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化思维的关系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上的一朵奇葩，其高超的笔法和深刻的内涵至今为人所乐道。本文从叙事模式这一角度，就它的叙事模式和中国文化的思维进行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叙事体例、结构和历史文化思维

（一）《三国演义》的叙事体例

《三国演义》是以三国争雄为创作背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就《三国演义》的叙事体例而言，它深受我国古典史籍的影响，大有为史作传之意。尤其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与历史事实在规矩上几乎是相同的，而不同于史实之处在于它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并赋予了他们鲜明的立场和真切的情感，最终让这部长篇巨著兼具了史实的严谨和艺术的斑斓。对这一体例的溯源当中，可以发现作者罗贯中充分借鉴了丰厚的史实撰写传统以及以此所衍生的叙事经验，这就使得《三国演义》一跃成为历史小说的样板。

从中国史籍的体例而言，它大致可分为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而就《三国演义》本身来讲，作者对这两种方式进行了艺术层面的融合，较为明显的是在叙事结构当中采用的是编年体，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则借鉴了纪传体。整部书的内容从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总体上是按照时间线来进行编排，这使得编年体体例成为了这本书的外在样式。对于在时间线上某个节点出现的人物，作者又充分发挥了纪传体的优势，对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等人物进行了纪传体式的诉述，这成为了这本书的内在精髓。

（二）《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

在对《三国演义》的深入分析中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巨著不仅在叙事体例上对史书的体例进行了借鉴，同时在叙事的结构等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模仿。从文化的大视野出发，我国古典小说在编写的过程当中，往往深刻地渗透着历史的影子，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中国文学萌生的初期，诗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占据了文学的正统地位。与诗文相比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作品要少很多，特别是其中的通俗小说更是被文人嗤之以鼻，认为它不入流。这也就决定了在诗文广泛传播的年代，难有叙事小说的立足之地。庆幸的是虽然诗文没能对古典小说的发展予以推动，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光彩夺目的史书却又一次完成了对于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干预。发达的史书及其中所内涵的叙事结构经验、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向外的传输，而《三国演义》对史书叙事结构的模仿和借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三国演义》的历史文化思维

《三国演义》具有非常浓重的历史文化思维，这不仅体现在它的编写体例、叙事结构上，更体现在文化细节的流露上。在这部作品的很多情节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文化的踪影。如在“三顾茅庐”中，作者为突出诸葛亮为旷世之才，先后将其与姜尚、管仲、张良等人做对比，从而强调了诸葛亮之于刘备开国谋臣的作用。这样的事例在《三国演义》当中还有很多，在“舌战群儒”中，诸葛亮为说明自身具有大略雄才，以苏秦、韩信等人来自比，以强调自身并非只是一个皓首穷经的读书人，而是有着“君子大儒”的真豪杰。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部长篇巨著在创作当中对于历史底线的坚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以历史为照不敢尽违其实。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部小说在艺术创造上的受限，但从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种对底线的坚守也使得它获得了超前的真实感和统一性。不可否认，《三国演义》当中受到中国民间小说的影响其中有一定关于通神、显圣等情景的描述，但这些情景是极度克制的，最终巧妙地将这份神秘归结于人情，使得这些情节的加入增添了作品的神秘感，并未对作品的历史文化根基产生任何的影响。

二、《三国演义》的史诗作用、史诗体例与神话、史诗性思维

（一）《三国演义》的史诗作用

《三国演义》这部作品整体来看有着历史的恢宏和文化的内省，因规模、气势以及主题的突出而不得不使人们将它与史诗相关联。将中国文化发展与西方文化发展相对比当中可以发现，中国缺少了一些民族史诗，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一种遗憾。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史诗，但广泛流传于中国华夏大地的说书以及以它为样式的文学成为了另外一种补充。在对这些有着汉民族符号的文化内容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事实上它们已经具备了史诗的所有特点。而同时采撷了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精髓的《三国演义》，也就此产生了非凡的文化价值。有学者评论道：“《三国演义》是一部特殊形式的历史史诗小说。”这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讲，是一种另类的补充，因此《三国演义》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迟到的“类史诗”型的作品。

在对中国文学史的审视当中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有着较为浓重的历史化、理想化的思维，这也使中国文学史当中对于神话以及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缺少了应有的发展空间，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古代史诗类作品的缺失。然而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度分析中可以发现，作品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思维的缺失。史诗性思维还是在民间文学等样式当中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退出文学大雅之堂的史诗类作品，嫁接上民间文学的草根性，在更为宏大的时空当中得到了发展。散落在各类古籍当中的神话成为了这一发展的一个证明，它若隐若现地跳跃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进程当中，长时间的暗自滋生涵养了它无尽的生命力，最终在《三国演义》这部鸿篇巨制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部作品规模宏大，于历史的时空当中去解读历史，于现实的时空当中去反思现实，且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这些都是《三国演义》被誉为“史诗”的重要成因。唯一不同的是它并没有采用传统文学认知当中的诗体模式，而是采用散文体的方式，实现对“史诗”的另类表达。

