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宏生：裁剪了一个世纪的花样年华

2016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镜花水月”大展上，一件蕾丝旗袍美得让人失神。这件旗袍是上世纪30年代为“电影皇后”胡蝶特别定制的，而制作这件旗袍的人正是被誉为 “百年上海的旗袍传奇”的褚宏生。

旗袍是最难被定义的衣裳，被不同的女子穿上，可以注入迥然不同的灵魂。从民国美人的衣香鬓影，到纽约大都会的T台，褚宏生见过了悲欢和繁华，风尚去又回，不变的是对手艺的历练。

褚宏生16岁初学艺，做裁缝82年，他亲手缝制旗袍5000多件。宋氏三姐妹、杜月笙、影星胡蝶以及孟庭苇、巩俐、董洁……这些人都是褚宏生的“忠实粉丝”。歌手孟庭苇曾称赞：“他的旗袍像皮肤一样。”明明已是一代宗师，他却拒绝“旗袍大师”的称呼，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个做旗袍的。”

最了解旗袍的男人

褚宏生1918年生于苏州吴江，是家中的独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州，一般人家的孩子如无力进学堂读书，大多要学一门手艺。

吴江的纺织印染业驰名天下，风气承袭，在吴江“学裁缝”就是“学生意”的代名词。1933年，父母送褚宏生去上海“学生意”，拜在当时赫赫有名的朱顺兴裁缝店头号师傅朱汉章门下。

彼时的上海，缝纫一行分为“奉帮”与“本帮”，“奉帮”裁缝即是后世所谓的“红帮”裁缝。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境内出现许多“洋行”，于是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尤其是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出现了一股穿西装的热潮。“奉帮”裁缝及时把握这股潮流，专攻裁制西服，到1933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奉帮”人才辈出，独领沪上风骚。“奉帮”裁缝多为浙江宁波奉化人，“本帮”裁缝则以上海周边太湖平原一代良家子弟居多，中式旗装多出于“本帮”裁缝之手。

褚宏生的师傅朱汉章出身于“本帮”，民国之前就已名满沪上。朱汉章颇有大师风范，不拘成法，中式服装的裁制手艺出神入化，对西式服装亦颇有心得，但朱汉章始终未能跨越二者间的鸿沟，这一使命注定得由他的小弟子褚宏生来完成。

整整3年，褚宏生都在做最基础的手工，眼睁睁地看着师兄弟们做起了缝纫，他心中颇为不服。3年后，朱汉章才允他出师。数十年后褚宏生回忆这段往事，却品出另外一番滋味：少年时的他性格活跃，待人接物又有一番绵软小巧的体贴劲儿，颇受客户欢迎。师傅看出他是块好料，又怕他把“学生意”错当成“跑生意”——把待人接物的技巧当成了养家糊口的路子，所以才用3年时间磨炼褚宏生的性子。褚宏生艺成之后，才理解了师傅的苦心。

初出茅庐的褚宏生出手不凡，用法国进口蕾丝为影后胡蝶打造了一件白色蕾丝旗袍。20世纪30年代的影星胡蝶，艳压群芳，风头一时无两，当她穿着这件蕾丝旗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有人感慨：“以胡蝶之艳光亦未能使旗袍失色。”

如今，人们很难想象蕾丝旗袍在彼时的上海服装界引起的震动。中国传统的服装将暴露女子身体曲线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忌，旧式旗装的胸、肩、腰、臀这些部位完全平直，将东方女性的魅力隐藏在一根根直线条下，张爱玲在回忆老式旗袍时用了“严冷方正”4个字。沪上的“本帮”裁缝对旧式旗装大加革新，加入西式裁剪手法，将刻板生硬的直线变成贴体的曲线。但是，在褚宏生之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用进口蕾丝制作旗袍。蕾丝材质有大量的镂空之处，何处“空”，何处“实”，是蕾丝旗袍最难把握的地方，在传统工艺中也没有范本，褚宏生靠天赋和3年磨炼的基本功，打造出一件中西合璧的经典旗袍。

