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小说艺术研究

契诃夫作为俄国文学界在世纪之交诞生的一颗璀璨“明星”，其小说的叙事艺术展示了传统现实主义写作同现代主义潮流的融合，以精心设计的叙述结构与独特的象征手法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小说的发展。契诃夫以文体实验的形式将戏剧美学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不仅形成了个人化风格浓郁的创作底色，也揭示了文学写作发展的诸般可能。

一、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

传统叙事将故事的情节与内容视为小说的中心，而现代主义的崛起则将叙事学的伦理引入到小说的批评中，并进而从根源影响了小说的写作。契诃夫小说的叙事结构显示出作家多元化的艺术追求，其致密的嵌套式叙事结构以多重话语的建构丰富了文本的内涵，改写了传统小说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则突破了传统叙述的封闭性，为小说敞开了宽广的意义空间。

契诃夫小说的叙事结构反映了作家叙事的意图，嵌套式的叙述结构是契诃夫织构小说时的经典结构方式，层层嵌套的叙述层次犹如呈给读者的“魔盒”，使读者循着阅读层层深入发现文本丰富的内涵。如《游猎惨剧》中，表层的叙事结构是主编收到了投稿人邮寄来的文稿，在阅读的过程中深深为投稿人对案情的精心设计而惊叹。但随着主编阅读的深入，他也逐渐发现了叙述中的反常，并警觉文稿中的犯案经过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在投稿人身上的。至此，表层结构中的“故事”便成了深层结构中的“事实”，情节的发展也超出了接受者的期待，为读者们制造了惊喜。嵌套式的叙述结构在表层故事中埋藏深层故事的线索，使不同的话语随着阅读的深入形成二次叙述，并抵达更深的叙述目的。而在层层深入之外，契诃夫也着意以嵌套式的叙述结构延展小说的叙述空间，以拼贴多个叙事结构的方式完成结构的嵌套，使小说形散而神聚。如《草原》中的主人公叶果鲁西卡携同舅舅和神父一同穿过茫茫草原，在主线情节之外还穿插了许多支线结构：他们在穿行的路上遇见酒馆侍者为客人讲述古国神话，倾听船工柯耶拿航海时的经历，参加伯爵家举办的盛大舞会等。不同的叙事场域聚合在同一文本中，共同构成了叙述结构的嵌套模式，不同的话语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却通过整体情绪的契合与同主线结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具有“核凝聚力”的美学特征。

在多变的嵌套式叙述结构之外，契诃夫也专注于开放式的叙述结构，以非封闭的叙述结构颠覆传统小说的闭合结构，扩大文本意义的外延。如《文学教师》中，主人公尼基丁一方面追求奢华富裕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渴望创造个人的切实价值，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当他真正抵达一直渴慕的生活环境时，却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变得平庸。契诃夫并未置任何道德批判于文本之间，也并未在情节的发展中明确尼基丁最终的选择，而是以开放式的叙述结构将丰足的物质与充实的精神孰轻孰重的问题交给了读者，为读者们留下了深沉的思索空间。短篇小说《万卡》中，故事结束在小男孩万卡将没有地址的信件寄给爷爷的情节中，读者虽然明知万卡的信不会被爷爷收到，但还是忍不住设想各种可能性。或许爷爷虽没有收到信，但会来接走万卡，或者某些好心人看到这封信，会寻觅并把信件转交给万卡的爷爷。又或许万卡虽没有获得他人的拯救，但是他凭借自己的主体力量好好长大成人，最终和自己的爷爷团聚。这种开放式的叙述结构会引发读者主观思维的内驱力量，使他们由小说的接受者变为文本的创作者，沿着叙述者的叙述框架继续丰满故事的细节，延续故事的发展脉络，使文本无形中成为作家与读者同构的产物，使读者在阅读与反思中实现对文本的再创作。

契诃夫在叙述结构上的精心设计使小说具有浓厚的个体风格，以独特的叙述形式引发了接受者丰富的心理体验，显示了传统叙事与现代手法结合带来的文学创新。同时，契诃夫的嵌套式叙述结构与开放式叙述结构都共同指向了作家隐含在文本中的叙述策略，以同文本内容契合的文学形式表达故事内容，达成文本形式与内容、作家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现实的高度契合，才能够实现文学的经典化建构。