（二）《三国演义》的史诗性思维

这部作品得到这么高的评价，与罗贯中本身的“史诗性”思维是分不开的。他对历史、神话传说以及民间文学等进行了采撷，在创作当中自然而言地向史诗靠拢。在他的笔下《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突破了中国式英雄的塑造而成为了半神话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对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发展、苍生的幸福产生了关键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创作导向之下，我们看到的《三国演义》在主题、品格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了体裁衍变的先驱。在这部作品当中，作者史诗性思维的重要体现主要是在对故事主人公的内容扩展上。于历史的背景之下，作者选定刘备作为群雄当中的绝对主角，赋予了他匡扶汉室的历史重任，这也直接决定了人物的正统地位。围绕在刘备身边的关羽、张飞以及诸葛亮等也作为正义的英雄得到了塑造，甚至赋予了他们颇具神话般的色彩。有学者对上述人物作出过经典的评价，认为在古今人物当中，刘备堪称“仁绝”，诸葛亮堪称“智绝”，关羽堪称“义绝”，张飞堪称“勇绝”。这样的一种笔法虽也曾遭受过不同流派的诟病，但其中对于这些人物的塑造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除却人物之外，史诗性的思维还体现在它对内容的别样呈现中。这部长篇小说当中将“战争”和“谋略”这两大主题发挥到了极致。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三国演义》当中的战争与谋略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用谋略来发动战争，用战争来突显谋略。可以说，整部小说就建立在这样的文韬武略之上，成为了这部小说的内容核心。作品当中，将谋略上升到了一个事关战争的重要高度，战争如何来取胜全凭敌我双方在谋略上的比拼。因此，有学者认为，有着很强历史战争背景的《三国演义》，完全可以当成是一本兵书来读，如“空城计”“苦肉计”“连环计”“反间计”等。当前，这部小说当中也有很多宏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但多为突出故事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如“三英战卢布”等。

（三）《三国演义》的史诗体例与神话

《三国演义》之所以长久不衰，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契合了读者心中的原生需求。它具有深刻的深化原型意味，这样史诗式的主题变得更加的伟大。当作者将《三国演义》的历史演变成历史史诗之时，中国神话的元素也就自然地进入了《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当中。以《三国演义》当中的战争母题为例，它就非常深刻地体现了史诗与神话的并存。我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的神话系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国的神话故事往往与拯救相关联，也可以说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都在灾难—救治的模式当中实现了轮回，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都可以视为这种模式的一种创生。那么从个体角度出发也会发现，《三国演义》当中是暗含着这一主题的，其中的“灾难”便是东汉末年，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救治”便是以刘、关、张为代表的三国英雄的出世，他们肩负着拯救危局、匡扶汉室、征讨乱臣贼子的大任。这种叙事结构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叙事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故事的结局似乎不太圆满，他们更似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夸父、鲧，是功未成身先死的英雄。而这从某种意义上，也使《三国演义》有了一种悲剧的力量，成为了写给英雄们的一曲挽歌。这同时也使《三国演义》的主题被无限放大，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刘、关、张等人悲剧的凭吊，更是对历史兴亡当中、理想成败当中的天下人的千古叹咏。正如书中所引杨慎之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三国演义》的圆形结构和圆形思维

（一）《三国演义》的圆形结构

圆形结构是《三国演义》叙事当中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所体现出的一种明显的特征。所谓小说叙事的圆形结构是指在小说的叙事当中从时空的维度上将它实现了“起点-终点-起点”的循环。在时间维度层面，《三国演义》在开篇就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的起点是“合”，从东汉末年开始，地方割据，逐鹿中原，最后形成了以魏、蜀、吴为代表的三分天下之势，而这并不是《三国演义》的终点，而是后半段的起点，它需要由此时的“分”进一步地走向“合”，即后来司马氏夺魏，后伐蜀灭吴，完成了又一次的“合”。可以说在三国之后，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也是基本沿袭了这一走向。作者本人对于历史有着很强的洞察力，后世甚至将此作为王室更迭无法逃脱的命数。而得益于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作者只要围绕着三国就能够将那个时期，甚至是天下大势囊括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国演义》当中，作者在这一“起点-终点-起点”的大圆之中，又绘制了很多的小圆，如小说中的第一奸雄曹操，从篡汉自立到被司马氏篡权灭国，以及董卓、吕布、刘表等从创业到灭亡。这些内容的加入，使《三国演义》的圆形结构显得更为丰富、立体。

（二）《三国演义》的圆形思维

《三国演义》当中所采用的这种圆形结构与中国古人所提倡的“圆”的推崇有着很大的关联。小说中所出现的这些“圆”已然超越了历史层面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烙印，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的“圆形思维”。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心中所流淌的圆形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人对宇宙、生命以及生活、艺术的独特审美和哲学阐述。它既有理想的推演，同时又有着非理性的直觉。从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循环论”“报应论”“天人合一”等都可以看做是“圆形思维”的一种重要体现。事实上，除了《三国演义》之外，我国另外的三部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当中也刻有这样的烙印。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叙事模式上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无论是它所采用的叙事体例、结构和历史文化思维，还是它所内含的史诗作用、史诗体例与神话和史诗性思维，以及圆形结构和圆形思维，都在深刻地强调着这一点。它拉升了古典小说的地位，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