蕾丝旗袍是褚宏生匠人生涯的一个转折，他因此结识了胡蝶女士，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东方女性之美，而这仅仅是开始。晚年的褚宏生常常回忆师傅朱汉章的话：“做裁缝就是伺候的功夫，先得把客人伺候好，然后还得把布料、针、剪刀伺候好，学了这一行就是一辈子的伺候命。”在外人看来，裁缝虽非“贱业”，但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数十年中，褚宏生为许多惊天动地的名女子、奇女子裁制旗袍，对“伺候”二字却有另外一番感悟，这番感悟来自他青年时期和几位名人的交往。

除了胡蝶，褚宏生还为很多大人物做过衣服。1940年，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将褚宏生接到了上海杜美路70号，房舍高门广第，奢华无比。进门后，褚宏生七绕八绕地进了主人的房间，看见一个中年人，穿着黑绸的开衫，身材有些瘦削，人长得有些严厉，但是说话时却很和气。量体完毕后，主人亲自安排茶饭。出门时有人叮嘱褚宏生给杜先生做衣服，务必要用心。这个杜先生就是沪上闻人杜月笙。

1961年，在上海东湖宾馆里，褚宏生为粟裕大将量体裁衣。褚宏生回忆，这位“大官”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主动和他打招呼，言语温文，丝毫不见杀伐之气。事毕之后，粟裕还特意为褚宏生准备了一顿午饭，褚宏生至今还记得饭桌上一共有四五碟小菜，包括黄芽菜和红烧肉，以及又香又糯的白米饭。

给褚宏生印象最深的女子，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记者陈香梅。褚宏生印象中的陈香梅，既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有现代女性的坚强和稳重，迥异于一般的名媛太太。陈香梅对旗袍的料子是最为讲究的，一定要选择伸缩性好、手感柔软的真丝料。日后，褚宏生还应陈香梅之邀，前往香港打理布料店，后来终因思乡心切，选择了回到上海。但是对于陈香梅，他既有知遇之感，又有朋友之情。

褚宏生凭自己的手艺获得了一份尊重在他看来，与其“伺候”客人，不如将客人当作自己的朋友，谨小慎微会影响匠人的敏感，会“坏”了手上的功夫。

一针一线，诠释传奇

1926年，上海流行杂志《紫罗兰》出版了一期“旗袍”特刊，里面有文章写道：“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秋风刚起，已有人穿夹旗袍……”足见当年旗袍的流行。

穿旗袍的人多了，裁缝铺子自然是遍地开花。海派旗袍的制作工艺复杂，褚宏生要想在大上海立足，基本要求就是对繁复的海派旗袍制作手法“镶、嵌、滚、宕、盘、绘、绣、贴、钉”都要精熟。

“镶”是指镶边工艺，用两种不同颜色的边镶在旗袍的领子和衣摆上。“嵌”是用一根细线，以不同的布料把它包裹起来，在布料夹缝之间镶嵌。“滚”是将布条斜裁好，能够增加衣服的牢固度，在衣服的袖口、里边最外一层加以点缀。“宕”与“滚”有内外之别，“滚”在最外面，“宕”在最里面。“盘”指盘扣的工艺，盘扣的“活性”为海派旗袍诸般工艺之最，褚宏生常说盘扣的技巧“一法通，万法通”，种种式样，不在于师傅如何教授，而在于弟子自出机杼。“绘”是指在旗袍上绘制图案，海派旗袍用工笔居多，匠人在布料上作画，下笔之难胜过在纸张上作画，花鸟之传神又能不输于纸画。“绣”则是以绣针代替画笔，用细的绣线代替颜色，用不同的针法，上下穿刺布料，沪上“顾绣”与姑苏的“苏绣”齐名，海派旗袍若得顾绣相配，华美优雅则更上层楼。“贴”是用布料贴图案，贴了以后把周边用线缝住。“钉”是用一种光片料珠，把它制作成一节一节的、小小的，在旗袍上钉出纹样，在灯光的照射下，自然摇曳生姿。

这9个字是最精辟的总结，其中繁复之处，外人难以想象。仅仅是针法一项，常用的即有“回针”“甩针”“拱针”“一字针”“狗牙针”等十数种之多，没有10年以上的苦功，无法登堂入室。