二、象征技法的美学建构

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与现代主义技法的融合是世纪之交俄国文学发展的背景，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在保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也融合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尤其是象征技法的应用，给契诃夫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契诃夫的象征手法运用极度贴合小说本身的情节，使象征物的表层意义无间隙地融入文本中，同时将其深层意义留给读者不断挖掘与回味。如《幸福》中，作家通过牧羊人与管事之间的对话，串联起当时俄国社会各阶级的生存状态，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愈发感受到充当背景的“羊”在文本中的象征意味。象征物“羊”隐喻着两种不同的人，前一种人对外界的变化无知无觉，对现状是毫无改变的想法;而后一种人则对外界的变化有独立的认知，正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现状，奔向理想的目标。《新别墅》中的象征物“桥”则象征着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渠道。科切夫为新婚妻子叶莲娜搭建了美丽的庄园，这座庄园通往外界的通路是一座精致的小桥。但是，这对夫妇却被周围的居民视为侵入他们社区的“外来者”，邻人的排斥最终使得这对夫妇难以久居，当夫妇俩卖掉庄园时，“桥”也随之变得破败与萧索了。“桥”的破落显示了人际沟通的失效，在桥梁的表层意义之外有了更深厚的隐喻意义，拓宽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在具体的物象之外，契诃夫也擅于运用抽象的象征物隐喻人物的性格或环境的氛围，这种形而上的象征物含蓄地反映着人物的底色或文本的基调。如《我的一生》中，身为建筑师的父亲笔下的“建筑风格”也象征着父亲本人的风格：“冷硬的线条勾勒出建筑的轮廓，砖石的色泽是黝黑的，又黑又笨重的烟囱上盖着铁丝网，铜制的公鸡形状风向标直插在房檐上。”主人公的父亲正是这样一个老派、严肃、不懂变通的人。《新娘》中，女主人公在新婚前夜始终幻听到“窗边的敲击声”，实际上这“敲击声”既象征着外面的世界对女主人公的召唤，又象征着女主人公对“自由”的向往，“敲击声”在不断提醒她挣脱现在的处境。后来，女主人公果然循着内心声音的指引远离家乡，追寻理想的自由生活去了。契诃夫借象征物表达的是潜隐在细节深处的思索，象征物与小说情节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这使契诃夫小说的象征艺术含蓄而深邃，值得反复在阅读中赏味。

注重象征技法在文本中的运用表现了契诃夫对读者主观印象的重视，他改写了传统小说中对具体情节及人物的重视，着意于捕捉文本中存在的整体氛围、情境或情绪。这种写作姿态或可以被冠以“印象主义文学”之名，它与象征技法存在内在的呼应，都以微妙的方式向读者传递着情感上的暗示，使小说不仅在传统的叙事情节上更在整体的氛围上感染读者的心灵。如《万卡》中的小男孩在深夜写给爷爷那封没有收信地址的信，整个故事并无明显的情节线索或高潮，但是那种凄冷的氛围与忧郁的情绪却始终触动着读者的悲悯之心，以氛围带动情绪的升华。而《姚内奇》中对自以为陷入与图尔金小姐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的描写更是印象式的，契诃夫并不去直言姚内奇的内心因浪漫的幻想产生了怎样的甜蜜，而是以印象主义绘画式的笔法描绘了他眼中的画面：“月色温凉如水地倾洒在地面上，这没有生命的园地，伫立着壮硕粗粝的黑柳。每个寂静的坟茔都蕴藏着无尽的恬静，归入令人平静、愉悦的永恒之地。”印象式的描写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主人公受爱情魔力影响之深，连眼前幽静、阴森的景色也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作家无须平白直露地写出主人公的内在思想，而读者对主人公情感的变化已深有体会。

象征技法与印象主义美学的融合使契诃夫的小说具有独特的品质，流露出一种诗化了的质地，这些小说没有故意设计波澜起伏的情节，却处处令读者倍感作家的匠心独运。反复出现的物象也不仅成为织构故事的叙事手法，而且成为叙事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乃至成为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的叙事动因。

