基础，立论非常坚实。

（三）抓住特色，辨析精审，善于归纳

《论纲》善于发现各国楚辞学的独特之处，精审辨析，以把握其本质，归纳其发展规律。比如《论纲》这样总结“二战”后美国学者楚辞学研究的特点：第一，翻译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重视翻译;第二，美国学者重视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楚辞》;第三，美国学者擅长从文学接受史角度研究《楚辞》;第四，美国学者运用最多的是比较文学方法。如此高屋建瓴、深及本质的论断，非有一番由博返约、明察秋毫的功夫，是无法得出的。书中精辟归纳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作者通过国内外对比，发现国内外对楚辞学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并归纳为四条：第一，对欧美楚辞文献调查不够深入;第二，对欧美各国楚辞文献研究很不平衡;第三，对国外学者的优秀成果未能及时整理、准确翻译，因而造成以讹传讹;第四，对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缺乏考证，没有依据第一手资料辨析。这些归纳论断对今后的楚辞学有指导意义。论传教士楚辞学、外交家楚辞学、专门学者楚辞学，如老吏断狱，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其中提到，传教士的目的本是为传教，但是激发了先进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此类目的与结果违背的现象，增添了学术史的趣味性。

《论纲》又善于结合时代背景与具体学术的关系，以总体风貌演变与局部细节刻画相配合来展开论述和归纳。《论纲》注意到，主要涉及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代表性学者，其楚辞学成就跟他们所处时代的国力是大致相称的。比如，谈到“二战”前美国楚辞学仅有零星的译介，比起同时期欧洲汉学家理雅阁、翟理斯、孔好古、何可思、鲍润生等在《楚辞》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国汉学界可谓乏善可陈。但是“二战”后，美国汉学发展迅速，与《楚辞》相关的专著、博士论文、单篇论文数量皆超过了汉学传统深远的欧洲国家。据《论纲》统计，欧美早期楚辞学阶段（1852-1913）（按：1852，《论纲》笔误为1952），60多年间，只有3种单行本专著出版;而在“二战”后的60多年间有20多种单行本专著出版，其中美国即有5种。美国“二战”前没有楚辞学博士论文，战后70多年产生了9篇，远远超过了欧洲汉学界。《论纲》认为：“这与美国在‘二战’后脱离欧洲汉学传统，走上‘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的发展模式有关。”另外，美国的楚辞学包括：屈原作品翻译，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研究，楚辞巫文化研究，楚辞语言学研究，楚辞再现学研究。从基本文献到文学，再到语言学、文化，乃至旁及其他文化领域，研究频谱宽广。而且，美国楚辞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方面，较之前别开瑰境，形成了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域的多维度、综合性研究特色。这也是美国“二战”后国力遥遥领先，在学术领域的直接体现。不过，美国汉学及楚辞学研究的问题，《论纲》并没有回避，通过三部专门的屈原作品翻译来介绍：杰拉·约翰逊（Jerak Johnson，1931——）1959年出版的《离骚—一首减轻痛苦的诗》（Li Sao：A Poem on Relieving Sorrows），杰弗里·R·沃特斯（Geoffrey R. Waters，1948-2007）的《楚歌三首：楚辞传统解释介绍》（Three Elegies of Ch’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Tz’u，1985），以及田笠（Stephen Field）的《天问：一部中国溯源之书》（Tian wen： A Chinese Book of Origins，1986）。《论纲》评论道：“美国汉学历史较短，而且学风重视创新，而不是传承，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普及型翻译书籍，大多数形式花哨，内容潦草，质量不高;另一方面，美国的学术型翻译作品，多带有强烈的个人研究观点，很难得到普遍认同。”这是冷静、客观、持平的论断。

欧美楚辞学，无论作为“他山之石”，还是“前之覆辙”，都有其独特价值。正如《论纲》所说：“许多问题我们可能因熟视而无睹，但他们却能曲径而通幽，看见我们没有看到的风景，发现我们没有发觉的问题，提出我们没有想到的见解。”欧美楚辞学能取得相当不俗的成绩，源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力强盛、视野开阔，文化背景整体领先的优势，也与西方跟中国同行密切交流，受到中国同行的帮助、支持有关，东西方文化互相影响，中西方学者相辅相成，一起前进，早已成为常态。香港作为中西沟通的桥梁，对中外楚辞学的传播与交流，尤其在对欧美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香港本地近百年的楚辞学，比如，饶宗颐先生的楚辞研究等，成就也非常可观。相信这本提纲挈领又包罗宏富、博通与专精兼擅的《欧美楚辞学论纲》，对于后续欧美楚辞学研究，可据以按图索骥，起到坐标系的作用;对中国的楚辞学，对全世界未来的楚辞学，都将极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