褚宏生曾回忆，因为老上海的裁缝店竞争激烈，各家都在细节上做文章。单一种“抢针刺绣”技法，就分出正抢、反抢、叠抢三种针法。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熟练裁缝往往得花上3个小时。时令、年龄不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也不同，春节配“如意扣”“凤凰扣”，老太太做寿配“寿字扣”，年轻女子喜欢简单柔美的“兰花扣”“盘香扣”。

讲究的客人，会要求随着月份变化而更改旗袍上盘扣的花型，一年12变。比如宋美龄，往往一种料子的旗袍，就要做12件，每件的盘扣都不同。

就连如今看似朴素的裙摆滚边，在传统的技法里也要滚上三四道，要讲究里外“一马莲叶宽”，手工细缝，一分五一针，针脚宽度绝对要一样，一道工序花上一天工夫是常事。

褚宏生自谦：所谓“神技”，只是做多了，手熟了。“无他，唯手熟耳”是那一代匠人常用的谦语。褚宏生40岁前学技，求的是手熟;40岁后悟道，求的是心熟。心熟之后，技艺不再是刻板的工艺流程，冰冷的尺针、凌乱的线条、材质各异的面料，在褚宏生看来则是眼前女子流动着的气韵，是婀娜摇曳的身姿，是含蓄与性感之间微妙而隐秘的平衡。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剧组在拍摄之前，曾专门赴上海向褚宏生取经。褚宏生则觉得《花样年华》中的旗袍只能算是“戏装”，领子做得太高，美则美矣，穿着实在不舒服。真正的旗袍制作，第一步量体时，主要是在腰身上下功夫，根据体形的不同，匠人需测量26至36处人体部位，其中又以胸、腰以及后腰最细处的“浪腰”至为关键。在这3处，精确的尺寸反而失去作用，褚宏生总结了8个字：“意在眼先，眼在手先。”匠人需要靠自身的经验而非精准的数据来弥补客人体形上的缺陷。

褚宏生的缝纫手艺，常常被仰慕他的人称为“神技”，“神技”之神，不仅是制出的旗袍典雅秀丽、别具风情，而且是从量体开始，褚宏生就用手中的尺、针、刀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十指翻飞，恍如舞蹈，皮尺一揽一滑，毫不停滞，20余个部位，瞬息已经测量完毕。裁剪之时，执刀如同握笔;缝制之时，施针如同操琴，褚宏生的神情专注而温和，如同宋画上的士人。

褚宏生的眼睛就是标准，无论客户高矮胖瘦，一看身形他就知道尺寸。有一次，巩俐需要一件旗袍，脱不开身，助理便拿着照片找到褚宏生："这是她的照片，您先看看……”褚老先生扫了好几眼照片，心里默默地量算着各个数据。多日之后，巩俐就穿着完美合体的旗袍登上了杂志封面。

与量体的要求不同，制版师傅的手法要求绝对精准。在海派旗袍发轫之初，并无制版这一道工序，量体之后，靠匠人经验直接剪裁，尽管优秀的工匠们都能做到分毫不差，但是很多别具风格的旗袍版型却随着匠人的逝去而湮没无闻。海派之所以为海派，就在于不拘成法。如今，制版早就成为海派旗袍制作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不仅留住了板型，也为师徒传承提供了最好的教具。旧社会的裁缝师傅带徒弟，真正手把手教的没有几个。褚宏生中年广收门徒，弟子中人才辈出，并非褚宏生精力过人，实在是有赖于这道制版的工序。裁剪则是最考验匠人心性的工序，褚宏生常说，“死脑筋”做不了“活手艺”，“伺候”好针和剪刀，针和剪才能“活”起来，布料才能“活”起来，旗袍也才能纤秾合度，把穿着者的精气神衬托出来。

中国的匠人极少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在灯光之后、幕布之后，装扮着光怪陆离的舞台，看着粉墨登场的人们一阵阵喧闹，一场场别离。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载浮载沉，他们的宿命最终归复到手中的器物。然而，也有极少匠人像褚宏生这样几经世事巨变，晚年尚能开花结果，将海派旗袍的命脉接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