三、戏剧品格的交汇融合

契诃夫兼具剧作家及小说家的双重身份，身份的重叠必然导致其小说创作与戏剧创作文体特质的互渗，使其小说创作带有戏剧的品格。契诃夫对戏剧美学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中得到表现，这使契诃夫的小说带有独特的个人化风格。戏剧作为与小说异质的文体形式，带有重视情节冲突、擅于刻画整体性情境及重视叙事节奏的特质，而这些文体特质融合到传统的小说叙事中，便带来出乎意料的叙事效果。

戏剧为了制造引人注意的冲突会在叙事情节的布设中故意制造“突转”“延宕”或“加速”的戏剧效果，通过“突转”去引发出乎观众意料的转折，利用“延宕”或“加速”调节情节的发展速度以延长关键情节的叙述时长，或者缩短非必要情节的叙述篇幅，以免造成戏剧情节的赘余。契诃夫将戏剧文学中的叙述节奏把握引入到小说叙事中，以“延宕”和“加速”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效果。如《苦恼》中围绕主人公约拿展开叙述，契诃夫在开始便为读者奉献了一尊受难者的雕像：“昏沉的天色中，几盏街灯被灰暗的夜色包裹着，车夫约拿佝偻在湿漉的雪地中，被积雪覆盖的衣裳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他唯一的儿子在不久前追随他死掉的妻子去了……”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在小说开头便以背景的形式呈现出来，开门见山的“加速”为的是尽快进入情节的高潮部分。而后作家又刻意制造了几次“延宕”，当约拿想要从悲伤孤独的境地中解脱，积极地与外界建立联系时，他所遇到的客人们却无法成为他倾诉的对象。冷漠的军官以闭眼小憩拒绝了他的诉苦，三个青年人也只顾着吵闹，读者眼看着约拿倾诉的意图次次落空。此时，读者的心中不免焦急起来，他们迫切地想要有人来安慰这个蒙受不幸的人。终于，约拿遇见了与自己相熟的车夫，这一具有满足读者愿望之潜能的角色也将读者的阅读期待推升至高潮。但契诃夫却有意运用“突变”来进一步深化戏剧效果，车夫因疲累而来不及倾听约拿的倾吐便沉沉睡去，使读者的期待再次落空。此时，读者便不得不意识到作为隐含叙述者的作家在叙事节奏上的有意识把控，以及这种把控带来的叙事效果。最终，约拿将心事倾吐给了陪伴在他身边的小马，动物以其独特的方式治愈了主人公的心伤，读者的期待终于在多舛的情节中得到了满足和回应。契诃夫正是通过将戏剧文学的叙事技巧引入到小说中，才取得了高潮迭起的叙述效果，以较短的篇幅承载了复杂的叙事内容与思想深度。

同时，契诃夫也深受戏剧美学的影响，十分重视小说中整体情境的描绘，运用稳定集中的人物与时空在小说中呈现“戏剧舞台效果”。他的小说经常调用有限的人物支撑其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如《歌女》《厨娘出嫁》《在海上》等，只运用三四个主要人物来完成情节的织构，近似于戏剧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明星”，使读者阅读的注意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同时，契诃夫也重视保持叙事情境的稳定性，其小说叙事的时空往往集中于固定的叙事空间、既定的叙事时间节点。如《变色龙》中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在面对一只身份不明的小狗时，他的脸色随着小狗主人身份的变化而几次三番地发生改变，但叙事的整体情境就限定在“广场”这一具体的地点。《胖子和瘦子》中两位主人公久别重逢，从叙旧中瘦子得知胖子已是“三等文官”，朋友平等相交的氛围陡然变得奇怪起来，充满了“突转”的情节使读者对文本保持着高度的注意集中。其间不乏对两位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与肢体变化细节的描写，但故事发生的情境却始终集中在“火车站”这一特殊的场域。这种稳定的整体情境与人物关系建构结合，由此引发的丰富而集中的矛盾，体现了戏剧美学中的“三一律”在小说文体中的化用。

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正处于经由传统向现代性转化的节点，契诃夫的创作正处于这种转化的影响下，显示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织的特色。契诃夫以隐含作者的立场精心设计叙事策略，在传统的小说叙事中融入象征技法与印象主义美学，代表了俄国文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他将戏剧美学化用到小说的创作中，这种文体交融的实验对近代小说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项目“唐·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美学与政治性批判”（项目批准号：WGW18108）;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度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江西红色文化旅游外宣翻译研究”（项目批准号：YY20215）。